當“和平”被另起爐灶：新西蘭的拒絕與世界的警惕

文︱劉瀾昌

“和平委員會”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令人難以拒絕的道德重量。和平，向來是國際政治中最具正當性的詞匯之一，幾乎沒有國家會公開反對。也正因為如此，當它被誰提出、以什么形式出現，反而更值得警惕。新西蘭在惠靈頓給出的答案，并不喧嘩，卻格外清晰：不加入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所謂“和平委員會”，至少不以“目前的形式”。

這一拒絕發生在一個并不陌生的背景之中。瑞士達沃斯，全球政治與資本慣常交匯的舞臺，特朗普與十余個國家和地區代表簽署文件，宣布啟動“和平委員會”，聲稱將首先處理加沙問題，繼而延伸到“其他沖突”。文件之外的含義，卻遠比字面更為復雜。美方并未掩飾對聯合國體系長期運轉不滿的情緒，這個新機構的構想，自然被解讀為一種“另起爐灶”的嘗試。

新西蘭的態度因此顯得耐人尋味。總理拉克森的表述謹慎而克制，“不以目前的形式加入”，留下了一定的外交回旋，卻沒有模糊立場。外長彼得斯則把話說得更直白一些：任何所謂的“和平機制”，都必須與《聯合國憲章》相輔相成。這不是一句程序性的外交辭令，而是對國際秩序基本結構的公開強調。

在當下的國際體系中，新西蘭并非大國，卻是典型的規則型國家。它依賴多邊機制，也受益于多邊機制。正因為如此，它對任何繞開聯合國的設計，天然保持警覺。所謂“和平委員會”，如果只是補充性平臺，強化聯合國的調解能力，并不會引發如此明顯的分歧；問題在于，這一機構從構想到啟動，幾乎完全游離于聯合國框架之外，其合法性來源更多依托于美國的政治動員，而非普遍授權。

聯合國并不完美，這幾乎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安理會長期受制于大國博弈，決議執行乏力，沖突調解時常陷入僵局。但這些缺陷并不意味著可以隨意棄置規則。相反，聯合國的權威，正是在不斷被質疑、被修補的過程中維系下來。一旦主要大國選擇繞行，規則型中小國家所倚賴的制度基礎便會隨之松動。

特朗普式的制度想象，并非首次出現。在他的政治語言中，多邊機制往往被描繪成效率低下、約束美國行動的障礙。從退出世衛組織，到對多邊貿易體系的反復沖擊，一條清晰的脈絡始終存在：將復雜的制度問題，轉化為可以通過“重新談判”“重新組群”解決的政治工程。“和平委員會”正延續了這一邏輯，把本應在聯合國體系內討論的和平議題，放置在一個由少數國家主導的新平臺上。

加沙問題因此成為一個關鍵入口。沖突的慘烈與人道危機的緊迫性，使任何“快速行動”的承諾都顯得誘人。但問題從來不只是速度，而是方向。誰來界定和平的目標，誰來決定調解的邊界，誰又擁有最終的話語權，這些都無法回避。若和平被重新包裝為一種由強權主導的政治安排，它很容易從解決沖突的工具，滑向塑造秩序的杠桿。

新西蘭的拒絕，在這一點上顯得格外冷靜。作為聯合國“重要創始會員國和長期支持者”，彼得斯的表態并非懷舊，而是現實考量。對新西蘭而言，聯合國不僅是一個象征性的舞臺，更是保障其安全與外交空間的制度屏障。一旦這種屏障被削弱，受影響的并非某一場具體沖突，而是整個國際體系的可預期性。

這種擔憂并非孤立存在。圍繞“和平委員會”的輿論反應，已經超出了對某一政策工具的討論，而指向國際秩序的走向。一個平行于聯合國的機構，哪怕以“和平”為名，也意味著規則被重新分層：有的國家在規則之內，有的國家在規則之外；有的沖突進入“委員會”的視野，有的則被邊緣化。制度的選擇性，往往比公開的對抗更具破壞性。

值得注意的是，新西蘭并未將話說死。“目前的形式”這一限定，透露出一種并不激進的立場：問題不在于和平本身，而在于路徑。這種表述方式，既保留了與美國溝通的空間，也明確了底線。對一個中等規模的西方國家而言，這是典型的理性外交選擇。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一事件折射出當今國際政治的一個核心張力：效率與合法性之間的拉扯。快速、靈活的小機制，確實可能在短期內推動議題進展，但它們往往以犧牲包容性和長期穩定為代價。聯合國的緩慢與笨重，并非偶然，而是多邊妥協的必然結果。否定這一點，等同于否定規則本身。

和平并不是一份可以隨意簽署的文件，更不是一個可以被隨時更名、重組的機構。它需要被嵌入規則，需要被承認的合法性支撐，也需要被長期維護。新西蘭的選擇，并不會改變“和平委員會”的存在與否，卻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參照：當規則遭遇繞行時，沉默本身也是一種立場。

世界并不缺少關于和平的倡議，真正稀缺的，是對制度邊界的尊重。惠靈頓的這一次拒絕，看似低調，卻在紛繁復雜的國際語境中，留下了一條清晰的線。和平如果要成立，它首先必須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