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好戰分子“冒頭就打”，是中國要肩負起的歷史責任

最有可能出兵阻撓中國統一大業的反而有可能是日本，因此于對日本右翼好戰分子“冒頭就打”，反而成為了中國的歷史責任。

1月29日的中國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新聞發言人蔣斌強調，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日本右翼推動“再軍事化”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中國將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一道，堅決抵制軍國主義幽靈再現，堅決捍衛戰后國際秩序和國際公平正義。

那么日本右翼的野心是如何顯現出來的呢？是80多年來始終如此？還是找到了什么樣的契機呢？

一是最初的自我懷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日本并不是這樣。當時，作為戰敗國，日本的安全觀建立在深刻的自我疑懼之上。在那一時期，盡管日本已經被美國占領，但日本最擔心的不是美國軍隊，而是擔心內部力量再一次失控，軍國主義勢力再次崛起，進而將日本再次拉入深淵。

為了應對這一擔心，日本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務實舉動。

法律層面，日本確立了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將防衛行動嚴格約束在法律條文之上；

國防層面，1970年日本首部《國防白皮書》提出“專守防衛”概念，并在1981年將其上升為國家防衛的基本方針，其核心定義是國家受到攻擊之后才能行使自衛權，而且必須在最小的限度里；

具體到自衛隊，1954年日本參議院通過決定，明確禁止日本自衛隊海外行動。

這些政策與日本和平憲法第9條給日本行動建立了一套剎車機制，盡管有了這套機制之后，日本變成了一個非正常國家，但迎來了長久的和平，這一狀態一直持續到1990年。

二是早期的蠢蠢欲動。1990年以后，中國的崛起、朝鮮對核武器的追求，讓日本一些勢力找到了借口。這一時期的日本上下都認為，“外部威脅”已經大于內部威脅，日本應該將安全重心放在應對“外部威脅”上。

于是，日本開始醞釀冷戰后國家的轉型，1991年在海灣戰爭中，日本首次突破禁忌，派遣自衛隊幫助美國到波斯灣去掃雷，之后，日本自衛隊開始積極參與國際行動，日本軍隊正式走出國門。

幾乎是同一時期，部分日本精英開始探討，能否修改日本憲法第9條，使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相關的討論一直持續到2012年，盡管長期處于藏著掖著的狀態，但這種趨勢已經出現。

三是明確的右翼追求。2012年之后，日本進入安倍晉三長期執政時期，普通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成為日本的明確追求，日本的防衛觀也進入加速異化的狀態。

2013年12月，安倍政府出臺首部《日本安全保障戰略》和新的《防衛計劃大綱》，提出構建綜合機動防衛力，標志著日本的安保政策出現標志性轉變；

2015年安倍政府強行通過所謂的新安保法案，從法律層面解禁集體自衛權，而且首次提出危機存亡態勢的說法，允許日本在未受到直接攻擊，為保護其他關系密切的他國時也可以動用武力；

幾乎是同一時期，日本還放棄了武器出口三原則，轉而修改成了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給日本軍火商打開了國際貿易的大門。

四是最后的右翼瘋狂。安倍去世之后，幾經輾轉，被稱為女版安倍的高市早苗上臺，日本防衛觀進一步異化，已經呈現出危險的返祖跡象。

首先高市早苗高調宣稱要繼承安倍的右翼衣缽，在臺海等相關問題上，頻頻向中國發起挑釁。其次持續加大對軍隊的資金支持力度，按照原計劃，日本實現防衛經費占GDP2%的目標應該在2027財年得到實現，但2025年就已經提前實現，而且還修改了安保三個文件，并討論能否與美國共同研發核潛艇。

這已經讓日本人的獠牙圖窮匕見，但重頭戲還在后面。2025年11月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中國臺灣問題稱為“存亡危機事態”，這與1890年山縣有朋為了侵略中國和朝鮮，炮制出的利益線理念如出一轍。

該理念主要強調，本國領土邊界會無限延伸到域外地區，而延伸所在區域都是利益范圍，可以此為借口對外發動戰爭，所以說目前右翼化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日本社會思想轉了一圈后，又回到了130年。

而且更加不可忽視的是，目前日本右翼已經將正常國家化和歷史修正主義作為執政的首要目標，正在孜孜以求地推進。

美國想要享受美日同盟的利好，但又不愿意花費更多經費，所以要讓日本加快武裝步伐，承擔更多責任。

而且在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日本防衛產業為了追求更多效益，正在通過游說集團持續對日本政治施加影響。

三者相互作用，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未來一段時間，日本仍會繼續加速武裝。

當前中美關系處于穩中向好的狀態，如果未來中美關系有任何風吹草動，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馬前卒，確實有可能進一步加速武裝，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綜上所述，意識到了推動日本右傾化的內生動力，也了解到了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重新跌入軍國主義深淵的，對此，我們更要清醒地認識到，未來最有可能直接插手我們統一大業的不是美國，大概率是日本。

所以我們要加強對日本的了解，做好應對日本的方案，這樣才能在未來的博弈中爭取更多主動權。

文｜蘆增林 外交學院戰略、供應鏈研究方向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