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安德烈》：通往自我成長的追憶之路

　　■練韜

　　近期熱映的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引人注目之處在于，這是由演員董子健執導的首部作品。何況，還有同名原著小說作為“前文本”，這無疑拉高了觀眾的期待值，我們等待著董子健完成一場華麗的轉身，期待他由演員轉身為導演，期待他借助影視，賦予原著小說以活化和升格，更進一步說，是為風頭正盛的東北“文藝復興”開拓一種新的藝術表達和美學風格。畢竟，青年導演執導的作品，總會給人帶來各種關于“新”的想象、訴求和愿景。

　　這部電影的確給人帶來了驚喜。作為董子健執導的首部作品，《我的朋友安德烈》沒有凌虛蹈空，恰恰相反，給人的觀感是完整、成熟和穩健。董子健用恰如其分的情境塑造和恰到好處的敘述節奏，以及足稱嫻熟的敘述手法，向觀眾和業界表明，他的確具備當導演的能力。當然，這部電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模式化、套路化的問題，荒涼、陳舊、破敗的街道、工廠和社區，疲倦、萎靡、煩躁的人生狀態，低回、哀傷、壓抑的樂調，這些元素，無疑又給已然陷入程式化困局的“新東北文藝”再粘上一層固有的標簽，不斷加深久已有之的刻板印象。不過，瑕不掩瑜，電影還是出彩的。它重構了原著小說對安德烈這一形象的理解與設計，乃至重新講述了一個具有成長哲學、人生哲學甚至是歷史哲學意味的故事。

　　電影開篇，“我”的父親遽然逝世，在回去奔喪的飛機上，“我”與老友安德烈久別重逢。在這里，“我”父親的離世，作為一個嵌入性的事件，將“我”和安德烈重新扭合在一起，原本彼此分岔的命運道路就此合轍，他們開始重新孵化生命經驗和歷史記憶。于是，一段段長滿斑痕和瘡疤的記憶漸次浮起。而后，由于天降暴雪，飛機不得不迫降，“我”和安德烈又踏上了充滿波折的返鄉之路。返鄉之旅，是原著小說中沒有的。原著里，安德烈的故事和形象，主要經由“我”的回憶來搭建。而電影借用了公路片的拍攝思路，讓人物的行動、心理和記憶在跌宕的行旅中漸次展開，電影的雙線敘事就此鋪展，增強了敘事的立體感和層次感。

　　此外，關于安德烈這一角色，電影賦予了其更多元的解讀可能性。并且，每一重的解讀路向，最后得出的結論可能千差萬別。在原著小說中，安德烈是真實存在的，他原名安德舜，自小特立桀驁，長大后就罹患了——準確地說，是被診斷為患上了精神疾病。安德烈就像魯迅筆下的狂人，他們其實都屬于早慧者，但最后都被定性為精神疾病患者，被強行按入歷史的塵堆里，令人為這些獨異個人的命運感到嘆惋。而在電影中，安德烈卻撕掉了這個標簽，他時而能認出李默，時而又不能。這意味著，安德烈沒有完全在歷史里走失，他在時代的漩渦里時而浮出、時而沉沒，若即若離。

　　種種跡象又表明，電影里的安德烈未必在這世上真實地存在著——或者說，只在電影中的一部分敘事時間里真實存在著。他可能是個幽靈、是個符號，或者是“我”虛構出來的另一個自我。在飛機上，安德烈沒有認出“我”是誰。但眼前的“安德烈”卻知道李默，也知道李默是自己的朋友，甚至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去給李默的父親吊喪，但他卻不認得眼前的“我”就是李默。這說明，在“安德烈”那里，只剩下一個過去的、關于朋友李默的形象和記憶。所以，這個“安德烈”是活在過去的，他被困在了舊日的時光里。因為真正的安德烈早在上初二那年就已“死”去——仗義的安德烈為“我”出頭，在校長辦公室門口張貼大字報，控告班主任孫老師篡改成績，繼而遭到學校開除。安德烈的父親盛怒之下，在懲戒中失手，用一盆滾燙的熱水結束了安德烈年輕的生命。電影雖未明說，但許多細節都在暗示著這一點：安德烈的父親被逮捕后，“我”和父親在澡堂里泡澡時，父親卻莫名其妙地說了一句，“誰沒見過死人”；除夕夜，“安德烈”來到“我”家，“我”興高采烈地邀請他一起吃餃子，可父親卻不尋常地沒有招呼他……這些跡象都表明，安德烈可能已經不在了。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我”是在奔喪的途中，才和“安德烈”久別重逢……

　　更重要的是，安德烈的死亡被“我”看在眼里，成了“我”無法抹去的創傷記憶。“我”在記憶里反復逡巡，終于招得安德烈“歸來”，也昭示著“我”試圖與過去的創傷記憶和解。奔喪之旅成為自我救贖之旅，“我”也在對往事的追溯和打撈中，重構了自我認同，走出了那段陰郁的往事。影片最后，溫潤的《明天會更好》的合唱聲響起，是為曲終奏雅。這讓人聯想起兩年前熱播的電視劇《漫長的季節》，末尾那句“往前看，別回頭”，這意味著療愈，更指向救贖。這或許也是新東北文藝在寒涼的基調之上，共同追求的那一抹暖色。

　　另一方面，安德烈也有可能是“我”虛構出來的另一個自我。安德烈的存在，對應著“我”性格中缺失的那部分。“我”自卑、怯懦，而安德烈則自信、勇敢，正是在安德烈的陪伴下，“我”的成績得到奇跡般的提升，“我”也走出了母親離家出走所帶來的恐懼。在這個意義上，安德烈（Andre）的本義勇猛、陽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詮釋。電影講述的，也就是一個關于自我陪伴和自我成長的故事，是“我”如何從軟弱變得堅強的曲折成長之路。遽遭喪父之痛的“我”，在恍惚間再度召喚了曾經的精神伙伴安德烈，陪伴自己去面對新的風雨。我們會沿著這個思路懷想，是否每次遇到難題，“我”都會召喚出心中的安德烈來共同面對？而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是否也虛構過屬于自己的安德烈？

　　質言之，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相比于原著小說，在安德烈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既解構又建構的，“安德烈”成為一個滑動的能指，由觀眾為其填充不同的語義。于是，電影得到相當程度的敞開，變得更有現代感。安德烈的故事，從一個書寫獨異他人的“外向型”故事，被演繹為關于自我的、向內的故事。臨近尾聲，“我”與少年安德烈在一處廢棄廠房內重逢，安德烈的問詢是讓人心酸的：“李默，你說好成年后就來找我呢？”這就是說，安德烈的故事到最后，歸于空無。不禁想到著名作家李洱在小說《花腔》里提及的關于洋蔥的妙喻：“洋蔥的中心雖然是空的，但這并不影響它的味道，那層層包裹起來的蔥片，都有著同樣的辛辣。”安德烈的故事似乎也是“空”的，但我們看安德烈的故事時，仍如剝洋蔥那樣，止不住地淚流滿面。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學創作與批評方向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