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9月下旬，北平。
第一屆政協會議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當新中國副主席的最終人選公布時，會場里的氣氛頓時變得微妙起來，臺下的議論聲此起彼伏。
因為名單上那個顯眼的名字：李濟深。
代表們的抵觸情緒完全可以理解。
在不少人眼中，李濟深這三個字，就等同于舊軍閥，是標準的反動勢力。
畢竟，這位曾經的國民黨大佬，手上是沾過紅軍鮮血的。
讓這樣一個人坐上副主席的高位，大伙兒心里這道坎過不去。
眼看著場面有些控制不住，周恩來站了出來。
他沒有長篇大論，只扔出了一句分量千鈞的話：
“要是當年咱們聽了李公的建議，紅軍大概率就不用去走長征路了。”
乍一聽，這話像是在強行給李濟深“貼金”，可要是翻開歷史的老皇歷仔細盤一盤，周恩來說的一點水分都沒有。
這后面，其實擺著兩本完全不同的賬簿。
一本記的是“私人恩怨”，另一本記的是“政治大局”。
咱們先把那本“恩怨簿”翻開看看。
這不僅僅是黨派之間的公仇，更夾雜著周恩來刻骨銘心的私恨。
把時針撥回1927年。
蔣介石撕破臉皮，發動“四一二”政變，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
那會兒，李濟深坐鎮廣東，是老蔣倚重的左膀右臂。
接到南京的密令后，他在廣州搞了個“四一五”清黨，查封農會，無數工人倒在槍口下。
最讓人揪心的是，他的黑名單上還有一個特定的目標：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
當時的情況萬分危急，鄧穎超剛剛經歷了一次極度痛苦的難產，正虛弱地躺在醫院里。
為了躲過李濟深的搜捕，她不得不拖著病體，在兵荒馬亂中連夜逃亡。
這一番折騰，徹底摧垮了她的身體底子，導致她終身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
對任何一個男人而言，這都是斷子絕孫的深仇大恨。
按常理推斷，周恩來最有理由站出來，一票否決李濟深的任職資格。
可偏偏周恩來沒這么做。
他把私人的賬本合上了，拿出了第二本賬——“政治賬”。
這就得說說他那句“紅軍不用長征”的典故了。
故事要追溯到1933年。
那會兒，李濟深已經跟蔣介石徹底鬧翻了。
由于極力反對內戰，李濟深被剝奪了軍權。
而在福建前線，他的兩位老部下——第十九路軍的蔣光鼐和蔡廷鍇，正處在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蔣介石逼著他們去圍剿紅軍。
可這兩位將軍剛在上海跟日本侵略者血戰過，骨子里是一百個不愿意把槍口對準自家同胞。
中間有個小插曲特別耐人尋味。
蔡廷鍇為了請蔣光鼐出山主持大局，特意跑回蔣的老家。
蔣光鼐一見這陣仗，猜到是要談打仗的事，直接拿話堵回去：“我老家的荔枝熟了，味道絕了，咱們只吃荔枝，不談國事。”
直到蔡廷鍇撂下狠話：“你要是不肯出山，我也解甲歸田回家種地去。”
蔣光鼐這才勉強點頭，答應去福建走一遭。
這一去，他們就跟老上司李濟深拍板定下了一個大計：聯手共產黨，反抗蔣介石，一致抗日。
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福建事變”。
李濟深在福州另立山頭，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跟南京政府叫板。
這在當時，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翻盤良機。
從地圖上看，如果十九路軍在南，中央蘇區的紅軍在北，兩家聯手，就能對蔣介石形成完美的夾擊之勢。
那會兒，國民黨的主力部隊還沒來得及對蘇區形成鐵桶一般的包圍圈。
李濟深表現得誠意十足，主動向紅軍示好，雙方甚至連停戰協定都簽了。
可誰能想到，這筆足以改變歷史走向的“大買賣”，最后竟然黃了。
壞就壞在當時掌握中共中央實權的博古、李德那幫人身上。
他們死抱著教條主義不放，認死理兒地覺得，李濟深、蔣光鼐這些國民黨將領都是“中間派”，是不可信的舊軍閥，必須打倒。
結局是慘痛的：紅軍主力在那兒干瞪眼，看著蔣介石調集重兵，先把孤立無援的十九路軍一口吃掉，回過頭來再全力圍剿紅軍。
福建事變煙消云散，十九路軍被迫解散，李濟深流亡香港。
緊接著，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逼無奈，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長征路，從浩浩蕩蕩三十萬人打到最后只剩三萬火種。
所以說，周恩來那句話是一針見血：要是當年抓住了李濟深遞過來的這只手，中國革命的歷史或許真得重寫。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到了1948年，眼看解放戰爭勝利在望，周恩來卻把護送李濟深北上，當成了頭等大事來辦。
這不光是為了彌補當年的遺憾，更是為了構建新中國的政治版圖。
李濟深雖然手里沒兵了，但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威望還在，是一面旗幟。
當時李濟深寓居香港，處境那是相當兇險。
美國人想拉攏他搞“第三勢力”，企圖分裂中國；蔣介石派出的特務時刻準備暗下毒手；港英當局也在暗中死死盯著他。
在李濟深位于半山的寓所對面，有個不起眼的雜貨鋪。
那是特務設的眼線，透過窗戶，正好能監視到李濟深家門廳里的衣帽架。
特務的判斷邏輯很簡單：只要衣架上那件大衣還在，就說明老頭子沒出門；大衣不見了，人就是走了。
負責執行這次絕密護送任務的，是中共赫赫有名的情報天才潘漢年。
為了把李濟深神不知鬼不覺地弄走，潘漢年精心設計了一出好戲。
1948年圣誕節，李濟深家里張燈結彩，大擺宴席，賓客盈門，熱鬧非凡。
這既是過節，也是放煙霧彈。
夜深了，客人們陸陸續續散去。
按照預定計劃，李濟深準備動身去碼頭。
走到門口，他下意識地伸出手，想去拿衣架上那件常穿的大衣。
就在指尖快要碰到衣領的一剎那，潘漢年突然伸手攔住了他。
“別動，大衣得留下。”
潘漢年的反偵察直覺敏銳得嚇人。
他早就摸透了對面雜貨鋪里那雙窺探的眼睛。
他壓低聲音解釋：那件大衣就是特務眼里的“平安符”，人走了，大衣必須掛在那兒演空城計。
就這么一個微小的細節，成功騙過了對面的眼線。
特務透過窗戶看到大衣還在，以為老頭子累了在家睡覺，便放松了警惕。
而另一邊，李濟深已經在潘漢年的掩護下，悄悄登上了一艘蘇聯貨輪“阿爾丹號”。
為了確保護航萬無一失，這艘船沒敢直飛北平，而是在茫茫大海上漂了十幾天，繞了一個大圈，最后在大連軍港秘密靠岸。
1949年，當李濟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他不僅僅是一個副主席，更是一個鮮活的政治符號。
他在場，就證明了新中國不是清一色的獨角戲，而是海納百川的大合唱。
周恩來之所以能把殺妻害子的血海深仇壓在心底，力排眾議把李濟深推上前臺，是因為他心里那本名為“國家前途”的大賬，算得太透徹了。
在這個復雜的世界上，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永遠是政治的第一鐵律。
至于那些過往的恩恩怨怨，在國家民族的宏大未來面前，都必須讓路。
這，才叫政治家的胸襟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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