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在網絡上我們時常稱呼俄羅斯為戰斗民族,只因俄羅斯的民族個性確實彪悍勇猛。然而,這些年我們漸漸接受了,原來我們自己才是真正的戰斗民族。因為中國是一個崇尚英雄的民族,這種對英雄的普遍敬意與認同,已深深地融入了中華文化血脈中,成為了我們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因此,每個中國人都有英雄情結,我們在崇拜英雄的同時,也愿意在關鍵時刻,挺胸而出成為為國為民的英雄。
那24年來,年年被呼喚的81192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當年在朝鮮為了中國的和平安寧浴血奮戰在異域戰場上的志愿軍亦是英雄;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四萬萬不屈抗爭的人們,也都是我們的英雄。可以說,在中國的歷史上代代有英雄,才能造就我們如今祥和幸福的生活,而這也使得對英雄的崇拜,成為了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雖說人人皆有英雄情結,但要說清楚什么是英雄似乎卻有點難。估摸著隨便問起個中國人,什么是英雄,估摸著除了戰場上的先烈門,人們最具象的印象就是當年張藝謀導演的那部《英雄》中,那為民顧大義,為國不惜身,為大局而舍小己的無名,毫無疑問他最后的抉擇便是一個英雄的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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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何為英雄?
若要從詞源上來考據,“英”字本意為花蕊,但漸漸地被引申為精華、杰出的意思,《淮南子·泰族訓》中便有“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雄”原本指強健的陽鳥,但漸漸地也成為了勇武與力量的象征,《說文解字》中便有“雄,鳥父也”之說。
而這“英”與“雄”的聯璧最早則見與東漢班彪的《王命論》:“英雄陳力,群策必舉。”只是英雄這個概念的雛形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時至漢代,劉邵的《人物志》專設了英雄章,還對英雄給出了經典定義:“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 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
然而英雄觀在歷史上也是經歷過系列的演變的。先秦兩漢時期的英雄多是受命于天,與天命王權不可分離的,最典型的便是《史記》中所塑造的帝王將相。到了魏晉唐宋,英雄的概念有了多元化的趨勢,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就標志著英雄的標準開始超越出身門第;唐宋時期邊塞詩人們歌頌的衛青、霍去病等將領,或是杜甫筆下憂國憂民的志士,還有蘇軾詞中那羽扇綸巾的周瑜都共同豐富了英雄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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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英雄的崛起則是在元明清時期,此時《三國演義》禮義薄云天的關羽、《水滸傳》中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則標準著英雄的觀念已悄然從帝王將相延伸到民間義士了。到了近代,英雄的標志再次被重構。自從鴉片戰爭后,林則徐、鄧世昌等民族英雄涌現,孫中山提出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新英雄觀。而抗日戰爭時期,人民英雄概念的確立,讓英雄的評定標準轉向對民族、人民的貢獻,至此依舊對我們產生了深厚的影響。
但到了如今和平的年代,英雄的定義便更加的多元化和去神圣化了。這些年的新聞事件中,平凡的英雄和職業英雄被廣泛地認可了。在崗位上精益求精的“工匠”;在災難中逆行的消防員、醫護人員;在平凡生活中堅守善良與責任的普通人,都被賦予了英雄的光環。
其實,對于中國人來說,“英雄”不僅僅只是一個贊譽之詞,它更是承載著一套深刻復雜且不斷演變的倫理價值體系,本質上便是對崇高品格和為國家大義無私奉獻精神的認同與追求。
因此,“英雄”在中國歷史上的精神內核其實可以概括為:
一種對“道義高于生命”的價值選擇。
一種對“家國重于個人”的集體認同。
一種“堅韌不屈、自強不息”的生命意志。
一種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
雖說隨著時代的改變,英雄的具體形象和誕生的領域也不斷地在改變著,但那種源自歷史深處的,對英雄精神的敬意卻從未改變。正是它,讓我們這個民族在風雨中能夠始終保持堅韌與凝聚力。讓我們戰斗數千年而屹立不倒,可見我們是擔當得上戰斗民族這個稱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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