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9年深秋，黃岡那片連綿的大山里，半夜三更鬧出了一場驚天動地的亂子。
幾十號新四軍戰(zhàn)士，一個個跟紅了眼的公牛似的，吵吵把火要下山去劫法場。
攔在路中間的不是外人，恰恰是平日里最護犢子的大隊長張體學。
就在大伙兒推推搡搡的時候，張體學做出了個讓所有人心臟驟停的動作——“咔嚓”一聲，他把駁殼槍上了膛，槍口直挺挺地對著這幫生死兄弟。
他咬著后槽牙吼出一句：“誰敢動一下，我立馬讓他見閻王！”
弟兄們拼了命想救的那個女人，身份太特殊了。
她既是隊里的衛(wèi)生干部，也是張體學明媒正娶的老婆，肚子里還揣著快足月的娃娃。
媳婦眼瞅著要掉腦袋，當男人的卻拿槍逼著手下不準動。
乍一看，這心腸硬得像石頭，絕情到了家。
可要是把你擺在當時那個位置，算清楚張體學心里的這筆賬，你就不得不承認，這恐怕是他這輩子做得最對，也最剜心的一個決定。
這事兒還得把日歷往前翻一年。
1938年10月，武漢那邊仗打輸了，正規(guī)軍的大部隊都在往大后方撤。
那會兒局勢亂成了一鍋粥，日本鬼子進來了，國民黨軍隊為了保住自個兒那點家底，經(jīng)常是還沒看見敵人的影子就先跑沒影了。
就好比黃岡縣城丟的時候，守城的國軍基本就是作鳥獸散。
可偏偏就在這股潰敗的洪流里，有一支才幾十人的小隊伍，硬是頂著人流往回沖。
領頭的兩個漢子，一個叫羅厚福，另一個就是才23歲的張體學。
這兩人膽子大得沒邊：手里沒家伙，就去撿國軍扔在路邊的爛槍；沒兵，就收攏那些被打散的傷號和甚至還沒放下鋤頭的老鄉(xiāng)。
他們把“新四軍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的大旗一豎，就像一顆銅豌豆，死死地嵌在了麻城和黃岡交界的地界上。
這時候，怪事發(fā)生了。
那些裝備精良的正規(guī)軍守不住的地盤，這支由殘兵和莊稼漢湊起來的雜牌軍不光站穩(wěn)了，還像吹氣球一樣迅速膨脹。
也就是半年光景，隊伍從最開始的一百來號人，猛地竄到了1300多。
他們不光敢去拔鬼子的據(jù)點，還順手把當?shù)啬切┙o日本人當走狗的武裝給收拾了。
這支隊伍越打越強，直接讓兩撥人睡不著覺。
一撥自然是日本人，另一撥，則是當時駐在鄂東那一塊的國民黨頑固派。
在那個國民黨專員程汝懷和保安團長王嘯風眼里，日本人的威脅那是擺在面上的，可這支共產(chǎn)黨隊伍要是壯大起來，那才是插在心口的一把刀。
這幫人心里的小算盤打得噼啪響：既然日本人那塊骨頭難啃，那就先借著“合作抗日”的幌子，把這支游擊隊給連皮帶骨吞了。
到了1939年9月1日，那張精心編織的大網(wǎng)終于收口了。
國民黨方面集結了重兵，把張體學部隊的駐地夏家山圍了個水泄不通。
雙方兵力懸殊到了什么程度？
咱們這邊一個人，得對付他們十個人。
這簡直就是個必死局。
在人家絕對的人數(shù)優(yōu)勢面前，游擊隊不管耍什么戰(zhàn)術，都顯得蒼白無力。
這會兒，擺在張體學跟前的路，其實就剩兩條。
頭一條路：硬剛。
全隊1300號人跟對面死磕到底，結局肯定是全軍覆沒，連個渣都不剩，頂多落個“壯烈”的好名聲。
第二條路：丟車保帥。
主力部隊分散突圍，能跑出去多少是多少，保住革命的火種，但代價是必須扔下那些腿腳不靈便的后勤人員。
張體學咬碎了牙，選了第二條。
他領著警衛(wèi)隊和手槍隊，硬是在鐵桶般的包圍圈上撕開了一道口子，沖了出去。
可偏偏，包括他妻子戴醒群在內的后勤醫(yī)務人員，因為行動太慢，被敵人給堵住了。
這其實是個特別殘酷的“概率題”。
在那種環(huán)境下，要是拖家?guī)Э趲е鴤麊T和孕婦跑，結果往往是誰也跑不掉。
戴醒群被抓的消息傳過去，敵人那邊樂得嘴都合不攏。
他們覺得這回抓到的不光是一條大魚，更是捏住了張體學的七寸。
戴醒群可不是一般的柔弱女子。
她家里世代行醫(yī)，老爹還是參加過黃麻起義的老革命；她自己十五歲就瞞著爹媽參加了紅軍，那是走過長征、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老戰(zhàn)士。
更要命的是，她是張體學的結發(fā)妻子，肚子里還有他的親骨肉。
敵人以為手里攥著這張王牌，張體學肯定得服軟，或者至少能逼得戴醒群低頭認輸。
他們先是假惺惺地勸降，結果被戴醒群罵了個狗血淋頭；轉頭又換了一招，說只要戴醒群在報紙上登個聲明，跟張體學斷絕夫妻關系，就放她一條生路。
這筆買賣聽著挺劃算：簽個字，換兩條命——她自己的，還有肚里孩子的。
誰知道戴醒群回絕得更干脆。
她指著那個敵軍團長的鼻子罵道：“你們這幫人不去打鬼子，把槍口對準抗日游擊隊，還配叫中國人嗎？”
既然軟磨硬泡都不行，敵人就露出了獠牙。
老虎凳、辣椒水，能用的酷刑全用上了。
戴醒群愣是一聲沒吭，始終沒松口。
惱羞成怒的敵人最后決定，公開處決她。
這消息傳回游擊隊臨時的落腳點，營地里瞬間炸了鍋。
戰(zhàn)士們氣得渾身發(fā)抖，那不光是嫂子，那是大家的戰(zhàn)友，是平日里給大家包扎傷口的救命恩人。
“咱們還有一千多號弟兄，手里還有槍，憑什么不能去救人？”
這是大頭兵們的邏輯：哪怕全拼光了，也不能眼睜睜看著嫂子被殺。
這叫江湖義氣，叫血性。
但張體學心里的那筆賬，算得比誰都透徹，也比誰都痛苦。
敵人為什么要大張旗鼓地搞處決？
甚至故意把風聲放得滿天飛？
說白了，這就是個典型的“圍點打援”的毒計。
那個刑場就是個巨大的口袋陣，張開口子就等著游擊隊往里鉆。
要是真的一時沖動去劫法場，這一千多號好不容易才突圍出來的火種，就會徹底熄滅在刑場邊上。
救，就是所有人一起死；不救，就是看著老婆孩子慘死。
作為一個丈夫，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飛過去；可作為一個指揮官，他絕不能去。
于是他拔出了槍，用最兇狠、最不近人情的態(tài)度把這次救援行動給壓了下去。
他沖著戰(zhàn)士們喊：“我也想救啊！
難道我不心疼嗎？
可那邊全是敵人，防守嚴得連只蒼蠅都飛不進去，去了就是送死！”
看著戰(zhàn)士們還是不服氣，他才撂下了那句狠話：“誰再提這事，一律按軍法處置！”
等到大伙兒終于被鎮(zhèn)住，慢慢安靜下來的時候。
那個剛才還舉著槍、一臉殺氣的大隊長，突然像被抽走了脊梁骨，把槍往地上一扔，蹲在泥地里，抱著腦袋嚎啕大哭。
那一刻，他哪還是什么威風凜凜的大隊長，不過就是個保不住妻兒的窩囊男人。
沒過幾天，在賈廟村的一棵大樹底下。
劊子手的屠刀還是揮了下來。
為了制造恐怖氣氛，敵人殘忍到了極點，先是砍斷了戴醒群的雙臂和雙腿，最后才砍下了她的頭顱。
跟著戴醒群一起走的，還有那個沒來得及看一眼世界的孩子。
以及那天在“夏家山慘案”里遇難的一百多名戰(zhàn)友。
這場慘案，把國民黨頑固派那種“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丑惡嘴臉暴露得一覽無余。
他們以為用這種嚇人的手段能把張體學嚇趴下，能把這支游擊隊給打散。
可他們這回算是徹底算錯了。
擦干眼淚的張體學，把剩下的弟兄重新攏了起來，帶著滿腔的仇恨和比鐵還硬的意志，投奔了李先念領導的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
這支隊伍后來扎根在大別山，像野草一樣，火燒不盡，風吹又生。
到了解放后，張體學當上了湖北省省長。
毛主席后來評價他說，他是“堅持大別山革命斗爭的一面旗幟”。
很多年后，當我們再回頭看這段歷史，才會明白那個暴雨傾盆的下午，張體學蹲在地上的那一哭，分量到底有多沉。
那是個人情感不得不向革命理智低頭，也是一個指揮官為了大局必須付出的血淋淋的代價。
有些勝利，真的是拿親人的血肉換回來的。
咱們常說的“大局觀”，說穿了，有時候就是你得眼睜睜看著最愛的人去死，還得咬碎了牙，把剩下的路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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