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蔣介石原配之死，與未送出的艾青團子

溪口鎮的午后，向來是安靜的。若是晴天，剡溪的水泛著粼粼的光，武嶺山的樹影斜斜地落在老街上。鎮上的人節奏慢，午后常有些慵懶的靜。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個中午，這份靜被生生撕碎了。

六架日本飛機，從蕭山方向來，掠過慈溪、寧波，像是認準了地方，徑直撲向這個浙東的偏僻小鎮。它們的目標很明確：蔣介石的故居豐鎬房，和他與宋美齡回鄉時常住的別墅文昌閣。炸彈落下來，聲音不是“轟”的一聲就完的，是連串的、悶雷似的、把地皮都掀起來的震顫。文昌閣那棟洋樓，轉眼就成了一堆碎磚爛瓦。豐鎬房挨了好幾彈，墻壁上留下烏黑的彈洞，瓦片簌簌地往下掉。

鎮上亂了。人們呼喊著，奔跑著，往巷子深處鉆，往自以為安全的地方躲。空襲警報凄厲地響著，混著爆炸聲、房屋倒塌聲，還有說不清是人是畜的哀嚎。誰也沒留意到，豐鎬房后門那條窄窄的弄堂里，一個中年婦人正艱難地挪著步。她是毛福梅，蔣介石的原配妻子，蔣經國的生母。警報響時，她正在屋里，先是出了后門，忽然想起房門沒鎖，又折返回去。就是這么一折返，耽擱了。第二回出門，剛走到弄堂對面，彈片就來了。她倚在墻根下，那墻經不住震，轟然塌了下來，亂磚碎瓦，把她深深埋在了下面。

敵機嗡嗡地遠去了，警報解除，逃出去的人三三兩兩回來，清點人數，收拾殘破的家園。豐鎬房里的人漸漸發現，不見了“大師母”。起初以為她避到附近親戚家去了，蕭王廟的舅家？巖頭的娘家？派人去尋，都沒有。天色暗下來，一種不祥的預感越來越濃。有人注意到后門口那段倒塌的墻垣，泥土瓦礫堆得有些異樣地高。奉化縣長何揚烈趕到了，雇了二十個人，點起汽燈，就著昏黃的光，開始挖。

挖開瓦礫，人找到了。上身還算完好，下半身卻慘不忍睹，腸子流了出來，一只腳后跟被炸飛了。人們默默地看著，心里堵得慌。她是蔣家的“大師母”，可也是看著他們許多人長大的鄉鄰。她吃齋念佛，性子平和，從不出豐鎬房多走一步，招誰惹誰了呢？日本的炸彈，偏偏就落到了她的頭上。請了鎮上的醫師來，整理遺體，包扎傷口，裝上假腳跟，最后停靈在蔣氏家庵摩訶殿。電報，連夜發往江西贛州，那里有她唯一的兒子，蔣經國。

蔣經國接到電報時，正在專員任上。消息如五雷轟頂。他立刻叫司機備車，晝夜不停，闖過五個渡口，燒掉十一瓶汽油，一千多公里路，一天半就跑完了。車到溪口，還沒停穩，他就跌撞下來，被人攙扶著，穿過熟悉的街巷，闖進摩訶殿。一見母親遺體，他撲上去，嚎啕大哭，那哭聲里的悲慟與絕望，讓邊上站著的人無不心酸落淚。哭了許久，他抬起頭，眼睛是紅的，咬著牙，讓人拿來紙筆，寫下四個大字：“以血洗血”。這石碑，后來就立在了他母親罹難的地方。

這“以血洗血”里，有對日寇的刻骨仇恨，或許，也摻雜著一個兒子未能及時接走母親的深深悔恨。他本已打算接母親去贛州同住，只是遲了那么幾日。就這幾日，母子便陰陽永隔。葬禮是隆重的，遠近鄉鄰都來了，隊伍排出去老長。人們念著她的好，一個被丈夫“離了婚”卻仍守著老宅的女人，一個吃素念經與世無爭的女人，最后竟死得如此慘烈。蔣經國身體虛弱，悲痛過度，葬禮由浙東駐軍司令王載揚主持。王司令與毛福梅相熟，常去豐鎬房探望，老太太總留他吃素齋，看他吃得香，自己就高興。

說起毛福梅與蔣介石，那是一筆從開頭就有些錯位的賬。一九零一年結婚時，她十九，他十四。她是奉化巖頭村傳統的姑娘，沒念過多少書，腳也是纏過的。他是滿腦子新思潮、渴望沖出山村的少年。這樁母親做主的婚事，于他是束縛，是“封建的象征”；于她，卻是天經地義，是一生一世的托付。蔣介石走得越來越遠，從武備學堂到保定軍校，再到日本，眼界開了，心也野了。他對這位“姐姐”式的發妻，感情從無甚波瀾，漸漸變成不耐、厭惡，甚至在日記里直白地寫下“見毛氏而心驚”。

他后來有了姚冶誠，有了陳潔如，但毛福梅在蔣家的地位，因著婆婆王采玉的全力維護，竟一直穩穩的。婆婆喜歡這個孝順、本分的媳婦，有婆婆在，蔣介石也無可奈何。直到一九二七年，他要與宋美齡結婚，必須解決“前妻”問題。離婚協議最終是簽了，但條件之一是“離婚不離家”，毛福梅依然住在豐鎬房，掌管著蔣氏老宅的一切。在法律上，她不再是蔣夫人；在溪口，在蔣家族人心里，她依然是“大師母”。

這就引出了三人之間那段極為微妙的關系。蔣介石偕宋美齡回鄉，從來不住豐鎬房，而住不遠處的文昌閣或慈庵。幾百米的距離，劃開了兩個世界，兩個女人。毛福梅知道蔣介石愛吃家鄉的艾青團子，每逢蔣回來，如果是清明，就派人采新鮮艾青做；如果是蔣介石生日前后回來，就用珍藏的艾青干做。蔣介石有個習慣，起得早；宋美齡則習慣晚起。蔣便常利用這個時間差，悄悄踱步到豐鎬房，吃上一兩個還溫熱的團子，再悄悄回去，宋美齡往往還未醒來。送家鄉菜也是如此，毛福梅讓幫工蔣周峰去送霉干菜、烤芋艿，總要叮囑：“要先生親自來接。”意思很明白，別讓宋美齡看見。蔣周峰心領神會，每次都能不辱使命。蔣介石呢，一聽說“周峰來了”，便親自出來接，還很客氣地說“辛苦了”。這些往來，充滿了舊式人情世故的暖意與澀味，像一幅褪了色的風俗畫。

宋美齡那邊，對這位從未謀面、卻因自己而失去正式名分的“大姐”，心里也有一份復雜的情緒。她到溪口，會把豐鎬房的賬房叫去，拿出從南京帶來的人參、皮料等貴重物品，親手交給他，低聲囑咐：“一定要親手交給大師母。”這份禮，是補償，是敬意，或許也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歉意。她與毛福梅，終生未曾面對面說過一句話，但這份間接的“交道”，彼此心里都明鏡似的。有趣的是，宋美齡送禮，蔣介石似乎也被蒙在鼓里。三個人的戲，各自演著各自的段落，彼此知曉，卻又保持著一種奇異的默契與距離。

最讓人感慨的，是毛福梅對兒子蔣經國那份全身心的依戀。蔣經國是她唯一的骨肉，是她在漫長孤寂歲月里最大的慰藉與寄托。兒子從蘇聯帶著洋媳婦芬娜（后改名蔣方良）和孫子回來，是她人生最快樂的時刻。那場補辦的婚禮上，按照鄉俗，新娘要下廚炒“谷花胖”，被松毛柴火的濃煙嗆得直流淚，親友們卻拍手歡笑，毛福梅看著，想必心里是滿滿的、簡單的喜悅。她甚至擔心兒子在蔣家處境不易，親自授意蔣經國，回來后要叫宋美齡為“娘”。這個細節，打破了許多后世想當然的傳聞。一個傳統婦女的生存智慧與對兒子的深沉愛護，盡在其中。

她的一生，仿佛都被圈在“蔣家”這個范疇里。少女時嫁入蔣家，中年后被“離”出蔣家卻仍住蔣家，最后，因是蔣家的“大師母”而死于日軍的針對性轟炸。她的幸與不幸，皆系于此。她信佛，在豐鎬房設了小佛堂，日日誦經。一九三六年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她心驚肉跳，天天跪在佛前祈禱，愿以身相代。三年后她罹難，蔣經國在悲痛中曾寫信給父親，隱約提及母親當年的“毒誓”與今日的橫死是否有關聯。蔣介石在日記里對此未置一詞，但這封信，他卻一直留存著。人心深處那些幽微的、難以言說的褶皺，或許就藏在這沉默與留存之間。

毛福梅的墓，最后就安在了摩訶殿前側。蔣經國說，母親生前最愛來這里念經，葬在這里，她應該喜歡。一九四九年四月，蔣氏父子離開溪口，最后一次祭掃祖墳與毛氏墓。蔣介石先獨自去毛墓察看，見墓碑上只刻“男經國敬立”及“顯妣毛太君之墓”，無他名諱，也無礙宋美齡之處，才放心地鞠了躬。不久，又特意攜宋美齡同來，在墓前并肩行禮。這一前一后兩次祭拜，將三人之間那份持續了數十年的微妙與周全，定格在了歷史最后的鏡頭里。

而蔣經國，據說在臨終前留有遺愿，希望有一天能歸葬故鄉，長伴母親身側。這個一生跌宕起伏的男人，最終的心愿，仍是回到那個叫溪口的小鎮，做回那個在弄堂里被炸彈奪去生命的、吃齋念佛的婦人的兒子。世事如煙，恩仇似云，可人心里最根本的那點東西，有時候，就是那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