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私人財富管理協會｜家族信托何以界定法律邊界？

家族信托業務再被推上輿論風口。

近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下稱：香港高等法院）作出裁定，由恒大集團的香港清盤人接管許家印家族在全球范圍的資產。

在此之前，2024年6月24日，香港高等法院已簽發全球禁令，在77億美元范圍內凍結許家印在全球范圍內的財產。

相比全球資產凍結令，本次香港高等法院發出的財產接管令將允許恒大清盤人直接控制并調查許家印的財產。

有市場消息稱，香港高等法院此舉意味著許家印海外信托被穿透。

不過，界面新聞記者查閱香港高等法院本次裁定，并與多位業內資深人士交流后發現，本次裁定僅提到個別許家印名下信托開立的銀行賬戶可納入接管人的接管范疇，并未裁定該賬戶能用于實體處分，涉及信托的討論僅只在三段法官引用的歷史判例觀點中出現。

“嚴格意義上，說許家印的離岸信托賬戶‘已被擊穿’還為時尚早。”多位業內人士均向記者表示了相似觀點。

民商法專家、全球信托與遺產規劃全權會員（TEP）楊祥博士在接受界面新聞記者采訪時分析指出，香港高等法官僅僅是采取了訴前/訴中臨時救濟措施，凍結許家印夫婦等人的資產，防止其在訴訟過程中或者判決作出前轉移、隱匿或揮霍財產，導致將來的判決無法執行。

此外，北京乾成律師事務所破產與執行業務部副主任程全律師還向界面新聞記者表示，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定只是預防性的財產保全措施，不涉及信托效力的實質審查。

“如果資金來源不合法，信托賬戶又談何‘被擊穿’一說？”多位家族信托業內人士向界面新聞記者這樣表示。

“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定只是再次明確了家族信托發揮效用的法律邊界，發展家族信托需要正本溯源。”程全提到。

作為財富管理領域的“掌上明珠”，家族信托在海外發展已逾百年，從英國土地信托雛形到美國成熟實踐，始終以資產獨立、傳承可控為核心優勢。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族1934年設立的信托堪稱標桿，通過不可撤銷架構與嚴格分配規則，支撐家族財富傳承超八代，成為行業經典。

國內家族信托雖僅發展十余年，但規模增長迅速，且隨著國內創一代相繼步入頤養天年的階段，民營企業家積累起的財富也來到 “交接傳承” 的關鍵時點。

中國信托業協會披露，我國家族信托業務存續規模從零到1000億元用了7年，從1000億元到3500億元僅用了3年。截至2024年末，中國家族信托規模合計6435.79億元，在財富管理服務信托中占比最高。

《胡潤2024財富報告》預計，未來10年內，中國超高凈值客戶將有20萬億元財富傳給下一代；20年內，這一數字將增至45萬億元；30年內，財富傳承總額預計將達到79萬億元。

談及本次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定，多位從事家族信托業務的一線人士在與界面新聞記者交流時第一句話便是“資金來源的合法永遠要放在首位。”

華東一信托公司家辦業務負責人就向界面新聞記者提到，“資金來源不合法，（信托）被擊穿很正常。我們在做家族信托業務的時候對客戶也一直在強調這一點。信托財產需要合法合規，同時也希望我們的客戶可以理解。信托公司一定要守住底線，寧可拒絕一單業務。”

“標體有問題，后面所有的信托架構就一定有問題，“華北一信托公司家辦業務的劉經理（化名）也向界面新聞提到，“不過，作為金融機構，其實對客戶的資源來源審查也只是形式上的，并不能像司法機構一樣進行穿透，相對來說的確較為被動。過往我們就曾遇到過司法機構要求我們配合審查標體的情況，雖然比較少見。”

“實際上，在英美法系下，很多司法判例都已對欺詐性設立的信托財產的獨立性進行了否定，信托財產和信托目的如果缺乏合法性，信托效力就有被擊穿或被撤銷的可能。” 程全律師指出，“雖然國內家族信托起步較晚，但隨著金融監管日趨完善，信托機構對信托合規性的前置審查也在增強。”

“家族信托之所以能夠產生風險隔離作用，需要委托人讓渡對財產的支配權為代價。”在程全看來，“財產置于信托之后，由受托人進行獨立管理，不再由原所有人任意支配。原所有人對于信托的過多干涉只會令信托及背后的受托人變成提線木偶，未來在遭遇司法訴訟之際，信托被刺穿的可能性也會加大。”

“委托人不能既要（如資產保護）、又要（如靈活分配）、還要（如繼續控制），這是不可能的三角。過往我在服務我的家族客戶時就在反復提醒，客戶如果希望實現強大的資產保護與風險隔離效果，就需要主動釋放對信托財產或公司的控制權，最好完全放棄控制權，或者在法律許可限度內保留最低限度的干預，這是信托或者公司的資產保護功能、有限責任功能的必要條件，委托人需要尊重信托治理架構以及公司的法人人格。”楊祥也向界面新聞記者表示。

就實際情況而言，新加坡持牌信托機構普林信托的CEO陳韜在接受界面新聞記者采訪時提到，由于接觸信托的時間短以及認知方面相對不足，中國多數民營企業家當前在做家族信托時還是不愿意放棄財產控制權的，例如投資決策權、企業的管理權等。

“其實，最早的信托都是完全代理信托，信托完全由受托人來控制和執行。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 為適配委托人對資產適度掌控的需求， 離岸信托進行了一些修訂，逐漸衍生出保留權利式信托 （Retained Power Trust） 。后者形式下，受托人可以讓渡一部分權利給委托人，但讓渡多少就見仁見智了。”陳韜表示。

“保守的信托公司往往在委托人放棄財產擁有權的前提下，讓渡部分控制權，比如投資決策權。委托人可以自己決定買什么股票或者債券，但想要把信托當成一個提款機，不走法定程序隨意提取信托賬戶當中的錢款，這是完全不可以的，過往很多失敗的家族信托案例也都源于此。”陳韜指出，“受托人應當遵循職業操守獨立、公正處理信托的日常業務，而不是單純聽從委托人的指令。”

“部分民營企業家也會把整個企業裝進信托資產當中，出于很多擔憂又不想把企業的管理權交給受托人，如果受托人無法平衡好這當中需要讓渡的權利大小，也會導致信托架構的失效。”陳韜認為，“不過，隨著二代留學歸來參與企業運營，這一現象有所改善。”

實際上，國內很多信托機構的家族信托業務起步都較為依賴銀行渠道。

“依托于銀行渠道的優勢在于上量快，規模增長迅速，但不足之處也很明顯，因為標準化是批量化的前提，也是金融機構最擅長的，這意味著，高凈值客戶在銀行落地的家族信托往往是標準化的，享受私人定制的難度很大。”楊祥提到，“而根據家族的實際情況以及差異化的訴求進行定制，是家族客戶普遍化的期望，也是家族構建治理體系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從本源角度來說，財富管理和財富傳承本身就屬于圍繞客戶需求提供個性化、定制化買方服務。但這對于信托機構來說，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也更加考驗從業人員的服務水平。不少靠外部渠道起量的信托機構的家族信托業務都存在大而不強，賠本賺吆喝等問題。”楊祥表示。

前述受訪劉經理透露，“我們現在的客戶來源便主要是銀行渠道，這也導致信托公司與客戶的黏性不強。很多客戶開始做家族信托，都是因為銀行宣導，只有做了家族信托，才能購買收益高的理財。”

“就投資配置能力而言，信托公司的確還比不過銀行。但之前沖著銀行理財做家族信托的客戶，由于近兩年理財收益不好，也已經開始慢慢退出了，目前新的規模和收入都是個棘手問題。” 劉經理表示。

“危機也是生機”，在程律師看來，“過去很多家族信托產品名為“信托”實為“投資理財”，沒有真正起到風險隔離和財富傳承的作用。但隨著穩健高收益產品的消亡，當下正是是信托回歸本源，耐心打磨好的信托產品的大好時機。”

“一個合規設立的家族信托產品是可以起到風險隔離和財富傳承作用的，并且隨著企業家二代接棒，其有真實的市場需求，不會因為個案而在高凈值客戶中失去吸引力。但信托需要守住合規底線，強化專業水平。”程律師向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