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已經出現了現代“金融工具”？但這4個“敵人”太強大！

問：如何理解明代「資本主義萌芽」？

說起“資本主義萌芽”，很多人的理解，可能會認為就是煙囪林立的工廠、到處轟鳴的機器和數量眾多的工人隊伍，實際真是這樣嗎？

這些都是現象，本質是啥？

我記得有個學者說過：資本主義的核心不是雇傭關系，而是資本的持續流通與增值。

換句大白話說，就是：錢要像源頭活水一樣，不斷流動、錢生錢，并且上層制度方面，也要保證這種流動能跨越時間、超越個人生命而持續支持下去。

尤其是后者，更加難能可貴。

判斷資本主義是否發生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支持這種資本流通的制度，是否不因一人一言而廢棄了，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去驗證。

我們來看看，明朝末年，是不是存在資本持續流通與增值的現象？

支持資本流通的制度萌芽狀態，是什么樣的呢？比如下面這些。

• 可轉讓的票據，就像今天的支票、股票似的；
• 跨地區的信用體系；
• 清晰的產權與契約法律；
• 能長期存在的商業組織，不會因為老板沒了就原地散伙……

客觀上講，這些類似的情況，在明末一定程度上，都已經出現了。那就一定是資本主義萌芽了嗎？也沒那么簡單，我們還要詳細分析一下。

1.明代商業、白銀與全球貿易

16至18世紀，中國發生了一場可以被稱為“商業革命”的景象，這可不是小打小鬧，而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商業上的大變局。主要特點有三個。

第一，“中國制造”銷往全球。

比如，江南的絲綢、棉布，景德鎮的瓷器，福建的茶葉，通過海運銷往日本、東南亞甚至歐洲等地。《大明王朝1566》電視劇中的景象，其實一點也不夸張。

當時的情況，中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地位，全世界的白銀滾滾流入，中國簡直成了“世界白銀”的收歸地；據說，后來清代有數據統計時，僅乾隆十年，粵、閩、江、浙四大港口貿易總值就高達3600多萬兩白銀，是南宋海外貿易總額的7倍多！明末雖然沒有這么多，但應該規模也挺大的！

第二，所謂的全國性市場，也在逐漸形成。

明末之時，形成了五大經貿區，江南、珠江三角洲、長江中上游、華北、西北，彼此通過水陸交通連接；還出現了專業的一些“商幫”，比如，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他們建立跨省貿易網絡，甚至操控大宗商品的流通。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商品結構的變化，民生用品（如布匹、糧食等）取代了瓷器之類的奢侈品，成為長途貿易的主角，這意味著，普通百姓被深度卷入經濟之中，這是很大的變化。

第三，從明朝開始，成為了商人的黃金時代。

古代歷來重農抑商，但明代的商人地位，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像鄭成功，他雖然帶著任務下南洋，但他也算得上一個富可敵國的巨商了。東南沿海地區，有些家族，甚至建立了征收關稅的外貿管理制度。

商人社會地位空前提高，這個后續再專門說。此處提這么一嘴。

2.所謂“萌芽”的樣子

許多人論證明末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都會提到相關證據，大概主要的有這么三個。

第一是雇傭勞動與手工工場。

江南絲織業中，出現了“大戶”和“小戶”的區分，“大戶”擁有幾十張織機，雇傭工人生產。像《大明王朝1566》中的沈一石，馮夢龍小說《醒世恒言》中的施復夫婦，從家庭織戶，發展成擁有幾十張、甚至百千張織機的手工工場主。雖是電視和小說，卻也反映了現實。

再比如，福建造紙業中，有老板租下山場，雇工造紙，產品銷往江南印書業，明代出版業也很發達，造紙的銷路很廣。

第二，是商業資本向產業的滲透。

這意味著，商人開始直接投資生產。如，淮南鹽場，商人出資建鹽亭，“舟車、牛只、亭鑒等項，皆商自置”。

在松江一帶，出現了如“暑襪店”控制家庭生產的模式：店家發放原料，婦女在家制襪，按件計酬，已經很具有現代分工和分配制度的味道了。

第三，有“金融”創新的出現。

比較出名的恐怕是“鹽引”制度了吧。這個始于宋代的制度，在明代，演變出了一種期貨的味道。

這是明代非常接近“金融工具”的發明，商人幫朝廷運糧到邊境，換取“鹽引”（提鹽的憑證），鹽引可以買賣、轉手，甚至囤積投機，實際上成了一種“政府債券+期貨合約”，比如，徽州商人通過操控鹽引市場積累巨額財富，建立了跨省典當網絡，功能類似于早期的銀行。

3.為什么只能叫“萌芽”

如果如上分條總結來看，確實是生機勃勃的，但最終，為什么沒有孕育出工業革命？是因為突然中斷了，清朝的閉關鎖國嗎？

因為至少有四個很強大的敵人，不好戰勝。

第一個叫“皇權”。比如，萬歷皇帝廢除鹽引，看似只是政策調整，實則扼殺了金融制度的雛形。鹽引作為可交易的“準國債”被廢除，本質是從“市場信用”退回到“皇權庇護”。那么，像之后的股票、現代公司制度、現代銀行等等，自然就不可能出現了。

第二個叫“家族利益”。明代商行多是家族經營，主要的老板一死，生意常分家、散伙。大概同一時期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發展出股票交易，成為股份制公司。

第三個是缺少“技術革命”。雖然，我們的手工業技術精湛，但卻沒有發生“能源革命”、“材料革命”之類的技術革命，英國工業革命是煤炭、蒸汽機大規模應用。中國煤礦多在偏遠西部，開采運輸成本高，主要用于生活，很少用于生產，更別說蒸汽機了。

第四個是政治體制很難突破。即便，商人地位提高了，但長期重農抑商的慣性，讓商業始終在官僚體系下生存，商人要么依附權貴、結交宦官，要么“商而優則仕”，最終花錢買官，你看沈一石，就是如此。這也就導致，商人不可能有“資本原始積累”，英國通過“圈地運動”暴力剝奪農民土地，制造出大量的自由勞動力，而明清政府，推行的是“移民墾荒”，把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

這四點，每一個都很難突破，所以，“萌芽”即便出現，也很難長出嫩芽啊！

4.可能性不能代表現實

雖然說，資本主義萌芽不一定就非得要有機器大工廠。

明代的核心成就，是出現了全國性商品市場、長途貿易網、白銀經濟等，但這些說到底，還是一場“流通領域的變化”，在生產領域和現代金融制度上，鑒于上面的四點“敵人”，還是很難突破的。

但如果，鹽引制度沒有被廢除，中國是否會發展出本土的金融？

如果，江南的棉布貿易，能催生出紡織機械的創新？

如果，封建制度認可商貿帶來的巨大利益轉而扶持商業發展，能否帶動其他領域的創新？

如果……那，又將怎么樣？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只有后世對它們的評價。經濟轉型需要制度、技術、金融等多方面的協同突破，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