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支持率為何迅速兩極分化

作者：蔣豐，來源：日本華僑報

近日，日本共同社圍繞第51屆眾議院大選所做的問卷，給高市早苗政府勾勒出一幅高度不安定的政治畫像：肯定與否定各占四成出頭，幾乎勢均力敵。這種結構并不常見，它意味著高市早苗并非“溫吞式消耗支持”，而是在較短時間內，把社會和政治精英明確推向了兩個陣營。理解這種兩極分化，不能只看“政策對不對”，而要看她是如何執政的、執政優先級如何排序、以及她在日本政治傳統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高市早苗支持率的起點，本身帶有明顯的“非常規紅利”。她初任首相時，承接的是日本政壇長期積累的疲勞感：經濟增長乏力、政策語言空洞、政治人物趨同。高市早苗以鮮明的意識形態姿態登場——積極財政、強化防衛、反間諜立法、修憲議題正面推進——這在“共識政治”長期主導的日本，天然會制造一種“終于有人敢站出來說清楚方向”的期待。那時支持率的大幅上升，并非社會已經形成共識，而是對“明確性”的一種獎勵。

但是，也正是這種明確性，決定了高市早苗不可能維持“中間型支持結構”。共同社數據本身已經說明問題：在積極財政、反間諜法、防衛費增加等議題上，贊成率接近或超過六成；而一旦涉及防衛裝備出口、外籍勞工、對外籍人士反歧視立法，社會評價立刻分裂甚至猶疑。這不是偶然，而是高市早苗執政路線的內在結果——她主動把政治議程從“管理型技術問題”推向“價值選擇問題”。

第二個關鍵原因，在于高市早面對“安全——國家——財政”三位一體議程的高度集中推進。反間諜法、高防衛費、修憲、自衛隊寫入憲法，這些政策在邏輯上彼此呼應，也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國家安全敘事。但問題在于，日本社會并非在同一節奏上接受這一整套敘事。共同社調查中，反間諜法與防衛費獲得明顯支持，而防衛裝備出口卻幾乎五五開，說明日本選民可以接受“防衛強化”，卻未必接受“日本角色外溢”。高市早苗并未在這些分歧處放緩節奏，而是選擇整體推進，這自然會加速支持者的凝聚，也同步加速反對者的固化。

第三，高市早苗的經濟路線同樣強化了分化，而非緩沖分歧。表面上看，“積極財政+消費稅下調”擁有壓倒性支持，這本應是共識性議題。但現實中，它與防衛擴張、核電重啟并置時，反而觸發了新的不安：財政擴張的優先順序是什么？是民生修復，還是安全國家？高市早苗并未刻意模糊這一點，而是把“國家能力恢復”放在敘事核心。這使得同樣支持減稅的人，也可能因為對國家角色理解不同而轉入觀望甚至反對。

第四，高市早苗支持率的兩極化，還來自她對“模糊空間”的主動壓縮。關于禁止歧視外國人的法律，43.3%的受訪者選擇“不好說”，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高比例，反映的并非冷漠，而是政治信號不清晰。高市政府在安全與身份議題上表達強烈立場，卻在多元共存的制度設計上保持曖昧。這種不對稱，容易讓支持者將她視為“立場堅定”，而讓反對者將其視為“選擇性強硬”，中間層則被迫退出判斷。

歸根結底，高市早苗并不是“支持率下滑”，而是完成了一次政治分層。她的執政方式不追求覆蓋面，而追求陣營清晰；不追求低噪音穩定，而追求方向確定。在短期內，這會表現為支持率的劇烈分化；在中長期，則取決于她能否把已被激活的支持轉化為制度成果。如果不能，兩極分化就會演變為政治僵局；如果可以，日本政治將正式告別長期的“灰色共識期”，進入高摩擦的價值競爭階段。

這正是日本共同社這組數據的真正含義：它不是在問“高市做得好不好”，而是在提示——日本政治，已經被她拉進了一個必須選邊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