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餐廳偶遇一人，面善卻想不起來是誰，閻寶航介紹：他是高崇民

1961年春天的北京，冷意還未散盡，城里的許多人卻正在經歷一種更難言說的轉折。特赦、回城、重新安排工作，這些詞在那幾年頻頻出現，卻很少有人真正愿意細說其中滋味。對不少曾在國民黨情報系統里待過的人來說，走進人民大會堂，不只是換了一個環境，更像是踏進一段必須直面的往事。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沈醉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北京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二批特赦令公布，曾任軍統少將處長的沈醉，被正式列入名單。這一消息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與他同批被特赦的人，大多是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而軍統出身的，只他一人，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讓不少老同事心情復雜。

離開功德林那天，他在回憶錄里說過一句頗為直白的話，大意是：走出高墻，心里反而更不踏實。原因其實不難理解，建國前，他在軍統工作多年，手上握著無數關于共產黨人、進步人士的檔案，也親自參與過監視、逮捕、審訊。如今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在北京各機關任職，有的還成為領導干部。街上一抬眼，誰都可能是當年的“老相識”。

這種心理壓力，在他初到北京時表現得尤其明顯。那段日子，他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在地方政協謀個差事，最好是北京市里，這樣既方便與家人團聚，又可以盡量遠離那些在抗戰和解放前，與軍統斗爭過的民主人士。看似是想離家近，實際上是想少見舊人，免得心頭發緊。

有意思的是，現實的發展卻和他的設想恰好相反。

一九六一年春，中央統戰部在北京為第一批特赦人員設宴，第二批剛剛獲釋的沈醉、范漢杰等人，也被邀請參加。那天的會場氣氛，既不算輕松，也談不上緊張，更多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平和。發言的是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徐冰，講話結束后，他沒有急著離場，而是笑著走到沈醉面前，遞了一支煙。

“沈醉，還記得我嗎？”徐冰的語氣很輕，但話頭里明顯帶著點試探。

沈醉下意識站了起來，雙手接過香煙，臉上帶著尷尬的笑，卻怎么也想不起眼前這位干部，曾在哪一樁軍統檔案里出現過。他只感覺面熟，卻找不到具體的記憶點。短暫的沉默之后，還是徐冰主動點出了一段舊事，這段往事一下子把時間拉回到抗戰中期的重慶。

那時，重慶是戰時陪都，山城云霧里夾雜著密密麻麻的情報線。軍統特務在街頭巷尾穿梭，延安派來的代表和地下黨員也在這里活動，彼此既保持著公開的“客氣”，又在暗中持久較量。徐冰當年在重慶負責相關工作，屬于公開身份下的共產黨人，早就被軍統列入重點盯防對象。

這一次憶起，是從一個熟悉的名字說起的。

他提醒沈醉，當年有一次，軍統的吳景中找到沈醉，說在街上遇到一位舊同學，對方從延安來重慶工作，關系不一般，可以考慮爭取過來做事。這個名字，在后來很多回憶中都出現過——吳景中，早年曾是中共黨員，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后來叛變，加入軍統。電視劇《潛伏》里的吳站長形象，有不少影子就來源于他。

當時，吳景中向戴笠做了詳細匯報，提議以“同學情誼”為名，設宴聯絡。戴笠聽后表現得很感興趣，表示可以試著拉攏，一旦成功，不啻為一枚插入共產黨內部的“釘子”。于是，沈醉和吳景中出面，邀請這位“老同學”吃飯。

酒桌上，氣氛并不緊張，談笑之間，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吳景中自覺演得很自然，不停回憶留學時的舊事，故意把話題引向“個人出路”“將來安排”。那位來自延安的代表，卻始終語氣平穩，既不正面回應，也不明顯拒絕，把問題一一含混過去。就這么一來二去，飯倒是吃完了，所謂的“策反”工作，半步都沒向前邁。

這位在酒桌上“混過去”的人，就是后來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徐冰。

那天在宴會上的重逢，徐冰提到，當年飯局之后，軍統對他的監視明顯升級，跟蹤的人多了，態度也越發露骨，甚至旁敲側擊放出“綁走算了”的狠話。他當時心里有數，只能盡量減少外出，夜間更是能不出門就不出門。說到這里，他卻并未責怪什么，只是笑著問沈醉：“現在日子還習慣嗎？”

這種態度，說來簡單，放在當時的情境里，卻格外耐人尋味。

值得一提的是，沈醉最初聽到“全國政協”這四個字時，心里并不輕松。他明白，這個機構里聚集了大批民主人士和各界舊識，其中不少人，曾在抗戰時期或解放戰爭前后，與軍統斗爭過。對他來說，在這樣的環境里抬頭不易，低頭更難。與其每天在走廊里“撞人”，他寧可在地方上，做點不那么顯眼的工作。

不過，在人民大會堂里用餐，對他而言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大禮堂的餐廳，是許多中央和全國政協機關干部的公共場所，一頓飯的工夫，能遇見誰，沒人說得準。

態度上，他表現得恭敬，言辭卻有些拘謹。這種拘謹，除了職務差距，還與雙方那段曲折的歷史有關。

二、閻寶航與“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

說到閻寶航，許多熟悉近代史的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張學良幕僚”這個身份。一九二〇年代末，他在沈陽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不久結識張學良，后來成為東北軍內部的重要智囊。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東北淪陷，他被迫離開沈陽，輾轉來到北平。

在那個民族危亡的節點，他聯合東北各界愛國人士，組織起“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呼吁抗日救亡，倡導團結抗戰，這個組織一度在北方輿論場掀起不小波瀾。也正因為此，他很快進入國民黨情報機關的視線，被列為重點監視對象。

西安事變后，他曾盡力營救被軟禁的張學良，多方奔走，卻始終未能改變大局。蔣介石后來將他調到身邊任職，也給了一定的權力和位置，表面上是信任，實質上既想利用他的影響力，又對他“抗日優先”的主張頗感不安。

蔣介石為了分化和瓦解“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一方面在政治上施壓，另一方面又下令成立“四維學會”，再通過復興社、軍統人員滲透、拉攏原救國會成員。戴笠更是在救國會組織中大肆安插特務，時間一長，這個本來純粹的抗日群眾組織，漸漸被搞得支離破碎。

在軍統的黑名單上，閻寶航的名字很靠前。這一點，沈醉在軍統任職時，是清楚知道的。也正因如此，當他在人民大會堂狹路相逢時，心里多少帶著一種說不出口的壓力：當年的監視、通緝、情報匯總，固然不是他一人決定，卻也少不了他的手筆。

只不過，現實給出的場面，卻和他想象的“當面清算”完全不同。

閻寶航見到他，態度平和，言辭中既沒有嘲諷，也沒有刻意冷淡，而是一如既往的公事公辦。關于過去那一段復雜的恩怨，并沒有在公共場合多提一句。更讓沈醉不安的，是站在閻寶航身側的那位中年人——那張臉怎么看都不陌生，卻始終叫不出名字。

“這位你見過。”閻寶航看出他的窘迫，笑著開口，“想一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

短暫的沉默之后，他補上一句點名的話：“他是高崇民。”

這一瞬間，許多塵封在檔案里的行名、人事、代號，突然帶著畫面感浮上來。

高崇民，東北人，一九二九年當過張學良的秘書，頗受倚重。九一八事變之后，他參與組織和推動東北民眾的抗日救亡活動，后來出任“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常務委員兼總務部副部長。正是這層身份，讓他早早被國民黨當局通緝，從一九三五年前后起，身上幾乎時時帶著風險。

這一切，沈醉在軍統任職時，多多少少有所耳聞。只不過，那時看這類人，更多是從“情報對象”“危險人物”的角度出發，很少去細究他們到底在想什么，更不會去揣摩他們在逃亡、隱蔽間做出的選擇。

當高崇民站在全國政協的餐廳里，友善地朝他點頭時，時間仿佛被巧妙地折疊在一處。

三、一場險局：從重慶到東北的脫身

真正讓沈醉內心發緊的，不只是餐廳里的偶遇，而是他后來慢慢了解到的那場“重慶脫身”的驚險經過。

抗戰時期，軍統對高崇民的警惕一直沒有放松。戴笠很清楚，這類有群眾基礎、有組織經驗、與各方人士都有聯系的人物，簡單抓捕，反而可能激起更大反應。所以，在一定時間里，他采取的是“嚴密監視、限制活動”的方式，既盯著對方的一言一行，又不貿然動手。

有意思的是，一九四一年，高崇民在重慶成婚，戴笠居然親自送過賀禮。表面看，這是一種客氣的“示好”，實則還是那套老辦法：一邊結交，一邊看死。這樣做，一方面給對方造成某種心理上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借著“關系不錯”的名義，讓更多人放松警惕。

抗戰勝利后，形勢急劇變化。東北局勢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高崇民則受中共方面委托，準備返回東北工作。后來他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東北解放區擔任安東省政府主席。但在他真正踏上東北土地之前，重慶的那一段路，異常艱險。

軍統很快做出了反應，派出專人上門，名義上“談工作安排”，實則已準備隨時實施抓捕。從軍統內部的信息匯總看，這一次行動若順利推進，被捕之后的高崇民，隨時可能被秘密處置。對方之所以遲遲未動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擔心引發輿論震動，而不是出于仁慈。

這段險局的關鍵轉折，落在一個看似“站在對立面”的人物身上。

這個人叫王化一，同樣是東北人，早年在張學良身邊任職，曾經與閻寶航、高崇民一同參與“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創建，在組織中擔任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照理說，等到軍統成立設計委員會，戴笠親自邀請王化一出任委員，這一步走下去，他的身份就正式轉到國民黨情報系統這一邊了。

表面上看，他確實接受了邀請，進入軍統，在戴笠麾下工作。但問題在于，他的心思并不完全在軍統那一邊。出于對東北局勢、對抗戰大局的判斷，他選擇了另一種更為隱秘的做法——在軍統系統里混跡，也在暗中為進步力量提供幫助。

當高崇民面臨被捕危險時，王化一做了一個冒險的決定：把高崇民藏在自己家中。

這一舉動，看似簡單，實則風險巨大。軍統內部的偵緝網絡，并不比外界想象的那樣松散。某個重點對象突然“從視線里消失”，上面一定要追問。更何況，王化一本身就是軍統的設計委員，身份敏感，住處也未必完全脫離監視。有任何風吹草動，很可能就會被聯想到他身上。

就在軍統窮追不舍的時候，王化一想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辦法。

他利用自己軍統委員的身份和活動便利，為高崇民策劃了一條看似“不可能”的路線：先從重慶秘密轉移到上海，再設法登上一艘美國人的船只，繞道北上，最終抵達東北解放區控制下的港口。因為路線設計得夠“反常”，軍統一時竟沒往這方向想，始終把查訪重點壓在四川、關內一帶，白白耗費了大量力量。

特務們怎么也想不到，被他們列為“重點盯防對象”的人，居然會躲在軍統內部人員的家里，還由這位“自己人”親自送上了船。

從后來的檔案和回憶對照來看，戴笠為此事頗為惱火。為了抓捕高崇民，他特地請出了一位在東北軍系統十分熟悉內部情況的叛徒——袁曉軒。

袁曉軒，遼寧開原人，畢業于東北講武堂，早年在東北軍中服役，后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東北軍與中共之間的秘密聯絡工作。與閻寶航、高崇民等人，他都相當熟悉。一九三九年，他出任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曾陪同朱德總司令與衛立煌會談，是當時重要的公開代表之一。

一九四二年，洛陽八路軍辦事處撤銷后，他沒有回延安復命，而是暗中投向國民黨。叛變后，先后擔任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副主任、策反委員會上校專員、重慶特區特點小組少將組長等職務，逐漸成為軍統、國民黨情報系統利用的“內線”。

正因為他對東北軍舊部和不少中共人員的情況非常熟悉，軍統才會請他出馬，專門負責搜集高崇民的行蹤。袁曉軒也確實做過一些對高崇民極為不利的偵查，他掌握的情報一度讓高崇民險些暴露。若不是那次躲藏和轉移安排得過于巧妙，這場追捕很可能提前結束那段歷史。

在人民大會堂那間燈光明亮的餐廳里，想起這些，沈醉對高崇民的不安，已不止是“認不出對方”的尷尬，而是有了更沉重的內容。

閻寶航那天只是淡淡一笑，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過去那些事，史料里寫清楚就好，人還活著，就往前看。”

這話沒有拔高，也沒有刻意寬恕，但態度已經足夠明確。對于旁觀者而言，其中的分寸，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