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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提供社會價值,如免費工具、普惠服務等,企業不僅能提升聲譽,還能積累獨特的數據資產,形成差異化競爭力,這便是“利他即利己”的邏輯。
文|石丹
ID | BMR2004
當前,以大模型和智能體為代表的AI前沿方向,正在與社會價值創新形成歷史性交匯。這一交匯不僅關乎效率提升,更將帶來社會價值創新的機遇和治理的優化。
01
從“通用計算”到“智能計算”的躍遷
在近期由《商學院》雜志舉辦的“新超越|共探AI賦能社會價值創新中的商業機遇”分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學院副院長、黨委副書記柴云鵬形象地將計算技術的發展比喻為“三座大廈”。自20世紀40年代計算機誕生以來,信息技術長期建立在以邏輯和編程為核心的“通用技術大廈”之上;而自2012年深度學習興起、特別是以DeepSeak為代表的大模型出現后,AI開始通過數據驅動方式生成智能,形成以數據、算力和模型為核心的新一代技術體系,即正在建設中的“智能計算大廈”;未來將構成“第三座大廈”量子計算。
2025年被視為“智能體元年”,雖然商業化尚不成熟,但國家政策正在積極推動。2025年8月26日,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推動人工智能技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支撐高質量發展。《意見》提出,到2027年,人工智能將與制造業、醫療等6大重點領域廣泛融合,新一代智能終端和智能體應用普及率超70%,智能經濟核心產業規模加速增長。到2030年,人工智能全面賦能高質量發展,應用普及率超90%,智能經濟成為經濟發展重要引擎。
2035年目標為實現智能社會和智能經濟新階段,助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管當前智能體在記憶機制、環境適配和行業工作流嵌入等方面仍處雛形,但未來五至六年有望實現規模化落地。”柴云鵬表示。
此外,多模態大模型和“世界模型”成為熱點,推薦系統領域也正由大廠推動新型大模型應用。而具身智能,特別是人形機器人,雖然受限于成本與技術復雜度,真正普及仍需10年以上,但在輪式、軌道或特種機器人場景具備較快落地潛力。智能終端則成為2025年重點方向,如AI眼鏡、耳機及陪伴玩具等硬件產品,因其出海便利、技術門檻相對較低,將加速普及,有望在3–5年內大幅提升社會數字化水平,深刻改變人們的信息采集、記錄與交互方式。
02
AI落地的七類高適配場景
柴云鵬系統梳理了AI在各行業落地的難易程度與應用邏輯。他指出,最容易被AI滲透的是知識型或信息型工作,如法律、廣告、藝術創作、教育、金融和軟件開發等。這些領域以信息處理為核心,人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信息生產、加工和傳遞環節。
由此,柴云鵬也總結了AI落地效果較好的七類高適配場景:一是語言表達直接相關任務,例如翻譯、會議紀要等;二是需要廣博知識與組合能力的輔助工作,例如文化創意、內容審核、問答搜索等;三是容錯空間大的行業,例如廣告等AI平均效果好、少量效果差的行業;四是業務模式寬容度高,例如客服等;五是諸如自動駕駛等數據豐富的垂類場景;六是高度個性化需求的行業,如教育、養老、醫療定制等;七是數據流量巨大、人工無法處理的場景。
相比之下,農業、醫療、政府服務等環節復雜、容錯率低的領域,AI落地需更精細的“數智化改造”,這類場景要求將業務拆解為多個子環節,僅在適配部分引入AI,大部分環節都得由人工“兜底”。
03
從商業驅動到社會治理協同升級
柴云鵬認為,AI不僅提升個人效率,更拓展能力邊界,讓原本分工精細的個體借助AI成為“多面手”,企業整體創新力也因此被放大。同時,AI應用不僅限于商業場景,更在諸如社會治理、公共服務與學術研究等社會領域中展現出巨大的價值潛力。
那么,在AI時代,是否存在“越利他,越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呢?柴云鵬以開源軟件為例,表面上看,開源是無償貢獻、服務大眾的利他行為,但實際上,它能構建強大生態,吸引更多開發者參與,擴大用戶基礎,并通過廣泛使用獲得高質量反饋與數據,從而反哺技術迭代。柴云鵬強調,在AI驅動的數據智能時代,模型效果不僅依賴算法和算力,更依賴高質量數據,而數據往往來自真實用戶的使用。因此,通過提供社會價值,如免費工具、普惠服務等,企業不僅能提升聲譽,還能積累獨特數據資產,形成差異化競爭力,這便是“利他即利己”的邏輯。因此,將社會價值嵌入商業模式,不僅有助于長期可持續發展,也可能成為企業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路徑。
不過,針對企業在AI產品設計初期是否應嵌入社會影響力評估與價值對齊機制,柴云鵬表達了審慎觀點。他認為,當下AI發展是“實踐驅動迭代”,社會價值的實現不是靠初始設計的完美藍圖,而是在快速試錯與真實反饋中動態塑造的結果。企業在AI產品設計初期不必急于嵌入價值觀,而應聚焦“技術—場景”連接,在實踐中迭代優化。
更為重要的是,AI的社會價值正超越商業邏輯,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柴云鵬強調,社會治理有望成為中國AI落地的關鍵方向,其底層邏輯在于“數據洪流”。隨著智能終端普及,全社會將產生海量實時數據,這些數據不僅是提升公共服務精準度的基礎,更是國家層面的戰略資源。未來,政策制定、資源配置與社會運行效率,或將來自對全域數據的有效利用。正如凱文·凱利在《2049》中所描繪的“終極信息化國家”——當數據規模再上幾個臺階,其智能程度與治理效能將遠超今日想象。從這一角度看,社會治理或將成為AI應用中社會價值最大、影響最深遠的領域。
AI與社會價值的融合正進入快車道,一些社會應用場景不僅為技術迭代提供豐富反饋和高質量數據,其科研與公共價值甚至超越部分商業應用。柴云鵬表示,中國人民大學高度重視這一方向,致力于通過AI驅動社會治理創新,真正實現科技向善、造福人類的終極目標,目前已經開展多項探索。
柴云鵬強調,AI治理需在安全倫理與創新發展之間尋求平衡,避免“一刀切”式監管扼殺創新活力。他指出,中國過去在互聯網發展中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初期適度包容、鼓勵探索,在發展中識別問題、逐步完善規則。盡管當前具體治理方法仍在探索中,但以人民為中心的出發點和快速迭代的實踐機制,將推動中國在AI向善實踐中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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