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0日,俞敏洪宣布一則重磅消息: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以150萬年薪聘請陳行甲擔任三大核心業務總顧問,同時承諾每年向其創辦的恒暉公益基金會捐贈100萬元。這則“理想主義與商業情懷雙向奔赴”的合作公告,迅速登上各大平臺熱搜,點贊與質疑的聲音在輿論場激烈碰撞。有人盛贊這是“最干凈的強強聯合”,也有人在評論區拋出尖銳的質問:“一個前縣委書記、公益人,憑什么拿這么高的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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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風波,再次將陳行甲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人們不禁追問:這個曾獲評“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在公益賽道深耕九年的人,為何始終難逃部分人的敵視與抹黑?答案,藏在他十五年前踏入巴東的那個清晨,藏在他每一次與潛規則硬碰硬的決絕里,藏在理想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激烈碰撞之中。
恨他的人,首先是被他斬斷利益鏈條的腐敗群體及其附庸。2011年10月,39歲的陳行甲驅車4小時,從恩施州府來到巴東縣赴任。彼時的巴東,是湖北有名的貧困縣,集三峽庫區、武陵山區、國家級貧困縣于一身,17萬貧困人口擠在深山坳里,守著薄田度日。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地官場的奢靡之風與官商勾結的暗流——4500多萬元的平陽壩河堤工程,剛竣工就被一場洪水沖得七零八落,鋼筋裸露在外,像一道刺目的傷疤;三峽后續規劃的30億元扶貧資金,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唐僧肉”,招投標環節形同虛設,圍標串標已成公開的秘密。
上任第三天,陳行甲的辦公室就迎來了第一位“訪客”。一位當地的工程老板拎著一個沉甸甸的禮品袋,放下就走。打開一看,里面是一件熨燙平整的名牌襯衣,襯衣口袋里塞著20萬港幣現金。一周后,又有人借著匯報工作的名義,遞上一塊價值十幾萬的江詩丹頓手表。這些帶著赤裸裸誘惑的“見面禮”,被陳行甲悉數退回。在全縣干部大會上,他把這些事公之于眾,拍著桌子怒斥:“巴東的每一分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你們怎么對得起這50萬巴東父老?”
這份不留情面的決絕,讓陳行甲成了腐敗團伙的眼中釘、肉中刺。從2012年春天開始,他牽頭成立專案組,對平陽壩河堤“豆腐渣工程”展開徹查。調查期間,匿名威脅信塞進了他的辦公室門縫,短信里寫著“知道你家住哪,小心點”;體制內的老同事打來電話,語重心長地勸他“遇事留一線,日后好相見”;甚至有上級領導出面打招呼,希望他“點到為止”。但陳行甲沒有絲毫退縮,他帶著專案組駐扎在工地,翻遍了三年的工程臺賬,最終挖出了一條官商勾結的利益鏈。
這場反腐風暴,一刮就是四年。到2015年12月他離任時,共有87名貪官和不法商人被送入法網,其中包括1名正縣級官員、3名副縣級官員,以及盤踞巴東工程領域多年的“中標大王”和47名關聯企業老板。那些落馬者的親屬、依附于他們的利益群體,從未放棄過報復。他們聯合網絡大V,炮制出“陳行甲作秀”“陳行甲是野心家”等謠言,在各大平臺刷屏;甚至有人偽造證據,誣告他貪污受賄。對這些人而言,陳行甲打破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潛規則”,是必須除之而后快的“異類”。
恨他的人,也包括被他刺痛的刻板認知與道德綁架者。2016年,在仕途巔峰的陳行甲突然辭官,轉身扎進了公益領域。他創辦的恒暉公益基金會,聚焦大病兒童救助與鄉村教育,九年時間里,累計救助了超過2000名重癥患兒,在云南、四川、湖北的偏遠山區建起了12所“恒暉童心港灣”。基金會的賬目始終公開透明,每一筆捐款的去向都能在官網查到,2023年更是獲評5A級社會組織,這是國內基金會的最高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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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優秀,可爭議還是不期而至。2023年,恒暉公益基金會的年度報告公示,陳行甲的年薪是90.27萬元;2024年,這一數字調整為73.01萬元。這份合規的薪酬公示,瞬間點燃了輿論場。不少人抱著“公益人就該清貧”的固有認知,無視民政部門的合規核查,在評論區怒斥他“沽名釣譽”“借公益斂財”。他們忘了,陳行甲在深圳長期租住在一套80平米的老房子里,出行靠地鐵和共享單車,沒有私家車;忘了他將自己獲得的18萬美元“愛心獎”獎金全數捐出,一分未留;忘了專業的公益人需要體面的薪酬,才能心無旁騖地投入工作。畢竟,他要贍養年邁的父母,要撫育正在讀書的孩子。
俞敏洪150萬年薪的聘請,更是讓這部分人難以接受。在他們的認知里,公益與商業是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理想主義者”就該安于清貧,就該守著“苦行僧”的人設。他們不愿承認,陳行甲在巴東錘煉出的基層治理經驗、在公益實踐中積累的青少年關懷方法論、以及自帶的公信力,都是無法用普通商業邏輯衡量的財富。新東方聘請他,看重的是他對教育本質的理解,是他身上那份“為他人著想”的情懷。這份情懷,恰恰是當下很多企業缺失的。這種認知偏差催生的敵意,本質上是對“專業公益人應獲合理回報”的拒絕,是將個人道德潔癖強加于人的綁架。正如一位公益領域的資深從業者所言:“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于風雪。給公益人合理的薪酬,才是對公益事業最大的尊重。”
恨他的人,還有被他的“不合群”打破生存慣性的既得利益者。在官場,陳行甲是個出了名的“刺頭”。他剛到巴東,就公開宣布“四不”承諾:不偷懶、不貪錢、不貪色、不整人;隨后又推出“五個嚴禁”,整治干部“走讀”、公款吃喝等歪風。他頂著壓力,清理了216名“吃空餉”的人員,這些人要么是領導的親屬,要么是有背景的關系戶;他鐵腕整治長江兩岸的“兩違建筑”,哪怕這些建筑的主人是當地的“地頭蛇”。
為了推廣巴東的旅游資源,他更是做了許多“出格”的事。2013年,他親自上陣錄制MV《美麗的神農溪》,穿著民族服飾,在青山綠水間放聲歌唱;2014年,他為了宣傳巴東的跳傘基地,親自從千米高空躍下,落地后笑著說:“為了巴東的發展,我愿意拼了。”這些在他看來理所應當的舉措,卻在官場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說他“不務正業”,有人說他“愛出風頭”,甚至有同僚在背后議論:“陳行甲太張揚,遲早要栽跟頭。”
2016年,正當他的仕途一片光明時,他卻遞交了辭職信。這個決定,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有人說他“犯了事,跑路了”,有人說他“沽名釣譽,想靠公益博眼球”。可只有陳行甲自己知道,他只是想換一種方式,為更多人做點事。這種“不合群”,讓他成為某些群體的“眼中釘”,遭到排擠與污蔑;這種“不合群”,也讓他在公益領域始終保持清醒,不搞流量噱頭,不做表面文章,只踏踏實實為需要幫助的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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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行甲的遭遇,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故事。它是理想主義者與功利主義者的博弈,是堅守原則者與破壞規則者的對抗,是清醒的少數派與盲從的多數派的碰撞。那些恨他的人,恨的不是陳行甲本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正直與純粹;恨的是他打破了“潛規則”的舒適區,讓投機取巧者顯得狼狽;恨的是他用實際行動證明,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愿意為了信仰,為了更多人的幸福,去做那個“逆風而行”的人。
俞敏洪的選擇,恰恰是對這種恨意最有力的回應。150萬年薪,是對專業價值的認可;每年百萬捐贈,是對公益初心的守護。這場合作,讓我們看到了理想主義的另一種可能,它不是孤芳自賞的清高,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偏執,而是腳踏實地的堅守,是與志同道合者攜手同行的勇氣。
在這個復雜的世界里,總有人因堅守底線而被誤解,因捍衛正義而遭敵視。但陳行甲用十五年的堅守告訴我們:真正的理想主義,從來不會被恨意擊垮。那些針對他的抹黑與敵視,最終只會成為映照其人格光輝的背景板,讓更多人看到:當一個人始終堅守“為了美好的人間”這一初心時,即便前路有荊棘,也終將贏得志同道合者的攜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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