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4年秋天，北京的風里透著一股子涼意，可中南海里的氣氛卻熱火朝天。
那時候，新中國第一部根本大法——《憲法》眼看就要落地，緊跟著就冒出來個讓高層頗為撓頭的難題：國家要新設最高人民檢察院，這第一把交椅，誰來坐？
這活兒可不好攬。
手里握著監督百官的“尚方寶劍”，這就要求當家人得有雷霆手段；可判案子講究的是證據確鑿，又得有顆絕對公道的心。
這就好比走鋼絲，軟了不行，硬了也不行。
那時候，毛主席人還在杭州，正忙著給憲法草案定稿。
一聽說是選這個崗位的負責人，主席甚至連磕巴都沒打，直接點了一個人的將：“我看，張鼎丞最合適。
這個人，講實事求是，那是出了名的鐵面無私。”
說實話，這步棋走得挺讓人意外。
要知道，那會兒張鼎丞正是福建的一把手，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妥妥的“封疆大吏”。
要是再稍微等一年，趕上1955年全軍大授銜，憑他的資歷和戰功，總干部部擬定的名單里，大將軍銜那是板上釘釘的事。
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他脫下一身戎裝，只身進京，接了這個誰干誰頭疼的“得罪人”差事。
主席憑啥這么看重他？
又是咋認定他能做到“鐵面無私”的？
這事兒啊，還得把日歷往前翻16年，聊聊抗戰初期那樁轟動一時的“兩板豆腐案”。
那是1938年陽春三月，新四軍第二支隊整頓完畢，正準備從福建龍巖拔營，奔赴抗日前線打鬼子。
大部隊剛走到上杭縣地界，還沒出圈呢，就被叫停了。
下令的正是司令員張鼎丞。
他大手一揮，幾千號人馬全停在了汀江邊的亂石灘上。
大伙兒本來以為是要搞個戰前動員，誰知道，這是要開公審大會。
審誰？
審支隊司令部的一位“大管家”——雷司務長。
犯了啥天條？
貪污。
貪了多少？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就兩板豆腐的錢。
聽到這個數，估計不少人下巴都得掉下來。
幾千人的隊伍行軍打仗，為了幾毛錢的小賬興師動眾，至于嗎？
其實吧，這雷司務長也是苦出身，平時辦事挺利索，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背得比誰都溜。
壞就壞在下了山，眼界雜了。
跟幾個做買賣的小販混熟了以后，心里的防線松了，竟利用管后勤的便利，跟商販勾勾搭搭，先后兩次昧下了買兩板豆腐的公款。
錢去哪了？
都讓他換成香煙抽進肚子里了。
這事兒要是擱在國民黨那邊的隊伍里，簡直就是笑話，連個屁都算不上。
可到了張鼎丞這兒，這就是天大的窟窿，必須得補上。
此時此刻，張鼎丞站在江邊的高地上，把前因后果跟大伙兒這一擺。
末了，他黑著臉問了一句：“拿著公家的錢過自己的煙癮，這種事，咱們能不能容？”
這一嗓子，直接把底下的戰士們給點炸了。
那會兒當兵的，絕大多數都是窮得叮當響才出來干革命，平生最恨的就是那些手腳不干凈的貪官。
如今一看，自己鍋里出了老鼠屎，那種被自家人捅刀子的火氣，騰地一下就竄上來了。
有個小戰士氣得臉紅脖子粗，跳起來吼道：“咱們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革命，圖啥？
不就是為了滅掉貪官污吏嗎？
現在自己人搞這一套，留著過年啊？
殺！”
這聲“殺”，就像火星子掉進了火藥桶。
幾千人齊聲高喊，非要嚴懲不可。
處在風暴眼里的雷司務長，這會兒是啥反應？
他沒哭爹喊娘，也沒替自己辯解半句。
聽著戰友們的罵聲，他是真覺得沒臉見人。
他心里明白，在這樣的隊伍里，名聲比命金貴。
只見他猛地挺直腰桿，幾步走到張鼎丞跟前，行了個標準的軍禮，嗓門嘶啞地喊：“司令員！
大家罵得對！
我不是人！
我摳大伙兒的嘴挪用公款，犯了軍紀，該死！
我請求槍斃我！”
犯人自己求死，戰士們拍手叫好。
眼瞅著這就是要槍響人亡，拿人頭祭旗的節奏。
可這真的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嗎？
就在這節骨眼上，旁邊看熱鬧的老鄉不樂意了。
一位上了歲數的老大爺，顫顫巍巍地擠出人群，那是真急了：“哎呀，長官們，使不得啊！
不就兩板豆腐錢嗎？
這也叫個事兒？
你們是沒見那國民黨兵，進村抓雞牽牛，那是家常便飯。
為了這點子事就要崩了人，這也太…
老人家這話一出，現場那股喊打喊殺的熱浪，瞬間像被澆了一盆冷水，氣氛變得尷尬起來。
這其實是兩套理兒在打架：
一邊是部隊的鐵規矩：只要手腳不干凈，別管多少，必須辦，這是紅軍傳下來的家風。
一邊是老百姓的樸素道理：人命關天，兩板豆腐換一條人命，這買賣不劃算，顯得太狠毒。
這下子，難題甩給了張鼎丞。
要是順著戰士們的火氣，把人崩了，軍紀是保住了，可在老百姓心里，這支隊伍就成了“冷血動物”，甚至可能覺得這幫人不通人情。
要是順著老鄉的意思，把人放了，那以后誰還把紀律當回事？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豈不成了空話？
咋整？
張鼎丞這時候顯露出了過人的腦子。
他沒被任何一邊的情緒帶著跑，而是來了個“庖丁解牛”。
頭一步，定調子。
他對雷司務長的錯，一點沒含糊：“錢是不多，兩板豆腐而已。
可這口子一開，性質就變了。
老話講‘小時偷針，大了偷金’。
今天敢貪豆腐，明天有了權，貪的可就是金山銀山。
這股歪風，必須剎住！”
這就把戰士們心里的火給順下去了，說明紀律是帶電的高壓線，誰也不能碰。
第二步，定罰法。
張鼎丞話鋒一轉，瞅了瞅那位求情的老大爺，又看了看那個一心求死的雷司務長。
槍，沒拔出來。
最后的判決是：死罪免了，活罪難逃。
雷司務長從今往后，撤職查辦，留在隊伍里干最臟最累的活，挑最重的擔子，用汗水來贖罪。
這一招，絕了。
對戰士們來說，壞人受了罰，丟了官，還得干苦力，這口氣出了，公道討回來了。
對老鄉們來說，這隊伍講道理，不是那種殺人不眨眼的魔頭，有人情味。
對雷司務長自己來說，這條命是撿回來的，往后的日子，他在贖罪的路上，那腰桿子比誰挺得都直，干得比誰都賣力。
老鄉們一個個豎起大拇指：“新四軍紀律嚴，辦事公道，這樣的隊伍，肯定能把小日本趕回老家去！”
這事兒就像長了翅膀，很快就傳到了延安，傳進了毛主席的耳朵里。
在這個故事里，主席看到的，不光是一個指揮員怎么斷案，更看到了一種金子般可貴的品質：實事求是。
在那種群情激憤、非黑即白的極端環境里，能穩住神，既不被憤怒沖昏頭腦亂殺人，又不因為人情世故壞了規矩，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鐵面無私”。
所以，當1954年新中國急需一位能掌管最高檢察權的“包青天”時，主席腦子里第一個蹦出來的，就是張鼎丞。
為了挑起這副擔子，張鼎丞告別了福建的一線領導崗位，也徹底脫離了軍隊序列。
到了1955年全軍大授銜，因為主席定了條杠杠——“轉到地方工作的不再授銜”，張鼎丞和譚震林、鄧子恢、李先念等21位本來該掛上大將星的功臣，就這樣跟將軍夢擦肩而過。
有人替他惋惜，覺得這買賣虧大發了。
可要是算算國家的大賬，張鼎丞接過的這份托付，分量更重。
從汀江邊的那兩板豆腐，到懸掛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門口的國徽，這一晃就是16年。
當年在亂石灘上立下的那個規矩——“不管錢多錢少，性質得把住；不管大家咋喊，判罰得公道”，最后成了新中國法治大廈的一塊壓艙石。
這筆賬，主席心里有數，張鼎丞心里更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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