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天,蔣家最小的兒子蔣孝勇也沒挺住,走了。
這時候,大伙兒才猛地發現一個嚇人的賬單。
這哥仨活了多大歲數?
一個五十四,一個四十六,還有一個四十八。
擱在普通老百姓家里,這事兒能讓人哭瞎眼。
擱在曾經呼風喚雨的蔣家,這簡直就是大廈忽喇喇似大廈傾。
坊間不少人嚼舌根,說是風水不好,或者是湊巧了,畢竟他們家確實有糖尿病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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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你耐著性子把這哥仨的履歷翻一遍,就會明白,真正催命的符咒,不僅僅是寫在DNA里的病。
這八年里的三口棺材,說白了,是三種截然不同的活法,在時代的大浪淘沙里被拍得粉碎。
頂著蔣介石長孫的帽子,他出生時手里的牌簡直順得不能再順。
生在蘇聯冰天雪地里,長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眼皮子底下。
誰承想,這萬千寵愛反倒成了他這輩子最大的劫數。
在蔣家那個深不見底的圈子里,只要爺爺奶奶還在喘氣,誰也動不了他一根手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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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倒是想揮鞭子教訓,手剛抬起來,妹妹蔣孝章就腳底抹油去搬神仙了。
在這種“金鐘罩”底下長大的少爺,腦回路是歪的:捅了婁子?
沒事,不用買單。
在臺北念中學那會兒,書本對他來說就是催眠符,玩樂才是正經事。
大學門檻跨不進去,家里人合計了一番,把他塞進了鳳山陸軍軍官學校。
當時家里打的算盤挺精:既然書讀不進去,那就去部隊滾一身泥,用鐵的紀律磨磨那個少爺脾氣,將來好歹能帶兵打仗。
結果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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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軍營,他還是那個橫著走的“皇太孫”,誰的話也不聽,甚至還要鬧出點幺蛾子,最后硬生生被學校給退了。
沒招了,只能往美國送。
到了加州伯克萊商業學校,地界兒是換了,可那股子勁兒一點沒改。
因為開車違章,他在法庭上撒潑打滾,直接被關進去蹲了三天大牢。
這事兒一鬧大,學位泡湯了,人也被美國佬趕了出來。
這一連串跟頭栽下來,其實都在說明一件事:他壓根就不知道什么叫“負責任”。
回到臺灣,腦門上頂著臺電處長、黨部主委的烏紗帽,骨子里還是那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主兒。
大夫苦口婆心地勸,說你有糖尿病底子,喝酒熬夜那是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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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這話當耳旁風。
憑啥聽你的?
活了三十多年,他誰的話都沒聽過,不照樣活得滋潤?
可閻王爺辦事,是不看蔣介石面子的。
腦子糊涂了,智商也退回去了。
打那以后,那個不可一世的公子哥沒了,床上只躺著個廢人。
1988年送別蔣經國的時候,他是被人架著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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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怕啥?
是怕父親那雙恨鐵不成鋼的眼睛,還是怕面對自己這稀爛的一輩子?
沒過太久,喉癌晚期找上門。
老大算是練廢了,眾人的眼睛自然就盯上了老二蔣孝武。
跟大哥比起來,蔣孝武小時候那就是個“小透明”。
畢竟不是長孫,沒人捧著,這反倒讓他長出了一身野草般的狠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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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念得一塌糊涂,打架卻是把好手。
扔進軍校,他不操練,敢跟教官動手,煙酒不離手。
可等到大哥一倒下,蔣孝武覺得自己的春天來了。
他開始玩命表現,手伸進了情報圈子,接管了廣播電臺,還擠進了安全會議。
那幾年,他的身價在政壇上一路飆升。
可就在他離那個最高的位置只差一步的時候,他走了一步臭棋,而且是能要命的臭棋。
1984年秋風起的時候,美國加州戴利城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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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書的華裔劉宜良(筆名江南)在自家車庫里被人給崩了。
子彈正中眉心,人當場就涼了。
動手的,是臺灣竹聯幫那幫人:陳啟禮、吳敦、董桂森。
為啥非要弄死江南?
因為他寫了一本《蔣經國傳》,抖落了不少見不得光的內幕,還揚言要寫《吳國楨傳》。
這在某些人眼里,那就是把天捅了個窟窿。
但這筆買賣,那個下令的人把賬算劈叉了,而且是大錯特錯。
劉宜良不光是個碼字的,他還是FBI的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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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地盤上,干掉一個美國公民外加情報線人,這直接踩了美國人的尾巴。
案子一發,美國那邊炸了鍋,外交壓力像大山一樣壓過來。
竹聯幫的人為了保命,把情報局長汪希苓給咬了出來。
而外面所有的風言風語,都把手指頭戳向了當時管情報的蔣孝武。
雖說沒抓著他直接下令的實錘,但只要沾上這個邊,他的政治前途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蔣經國這會兒腦子異常清醒。
他在跟《時代》周刊聊天時把話撂得死死的:蔣家后人絕不接班。
緊接著,蔣孝武被發配到了新加坡,名頭上是商務代表,說穿了就是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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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悶棍打得太狠了。
蔣孝武本來身子骨就不好,有糖尿病和高血脂,眼看接班無望,那股撐著的精氣神散了,身體垮得像山崩。
1991年,就在他準備回臺灣當華視董事長的前一天晚上,在陶陶餐廳吃飯時突然覺得不對勁。
到了后半夜,心臟不跳了。
四十六歲。
急性心臟衰竭。
如果說老大是死在溺愛里,老二就是死在狂妄上。
他想用江湖那一套來解政治的題,結果被政治反咬一口。
最后咱們說說老三,蔣孝勇。
他是三兄弟里腦瓜子最靈,也是活得最明白的一個。
生在上海,國民黨撤退前夕。
蔣介石覺著虧欠他,疼得不行。
但他性子軟乎,在長輩面前規規矩矩,沒有那股紈绔子弟的痞氣。
他也去過軍校,可惜訓練時把腳弄傷了,開了兩刀,只能退學轉去讀臺大。
這反倒成了他的福氣。
他沒在軍隊那個大染缸里越陷越深,而是轉身跳進了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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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過欣欣傳播的老板,干過電工機械的老總。
他很早就琢磨透了一個理兒:在這個家里,沾政治,準沒好果子吃。
1988年老爹一走,蔣孝勇選上了國民黨中央委員。
外頭都在猜,是不是老三要扛大旗了?
結果他干了一件讓所有人跌眼鏡的事:帶著全家老小,移民加拿大。
他說:“蔣家的過去和近現代史綁得太緊,總得畫個句號。”
這話講得透徹。
他看懂了李登輝那個時代來了,看懂了蔣家的權勢已經是昨日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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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著不走,要么被當成花瓶擺著,要么被當成靶子打。
走,是唯一的生路。
可惜,老天爺沒打算放過他。
食道癌找上門了。
在日子不多的最后關頭,蔣孝勇做了這輩子最后一個大決定:回大陸,回老家看看。
既然身上的病治不好了,那就去治治心里的病。
1996年夏天剛到,北京。
蔣孝勇端起一碗苦得掉渣的中藥,嘆了口氣:“這藥喝起來,有一股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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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頭,他拖著病怏怏的身子,帶著媳婦孩子,去了浙江奉化溪口。
那是爺爺和父親念叨了一輩子的地方。
買票進門,跟個普通游客似的逛蔣氏故居。
在祖母王采玉的墳頭前,他推開了想扶他的兒子,非要自己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說,這條路爺爺想走沒走成,父親想走也沒走成,他得替長輩把這路走完。
那是蔣家第三代人,唯一一次腳踏實地踩在故土上的祭拜。
回到臺灣后,他的身子骨立馬就不行了。
1996年年底,因為心臟供血跟不上,人走了,才四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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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八年光景,蔣家三兄弟的大幕全拉上了。
回頭再看這段往事,你會發現這不光是一個家族的倒霉史,更是一個權力山頭在新舊交替時的雪崩。
蔣經國閉眼的時候,為啥沒把位子傳給兒子?
不是不想傳,是沒人可傳。
這三個人,正好代表了權力是怎么把人毀掉的三種花樣:
第一種是被權力慣壞了,連生存本能都退化了;
第二種是被權力迷住了眼,迷信暴力能解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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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是看透了權力,想逃,卻還是被時代的洪流卷了進去。
所謂的“八年三殤”,表面看是病魔不講情面,實際上是舊時代的特權階層,在沒了父輩遮風擋雨后,面對新時代產生的劇烈排異反應。
從這個角度看,1996年,才是“蔣家王朝”真正的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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