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96年冬天，蔣家最小的兒子蔣孝勇也沒挺住，走了。
這時候，大伙兒才猛地發現一個嚇人的賬單。
這哥仨活了多大歲數？
一個五十四，一個四十六，還有一個四十八。
擱在普通老百姓家里，這事兒能讓人哭瞎眼。
擱在曾經呼風喚雨的蔣家，這簡直就是大廈忽喇喇似大廈傾。
坊間不少人嚼舌根，說是風水不好，或者是湊巧了，畢竟他們家確實有糖尿病的底子。
可要是你耐著性子把這哥仨的履歷翻一遍，就會明白，真正催命的符咒，不僅僅是寫在DNA里的病。
這八年里的三口棺材，說白了，是三種截然不同的活法，在時代的大浪淘沙里被拍得粉碎。
頂著蔣介石長孫的帽子，他出生時手里的牌簡直順得不能再順。
生在蘇聯冰天雪地里，長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眼皮子底下。
誰承想，這萬千寵愛反倒成了他這輩子最大的劫數。
在蔣家那個深不見底的圈子里，只要爺爺奶奶還在喘氣，誰也動不了他一根手指頭。
蔣經國倒是想揮鞭子教訓，手剛抬起來，妹妹蔣孝章就腳底抹油去搬神仙了。
在這種“金鐘罩”底下長大的少爺，腦回路是歪的：捅了婁子？
沒事，不用買單。
在臺北念中學那會兒，書本對他來說就是催眠符，玩樂才是正經事。
大學門檻跨不進去，家里人合計了一番，把他塞進了鳳山陸軍軍官學校。
當時家里打的算盤挺精：既然書讀不進去，那就去部隊滾一身泥，用鐵的紀律磨磨那個少爺脾氣，將來好歹能帶兵打仗。
結果咋樣？
到了軍營，他還是那個橫著走的“皇太孫”，誰的話也不聽，甚至還要鬧出點幺蛾子，最后硬生生被學校給退了。
沒招了，只能往美國送。
到了加州伯克萊商業學校，地界兒是換了，可那股子勁兒一點沒改。
因為開車違章，他在法庭上撒潑打滾，直接被關進去蹲了三天大牢。
這事兒一鬧大，學位泡湯了，人也被美國佬趕了出來。
這一連串跟頭栽下來，其實都在說明一件事：他壓根就不知道什么叫“負責任”。
回到臺灣，腦門上頂著臺電處長、黨部主委的烏紗帽，骨子里還是那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主兒。
大夫苦口婆心地勸，說你有糖尿病底子，喝酒熬夜那是找死。
他把這話當耳旁風。
憑啥聽你的？
活了三十多年，他誰的話都沒聽過，不照樣活得滋潤？
可閻王爺辦事，是不看蔣介石面子的。
腦子糊涂了，智商也退回去了。
打那以后，那個不可一世的公子哥沒了，床上只躺著個廢人。
1988年送別蔣經國的時候，他是被人架著去的。
他怕啥？
是怕父親那雙恨鐵不成鋼的眼睛，還是怕面對自己這稀爛的一輩子？
沒過太久，喉癌晚期找上門。
老大算是練廢了，眾人的眼睛自然就盯上了老二蔣孝武。
跟大哥比起來，蔣孝武小時候那就是個“小透明”。
畢竟不是長孫，沒人捧著，這反倒讓他長出了一身野草般的狠勁。
書念得一塌糊涂，打架卻是把好手。
扔進軍校，他不操練，敢跟教官動手，煙酒不離手。
可等到大哥一倒下，蔣孝武覺得自己的春天來了。
他開始玩命表現，手伸進了情報圈子，接管了廣播電臺，還擠進了安全會議。
那幾年，他的身價在政壇上一路飆升。
可就在他離那個最高的位置只差一步的時候，他走了一步臭棋，而且是能要命的臭棋。
1984年秋風起的時候，美國加州戴利城出事了。
寫書的華裔劉宜良（筆名江南）在自家車庫里被人給崩了。
子彈正中眉心，人當場就涼了。
動手的，是臺灣竹聯幫那幫人：陳啟禮、吳敦、董桂森。
為啥非要弄死江南？
因為他寫了一本《蔣經國傳》，抖落了不少見不得光的內幕，還揚言要寫《吳國楨傳》。
這在某些人眼里，那就是把天捅了個窟窿。
但這筆買賣，那個下令的人把賬算劈叉了，而且是大錯特錯。
劉宜良不光是個碼字的，他還是FBI的線人。
在美國的地盤上，干掉一個美國公民外加情報線人，這直接踩了美國人的尾巴。
案子一發，美國那邊炸了鍋，外交壓力像大山一樣壓過來。
竹聯幫的人為了保命，把情報局長汪希苓給咬了出來。
而外面所有的風言風語，都把手指頭戳向了當時管情報的蔣孝武。
雖說沒抓著他直接下令的實錘，但只要沾上這個邊，他的政治前途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蔣經國這會兒腦子異常清醒。
他在跟《時代》周刊聊天時把話撂得死死的：蔣家后人絕不接班。
緊接著，蔣孝武被發配到了新加坡，名頭上是商務代表，說穿了就是流放。
這一悶棍打得太狠了。
蔣孝武本來身子骨就不好，有糖尿病和高血脂，眼看接班無望，那股撐著的精氣神散了，身體垮得像山崩。
1991年，就在他準備回臺灣當華視董事長的前一天晚上，在陶陶餐廳吃飯時突然覺得不對勁。
到了后半夜，心臟不跳了。
四十六歲。
急性心臟衰竭。
如果說老大是死在溺愛里，老二就是死在狂妄上。
他想用江湖那一套來解政治的題，結果被政治反咬一口。
最后咱們說說老三，蔣孝勇。
他是三兄弟里腦瓜子最靈，也是活得最明白的一個。
生在上海，國民黨撤退前夕。
蔣介石覺著虧欠他，疼得不行。
但他性子軟乎，在長輩面前規規矩矩，沒有那股紈绔子弟的痞氣。
他也去過軍校，可惜訓練時把腳弄傷了，開了兩刀，只能退學轉去讀臺大。
這反倒成了他的福氣。
他沒在軍隊那個大染缸里越陷越深，而是轉身跳進了商海。
當過欣欣傳播的老板，干過電工機械的老總。
他很早就琢磨透了一個理兒：在這個家里，沾政治，準沒好果子吃。
1988年老爹一走，蔣孝勇選上了國民黨中央委員。
外頭都在猜，是不是老三要扛大旗了？
結果他干了一件讓所有人跌眼鏡的事：帶著全家老小，移民加拿大。
他說：“蔣家的過去和近現代史綁得太緊，總得畫個句號。”
這話講得透徹。
他看懂了李登輝那個時代來了，看懂了蔣家的權勢已經是昨日黃花。
賴著不走，要么被當成花瓶擺著，要么被當成靶子打。
走，是唯一的生路。
可惜，老天爺沒打算放過他。
食道癌找上門了。
在日子不多的最后關頭，蔣孝勇做了這輩子最后一個大決定：回大陸，回老家看看。
既然身上的病治不好了，那就去治治心里的病。
1996年夏天剛到，北京。
蔣孝勇端起一碗苦得掉渣的中藥，嘆了口氣：“這藥喝起來，有一股家的味道。”
轉頭，他拖著病怏怏的身子，帶著媳婦孩子，去了浙江奉化溪口。
那是爺爺和父親念叨了一輩子的地方。
買票進門，跟個普通游客似的逛蔣氏故居。
在祖母王采玉的墳頭前，他推開了想扶他的兒子，非要自己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說，這條路爺爺想走沒走成，父親想走也沒走成，他得替長輩把這路走完。
那是蔣家第三代人，唯一一次腳踏實地踩在故土上的祭拜。
回到臺灣后，他的身子骨立馬就不行了。
1996年年底，因為心臟供血跟不上，人走了，才四十八歲。
至此，八年光景，蔣家三兄弟的大幕全拉上了。
回頭再看這段往事，你會發現這不光是一個家族的倒霉史，更是一個權力山頭在新舊交替時的雪崩。
蔣經國閉眼的時候，為啥沒把位子傳給兒子？
不是不想傳，是沒人可傳。
這三個人，正好代表了權力是怎么把人毀掉的三種花樣：
第一種是被權力慣壞了，連生存本能都退化了；
第二種是被權力迷住了眼，迷信暴力能解決一切；
第三種是看透了權力，想逃，卻還是被時代的洪流卷了進去。
所謂的“八年三殤”，表面看是病魔不講情面，實際上是舊時代的特權階層，在沒了父輩遮風擋雨后，面對新時代產生的劇烈排異反應。
從這個角度看，1996年，才是“蔣家王朝”真正的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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