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經中共中央同意,彭德懷從北京出發,回到湖南湘潭老家進行農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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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自1959年廬山會議后被免去國防部長職務以來,第一次以普通黨員身份外出調研。此行目的很明確:了解農村真實情況,特別是糧食生產和農民生活狀況。
據《彭德懷自述》和《彭德懷傳》記載,彭德懷出發前向中央提出申請,表示“想回鄉看看”,更想“下去走一走,聽聽群眾怎么說”。當時國家正處在經濟困難時期,中央也鼓勵干部深入基層了解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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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批準了他的請求,并囑咐“不要驚動地方”。
10月下旬,彭德懷乘火車抵達長沙,隨后轉車到湘潭。他沒有提前通知家鄉,由湖南省委安排,湘潭地委派人接站。時任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負責接待。
據華國鋒后來回憶,彭德懷抵達后堅持不住招待所,但因安全和接待需要,最終住進當地安排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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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當晚,地委設便宴接風。飯菜以本地家常菜為主,其中一道冷盤用咸鴨蛋黃拼成圓形圖案。有在場工作人員回憶,彭德懷一見便說:“搞這個干什么?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還擺花樣!”
隨即用筷子將圖案攪散,又補充道:“大家隨便吃,哪個蛋好吃就夾哪個,不要搞形式主義,那會勞民傷財。”
此事雖小,卻體現了他一貫反對鋪張、注重實際的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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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后,彭德懷未作休息,即提出要走訪周邊生產隊。接下來近兩個月里,他步行或坐吉普車,先后到烏石大隊、南陽沖、金星、坪上等生產隊。他不看匯報材料,專看糧倉、灶房、田地和水利設施。
據隨行人員記錄,他常問:“社員一天吃幾兩米?”“食堂還能開嗎?”“倉庫里還有多少存糧?”
在烏石大隊,他走進多戶農家,掀開鍋蓋看煮的是什么,翻看糧袋是否空癟。他發現不少水利溝渠年久失修,田地荒蕪;公共食堂多數已停辦,農民靠野菜、紅薯度日;有些地方仍按虛報產量征購糧食,導致口糧嚴重不足。
一位老農悄悄告訴他:“上面來人,我們就把幾塊好田集中起來拍照,說是高產田,其實別處都種不出東西。”彭德懷聽后沉默良久,在筆記本上記下:“報喜不報憂,害人不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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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走訪,晚上他就在住處整理筆記。據其侄女彭梅魁回憶,彭德懷每晚伏案至深夜,逐字逐句撰寫調查材料,反復修改,力求準確。他強調:“寫東西要對得起老百姓,不能摻假。”
此次調研持續約50天,至12月中旬結束。回京后,彭德懷將整理好的五份調查報告,通過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轉交中共中央。
這些報告共約四萬字,詳細記錄了農村的真實困難,建議恢復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減少征購任務、允許農民自由經營副業等。這些意見與當時正在推行的“農業六十條”調整方向一致,為后續政策糾偏提供了基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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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一生厭惡形式主義。
早在1950年赴朝作戰前,他就明令志愿軍各部不得搞迎送儀式,不準掛彩旗、拉橫幅。抗美援朝期間,他在前線巡視時,曾多次下令拆除炊事班門口的“歡迎彭總”標語,說:“這不是做樣子的時候,戰士們在挨餓受凍,我們得把飯碗端穩。”
這種作風貫穿他整個革命生涯。
在朝鮮,他冒雪走訪陣地,只關心彈藥是否充足、伙食能否保障;在西北戰場,他與戰士同吃小米飯,拒絕特殊照顧。即便在1959年后賦閑北京西郊吳家花園期間,他仍每日讀書、種菜、練字,保持簡樸生活。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他常對來訪者說:“干部脫離群眾,就會變成瞎子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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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這次回鄉之行,是他晚年少有的公開活動。
他沒有發表講話,也不接受媒體采訪,只是默默行走于田埂村巷之間。他深知自己已無權無職,但仍希望“盡一個黨員的責任”。
正如他在筆記中所寫:“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誰真心為他們著想,他們心里清楚。”
這次調研結束后,彭德懷再未外出。
但他帶回的材料,成為那個特殊年代里一份珍貴的民間實錄。多年后,華國鋒在一次內部談話中提到:“彭老總那次回來,不是為了訴苦,而是為了找問題。他心里裝的是老百姓的飯碗。”
今天回看這段歷史,彭德懷的言行并無豪言壯語,卻處處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心系民生的本色。他的調研方式樸素而扎實——不聽匯報,只看現場;不講排場,只問溫飽。這種作風,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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