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遵義會議的三個軍團政委，為何只有一人在建國后未獲重用？

1989年的那個蕭瑟初冬，北京城里的一顆心臟停止了跳動。

這位九十歲的老人走了。

臨閉眼前，他留下的話讓人聽著心里發酸：別把我不當回事，把我的骨灰撒到祁連山去。

既不是八寶山，也不是家鄉故土，偏偏是祁連山？

老人的理由很簡單，也特別沉重：那地方躺著太多紅軍西路軍的弟兄，他嫌那邊太冷清，得去給老戰友們作個伴。

老人叫李卓然。

說實話，把這個名字放到今天的大街上，估計沒幾個人能認得。

可要是把日歷翻回1935年，定格在貴州遵義的那座二層小樓里，你會看到一個讓人咋舌的場面。

那場決定命運的會議，屋里一共就坐了二十個人。

圓桌邊是博古、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陳云這些大人物；旁邊板凳上坐著的是劉伯承、彭德懷、林彪、聶榮臻……這二十個人，后來撐起了大半個新中國。

建國后，他們不是坐在天安門城樓正中間，就是佩戴著元帥領章，最起碼也是國家的核心操盤手。

唯獨李卓然，好像在這個金光閃閃的名單里“隱身”了。

那會兒他可是紅五軍團的政委，跟聶榮臻、彭德懷那是平起平坐的軍團一把手。

可后來，他的名字越來越模糊，建國后也就干到了副部級。

是本事不濟？

還是命不好？

把李卓然這輩子攤開來看，你會發現他在好幾個只能選A或選B的岔路口，都硬生生選了一條讓自己“吃虧”的路。

他心里的這筆賬，到底是怎么算的？

先把時間軸撥回到1935年1月的遵義城。

那時候的情況，真是要把人逼瘋。

湘江邊上一場血戰，紅軍隊伍從八萬六千人被人砍得只剩三萬。

前面是烏江擋路，屁股后面追著幾十萬敵軍。

這時候開遵義會議，說白了就是在懸崖邊上搶方向盤。

李卓然當時帶著紅五軍團。

這支隊伍干的是什么活？

那是全軍的“鐵閘門”。

大部隊撤，他們得留下來斷后；大部隊過河，他們得把自己變成人肉盾牌。

就在湘江邊上，為了護著中央縱隊走，紅五軍團整整填進去了一個師的命。

進遵義城前，毛澤東正發著高燒，人挺虛。

可一聽說李卓然來了，眼里立馬有了光，非要把他拉到屋里聊聊。

這里頭有個細節挺動人。

早先在江西蘇區，李卓然給毛澤東當過辦公室主任。

他知道主席有個習慣，離不開報紙，就專門給前線下了死命令：打仗繳獲什么都行，但報紙必須留著送給毛主席。

這份知冷知熱的交情，讓毛澤東對他沒半點防備。

主席問他：你們負責斷后，底下的真實情況到底是啥樣？

這會兒，擺在李卓然面前的是道送命題。

按那會兒的官場規矩，上頭神仙打架還沒分出勝負，底下人最穩妥的回答就是“困難是有，但我們能頂住”，或者打個太極拳。

畢竟，當時手里握著兵符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還在臺上坐著呢。

可李卓然把那套官場厚黑學全扔了。

他心里明鏡似的：這時候再?；^，紅軍就真得散伙了。

他盯著毛澤東的眼睛，竹筒倒豆子：部隊情緒炸了鍋，大家對“三人團”那個瞎指揮法早就氣得罵娘了，都覺得再這么走下去，咱們都得喂魚。

這番大實話，等于是給毛澤東遞上了一把破局的“快刀”。

轉過天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卓然更是豁出去了。

當著滿屋子大佬的面，他把紅五軍團流的血、受的罪，還有基層當兵的怒火，一股腦全潑了出來，拍著桌子要換領導。

在那個人心惶惶的夜晚，李卓然投出的這一票，沒摻雜半點給自己撈好處的心思，純粹是覺得“再不講真話，大家都得死”。

這步棋，他走對了，站在了歷史的正面。

既然在遵義會議那張桌子上立了這么大的功，怎么李卓然沒像其他老帥那樣飛黃騰達？

因為命運在下一個路口，給他設了個大坎兒。

紅一、紅四方面軍碰頭后，張國燾看著自己人多槍多，心思活泛了，要搞分裂。

中央沒辦法，把隊伍拆成左路軍和右路軍，李卓然偏偏被分到了跟著張國燾走的左路軍。

面對張國燾非要南下的命令，李卓然頂牛頂得很兇，差點讓張國燾給做了。

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

真正的噩夢是西路軍。

1936年10月，西路軍往西打。

這簡直就是一場把人往絕路上逼的仗。

在西北那片荒涼的戈壁灘上，兩萬多紅軍被馬家軍的騎兵圍著砍，子彈打光了，干糧也沒了。

等到大部隊被打散架了，指揮官徐向前和陳昌浩決定回陜北找中央報信。

那剩下這幫跑不掉的傷病員誰來管？

這就是個必死局。

留下來，九成九是死；就算命大跑回去，那也是“敗軍之將”。

李卓然沒挪窩，他留下了。

他和李先念等八個人組了個工委會，他當書記，硬是把剩下的殘兵敗將攏在一起。

在祁連山的冰窟窿里，領著這幫“沒娘的孩子”跟死神賽跑，最后居然奇跡般地殺出一條血路，聯系上了黨中央。

看見接應隊伍那一刻，李卓然那眼淚嘩嘩地流：“好了，這群流浪的娃，總算找著家了！”

人是帶回來了，可有些“賬”躲不掉。

回到延安，開始清算張國燾的錯誤路線。

李卓然因為在西路軍干過，又是那場慘敗的親歷者，無論如何也甩不掉身上的泥點子。

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說西路軍敗了你也有一份，甚至懷疑他跟張國燾穿一條褲子。

這種政治帽子壓下來有多重？

重到直接斷送了一個將軍的帶兵生涯。

從那以后，那個在戰場上吼著沖鋒的軍團政委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西北局宣傳部長李卓然。

他脫了軍裝穿中山裝，徹底告別了指揮中樞。

換個人，估計得天天發牢騷，或者寫信去辯解。

可李卓然嘴巴閉得緊緊的，沒說過一句怨言，接過來就開始干活。

他心里的賬本大概是這么寫的：只要是給革命添磚加瓦，拿槍還是拿筆，有啥區別？

離了戰場的硝煙，蹲在延安的窯洞里，李卓然又碰上了幾次考驗良心的事兒。

1942年，延安搞起了“搶救運動”。

那陣風刮得緊，各個單位都有抓特務的硬指標。

李卓然當時管著《邊區群眾報》社，手底下好幾個愣頭青知識分子被盯上了，說是特務，被人整得夠嗆。

這會兒，當領導的最“聰明”做法就是順水推舟，哪怕抓錯了，那也是“立場堅定”的表現。

你要是硬保，搞不好連你自己都得進去陪綁。

可李卓然又犯了“倔勁”。

他根本不管自己安不安全，硬是用身板護住了這些年輕人。

折騰到最后，他管的一畝三分地里，沒有一個年輕人被亂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他在延安護犢子那是出了名的。

有回，李卓然帶隊下鄉搞調研。

他在固臨縣跑了兩個月，腳底板都磨出了泡，弄出一份十幾萬字的《固臨調查》，把邊區老百姓交公糧負擔太重這些得罪人的話全寫進去了。

這報告后來成了大生產運動的活教材。

為了這份東西，他可是熬干了心血。

可就在稿子剛寫完的時候，出事了。

他的秘書校對稿子時抽煙走神，一不小心，把這厚厚的一摞手稿全給燒成了灰。

看著那一堆黑灰，秘書臉都嚇白了，魂兒都飛了。

李卓然盯著那堆灰，半天沒說話，最后只輕輕來了一句：“別抖了，我還記得大概齊，再重新寫一遍就是了。”

旁邊人都看傻了：天大的婁子，怎么連句罵娘的話都沒有？

李卓然的話透著股通透勁兒：“他又不是成心的，他也嚇壞了。

我就算把他打一頓，稿子也變不回來，還不如我趕緊動筆再寫一遍省事。”

這種寬容，不是沒原則，是活明白了。

1949年進了城，李卓然當了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

按資歷論，他是遵義會議桌邊的人，這個官職確實有點“委屈”。

但他好像壓根沒往心里去。

1955年，國家開始定工資級別。

上面一開始給李卓然定的是行政四級。

那個年代，行政四級是啥概念？

那是副總理級別的高干待遇。

別人都嫌官小要鬧騰，李卓然反過來了。

他立馬給中央寫信，說給自己定四級太高了，受之有愧，非要降級不可。

在他那種近乎“逼宮”的強烈要求下，組織上沒辦法，最后給他定了個行政五級。

他對自己摳門，對孩子更是嚴得有點不近人情。

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都餓得眼冒金星。

李卓然主動要把自家的定糧往下減。

當時他女兒李若谷還在上小學六年級，正是長身體像拔節一樣的時候，一個月28斤的糧食，硬是被當爹的給砍掉了5斤。

女兒發高燒燒到42度，人都要燒糊涂了。

家里院子里明明停著配車，可他死活不讓用公車辦私事。

最后還是警衛員看不下去，騎著自行車，把燒得迷迷糊糊的孩子從學校馱回了家。

在外人看來，這老頭簡直是“死腦筋”。

但在李卓然看來，這筆賬再清楚不過：我是幸存者啊。

比起那些倒在長征路上、凍死在祁連山下的兄弟，我能活著看見五星紅旗，這就已經是賺翻了。

再跟組織伸手要這要那，怎么有臉去見地下的死人？

那十年的動蕩歲月里，李卓然也沒躲過去。

造反派讓他揭發劉少奇和彭德懷，他把牙關咬得死死的；讓他瞎編歷史，他脖子一梗就是不干。

為了這身硬骨頭，他被人整了整整十年。

一直到人生快走到頭了，他念叨的依然不是自己的平反待遇，而是西路軍的那段歷史。

那是他心里的刺，也是他對死去戰友最后的交代。

1989年，李卓然走了。

追悼會上，一位當年西路軍幸存的老部下送來了八個字：“淡泊名利、襟懷坦白”。

這八個字，把他這一輩子給概括神了。

這世道，精明人太多，懂得看風向、會算計的人更是不少。

但像李卓然這樣，在每一個要命的關口，都傻乎乎地選擇“虧待自己、成全大局”的人，才是真的稀缺貨。

他不顯山不露水，但他活得真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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