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不好掙”“消費降級”是經濟健康化的必然陣痛——訪張員啟》

《“錢不好掙”“消費降級”是經濟健康化的必然陣痛——訪馬克思主義學者張員啟》

筆者：近來關于經濟壓力、消費觀念轉變的討論很多，一些人認為這反映了經濟面臨挑戰(zhàn)，您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張員啟：這個問題需要放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的完整歷史進程中理解。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大的國情。當前的一些現象，恰恰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邁向更成熟階段過程中的結構性調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yōu)勢，就在于它能夠引導這種調整朝向更公平、更可持續(xù)的方向發(fā)展。

筆者：但許多普通勞動者感到“錢不好掙”，這是否意味著經濟發(fā)展出現了問題？

張員啟：我們首先要明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按勞分配原則鼓勵的是辛勤勞動致富，保護的是通過誠實經營和創(chuàng)造性勞動獲得的合法收入。當前部分行業(yè)的調整，實際上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fā)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國家近年來在防止兩極分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完善稅收制度、加強行業(yè)監(jiān)管、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等，這些政策正在發(fā)揮作用。所謂“錢不好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過去某些領域存在的投機性、泡沫化獲利空間正在被壓縮，這是經濟健康化的表現。

筆者：您提到防止兩極分化，這如何與先富與共富的既定方針相協調？

張員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戰(zhàn)略部署。這一過程不是自發(fā)的，而是需要通過制度設計來保障的。當前階段，我們既要充分發(fā)揮公有制經濟在穩(wěn)定宏觀經濟、提供公共服務、保障社會公平方面的主體作用，也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在創(chuàng)新、就業(yè)、市場活力方

面的積極作用。兩者不是對立關系，而是在國家調控下的互補共進關系。通過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我們正在構建“先富”與“共富”之間的制度橋梁。

筆者：“消費降級”引發(fā)了廣泛關注，這反映了什么樣的深層次變化？

張員啟：對“消費降級”需要辯證分析。一方面，我們要重視部分群眾面臨的實際困難，通過完善失業(yè)保障和困難群體救助制度，筑牢民生底線。例如，政府通過多種手段穩(wěn)定農產品價格，把肉蛋價格下調增加人民群眾營養(yǎng)水平，這是社會主義制度關心人民福祉的具體體現。另一方面，“消費降級”也反映了消費觀念正在從符號消費、過度消費向理性消費、綠色消費轉變，這符合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建設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消費增長等同于民生改善，而是要看消費結構是否更健康、更符合人的真實需要。

筆者：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這一經典命題？

張員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曾提出“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這是特定發(fā)展階段的策略選擇。隨著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和物質基礎更加雄厚，當前我們更加強調“在高質量發(fā)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這不是回到平均主義，而是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動態(tài)平衡。例如，通過改善收入分配，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實際上能夠擴大內需市場，為經濟持續(xù)增長提供動力，這本身就是效率與公平的統(tǒng)一。

筆者：您如何看待分配制度的演進方向？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的關系是什么？

張員啟：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分配原則，它承認勞動者在能力、貢獻上的差異，鼓勵勞動創(chuàng)造。而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理想形態(tài)。值得關注的是，在當前階

段，我們已經通過不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政策，在某些領域孕育了按需分配的要素。比如，基本醫(yī)療保險、義務教育、保障性住房等，都體現了基于社會成員基本需要而非支付能力的分配邏輯。這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其基礎是生產力的高度發(fā)展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

筆者：最后，您能否對當前的經濟社會轉型做一個總結？

張員啟：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發(fā)展，是一個遵循客觀經濟規(guī)律的歷史進程。當前出現的一些現象，是這一進程中的正常波動。關鍵在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發(fā)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推進社會公平，在保護合法收入的同時堅決取締非法收入。我們要清醒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優(yōu)勢不在于消除一切經濟波動，而在于能夠通過自覺調整生產關系，使這些波動不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并最終導向人的全

面發(fā)展和共同富裕。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給予我們的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