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六評西貝：不會評論的做菜者不是一個好食客

近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六篇評論，圍繞“賈羅禁言”“西貝關店”等事件展開討論。直到第六篇，才終于觸及公眾關注的焦點之一——預制菜。這篇題為《公眾關切是餐飲業多元發展重要契機》的評論，雖然論點最終回歸正軌，但其論述路徑和論據選擇卻引發了諸多疑問。

遲來的焦點：為何第六天才談預制菜？

在這場持續一周的評論中，前五篇似乎都在外圍打轉，直到第六天才直面核心問題。評論中提到：“近日，有關部門將對預制菜國家標準、術語和分類、推廣餐飲環節菜品加工制作方式自主明示等公開征求意見。”這被作者稱為“民意與國策良性互動的生動實踐”。

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這一“生動實踐”是如何開始的？追溯源頭，不得不提到被某些媒體稱為“網絡黑嘴”的羅永浩。正是他在微博上的直言：“好久沒吃西貝了，今天下飛機跟同事吃了一頓，發現幾乎全都是預制菜，還那么貴，實在是太惡心了。希望國家盡早推動立法，強制飯館注明是否用了預制菜?！边@條微博引發了廣泛共鳴，將預制菜問題推向了公共討論的中心。

這引發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沒有這樣的“網絡黑嘴”發聲，推動國家立法的進程是否會如此迅速？羅永浩的訴求簡單明了——要求餐飲透明化，這為何會被某些力量視為需要打壓的“黑嘴”？在這一事件中，我們似乎看到了企業話語權與媒體話語權之間的某種不平衡。

“家中大廚”的迷思：論據為何如此蒼白？

第六評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作者插入的一段個人經歷：“筆者是家中大廚，二三十年的廚齡廚藝，以多道拿手好菜牢牢拴住家人的胃......”這段文字讀起來不像嚴謹的評論，反而更像個人生活分享。

這段文字存在多個問題：首先，它缺乏代表性——大多數中國家庭并沒有這樣一位“二三十年的廚齡”的專職大廚；其次，它邏輯混亂——作者自稱“絕大多數時間是吃食堂”，那么這位“大廚”的廚藝究竟服務于誰？再者，那段關于“野生蘑菇配新鮮土豬肉”的回憶，與預制菜討論有何直接關聯？這種散文式的插入，嚴重削弱了評論的嚴肅性和說服力。

正如一些讀者敏銳指出的，這段文字更像“老登的微信公眾號的體味生活的文章”，而非國家級媒體的嚴肅評論。當評論者用個人有限的生活經驗試圖代表“億萬食客”時，其論述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自然受到質疑。

終于說對了，但來得太晚

值得肯定的是，第六評的后半部分終于回到了正軌：“公眾對預制菜的關切熱議可以成為餐飲業多元發展的又一次重要契機......前提就是借此機會推動餐飲業在確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做到公開化、透明化。”

這些觀點完全正確，但問題在于：為什么現在才說？消費者從未反對預制菜本身——麥當勞、肯德基、薩莉亞等快餐品牌的成功就是明證。公眾反對的是以現制現炒的價格售賣預制菜而不明示，反對的是信息不對稱下的消費欺詐。

評論最后指出：“只要明確標注、明碼標價，相信消費者都會用腳作出選擇?！边@正是問題的核心，也是羅永浩等消費者一直在呼吁的?？上У氖?，這一核心觀點直到第六天才被明確表達。

媒體的角色：引導還是跟隨？

這一系列評論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主流媒體在公共討論中應扮演什么角色？是應該敏銳捕捉民意，提前引領討論，還是等待政策信號明確后再跟進？

在這次預制菜討論中，我們看到的是后一種情況。只有當國家標準開始公開征求意見時，媒體才全面展開討論。這種“安全”的評論策略，雖然避免了風險，卻也失去了媒體應有的前瞻性和引導力。

對比當年“六個翅膀的雞”等食品安全謠言泛濫時媒體的沉默，與今日對預制菜問題的遲滯反應，我們可以看到某種模式的一致性：在面對企業利益與消費者權益的沖突時，媒體的天平往往需要外部力量才能調整平衡。

透明化：餐飲業發展的必然方向

無論如何，第六評最終抵達了正確的結論：透明化是餐飲業發展的關鍵。老鄉雞等品牌公開承認使用預制菜并取得成功，證明消費者并不排斥預制菜本身，而是排斥信息不透明。

未來的餐飲市場必然是多元化的：現制現炒的餐館、使用預制菜的連鎖店、完全透明的快餐品牌都將有各自的市場空間。但無論哪種模式，透明化都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消費者有權知道他們支付的對價獲得了什么，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

結語

人民日報的“六評西貝”最終觸及了預制菜問題的核心，但這一過程暴露出的問題值得深思：媒體的評論應當基于深入的調查和嚴謹的分析，而非個人化的生活片段；應當及時回應公眾關切，而非等待政策明確后再安全跟進；應當平衡各方聲音，而非簡單地將消費者訴求標簽化。

“不會評論的做菜者不是一個好食客”——這句話雖然略帶諷刺，卻點出了一個真理：無論是烹飪還是評論，都需要專業、專注和對服務對象的真正理解。在食品安全和消費權益問題上，媒體應當成為消費者可靠的“味蕾”，而非遠離廚房的“美食家”。

預制菜爭議不會就此結束，但隨著國家標準的制定和透明化要求的推進，中國的餐飲業將迎來更加健康、多元的發展。而媒體在這場變革中的角色，或許需要更多的自省與調整。我們期待的不只是對政策的詮釋，更是對民意的敏銳捕捉和對公共討論的真正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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