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4年，中國地里長出來的糧食，讓全世界都瞪大了眼。
這一年，咱國家的糧食總產量硬是干到了4億噸。
回想六年前的1978年，那會兒還在3億噸上下磨蹭呢。
滿打滿算六年，糧食多收了整整一億噸。
那會兒，上上下下都樂開了花。
大伙兒心里都透亮，覺得幾千年來咱們中國人肚子吃不飽的難題，總算摸著那把開鎖的金鑰匙了——這就是包產到戶。
田分給各家，誰種誰收，多干多拿。
這法子真神，一下子就見效。
可就在大伙兒敲鑼打鼓高興的時候，有一串冷冰冰的數字也在悄沒聲地往上漲，只是那會兒沒幾個人在意。
這就是農村的基尼系數——專門看貧富差距大不大的尺子。
從改革剛開始的0.21，等到80年代尾巴上，都要竄過0.3了。
這話啥意思？
就是說，同樣是種地，有人家里小樓房都豎起來了，有人家里窮得連袋化肥都賒不起。
哪怕這會兒咱們把日歷往回翻個十幾年，去琢磨琢磨毛主席當年的話，你會驚得一身冷汗：眼前這些事兒，早讓他老人家料準了。
提起包產到戶，毛澤東從來就沒松過口：不行。
那時候好多人心里犯嘀咕，覺著主席是不是歲數大了腦筋轉不過彎？
明明分開干能填飽肚子，干嘛非死守著集體那口大鍋不撒手？
其實吧，這哪是想不開。
根本原因在于，他手里的算盤，跟咱們老百姓的不一樣。
咱們算的是自家的小日子，他算的是國家命運的大賬本。
這本賬，咱得掰開揉碎了，分三層看。
頭一層，就是要在“填飽肚子”和“搞建設”中間選一個。
新中國剛成立那陣子，土改搞完了，地也分了，按說好日子來了。
可實際上，一家一戶那種小農模式，經不起風浪。
守著自家那一畝三分地，打下來的糧食，勉強夠自家嚼裹就謝天謝地了。
那國家咋辦？
那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正憋著勁要搞工業化。
蓋廠房、鋪鐵路、造機器，哪樣不得花錢？
哪樣不需要糧食去養活城里那幫工人？
要是光靠小農各顧各，自己嘴里都不夠塞的，哪還有多余的糧食去撐起國家的建設？
于是乎，黨和政府這才推起了農業合作化。
從最早的互助組，到后來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
這路子走沒走歪？
數字不會撒謊。
1952年，全國糧食才1.64億噸，等到1958年，直接干到了2億噸。
更要緊的是，靠著集體經濟攥成的這個“鐵拳頭”，國家把幾億農民手里那點零碎的剩余物資全給攏到了一起。
就是靠著大伙兒從牙縫里擠出來的這點東西，中國才把工業體系的架子給搭起來了。
沒這個家底，哪來的原子彈衛星上天？
哪來的腰桿子硬？
在毛澤東眼里，真要早早把田分了，農民嘴里是能多兩口饅頭，可國家的工業化這條腿就得斷。
這代價，咱中國掏不起。
第二層，咱們聊聊“干活快”和“干大事”的較量。
六七十年代那會兒，確實有人在那嘀咕：集體管得太死板，大伙兒干活沒勁，不如散伙單干。
包產到戶，聽著是帶勁，誰不想多往兜里揣點？
可毛澤東看的不是你這點積極性，他看重的是“把人聚起來的本事”。
種地這事兒，老天爺說了算。
修大壩、挖水渠、平整山頭，這可都是硬骨頭。
光靠單門獨戶，你能把水庫修起來？
你能搞得定連片的水利網？
做夢呢。
這些活兒，非得集體出馬不行。
后來的事兒也印證了這理兒。
剛分田那幾年，其實是吃了集體經濟留下的紅利——那些當年集體組織修好的溝渠大壩，確實讓產量往上竄了一大截。
可等到80年代尾巴，紅利吃干抹凈了。
水渠爛了沒人修，大農機買不起也下不了地，一遇上天災就瞪眼。
糧食產量漲到個坎兒，死活上不去了。
想再突破？
難如登天！
這時候大伙兒才回過味來，把一臺大機器拆成一堆螺絲釘，雖說每個螺絲釘都蹦跶得歡，可再也湊不出那股移山填海的勁頭了。
第三層，也是主席心里最惦記的一層：大伙兒一起富。
分了田，眼皮子底下看是誰都沾光。
可往長遠了看呢？
農村那情況復雜著呢。
誰家勞力壯、腦瓜靈、地又肥，日子肯定越過越紅火；誰家要是老弱病殘多、地又薄，碰上個天災人禍，立馬就得去要飯。
這就是為啥80年代后期那貧富差距一下子拉開了。
有的地界富得流油，有的地界窮得掉渣。
社會上的矛盾，跟著就冒頭了。
毛澤東當年死咬著集體經濟不放，怕的就是這個。
他就是想把農民擰成一股繩，用集體的肩膀給那些弱勢的人托個底。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搞社會主義不能光盯著那一季莊稼，得守住“共同富裕”這個命根子。
要是農村人心散了，兩極分化了，那不就是走了回頭路嘛。
話又說回來，歷史這玩意兒，不是非黑即白。
咱們得認賬，當年的人民公社確實有毛病，管得太死板，農民像上了發條的木偶，干活沒勁，效率確實起不來。
1978年以后的那場改革，把大鍋飯砸了，把農民的心氣兒給撩撥起來了，大伙兒肚子吃飽了，這是天大的功勞，誰也抹殺不了。
可是，這也絕不意味著毛澤東當年的那些擔心是瞎操心。
你去瞅瞅現在的中國農村，都在干啥？
糧食產量穩穩當當站在了6.5億噸上面，脫貧的大仗也打贏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你會發現，“集體”這倆字，它又殺回來了。
如今的農村，早不是單打獨斗的樣兒了。
地流轉出去了，合作社辦起來了，集體經營搞活了，新花樣一套接一套。
2020年的賬本上寫著，全國農民合作社超過了220萬家。
這說明啥？
說明繞了一大圈，咱們才琢磨過味兒來，要想真把鄉村振興搞上去，要想讓所有農民都不掉隊，手里還得攥著“集體”這個法寶。
當然，今天的集體經濟，可不是當年那個死板套路，而是既有集體的勁兒，又能跟市場接軌的新路子。
此時此刻再回頭看那段往事，毛澤東當年反對包產到戶，真不是跟誰過不去。
他那是站在高處，用戰略家的眼光，盯著中國發展的長遠大局。
包產到戶就像是百米沖刺，起步嗖嗖的，勁頭猛，能立馬解決眼目前餓肚子的問題；
集體經濟呢，那是跑馬拉松，起步沉，背的東西多，可后勁足，能扛得起國家工業化和共同富裕這么重的擔子。
在那個決定命運的路口，他選了一條最難走的路，只因為他心里裝的，是整個國家未來的根基。
這筆賬，算得那是真深，也看得那是真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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