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歲的許廣平懷孕后羞愧難當，瘋狂捶打自己的肚子，魯迅沒有攔著

1929年5月，“先生，我……我不該活著！”許廣平抓著門框，聲音顫抖。屋外細雨，魯迅沉默半晌，只回了一個字：“進去。”

對任何知識分子家庭而言，新生命本應帶來歡喜，可在當時的上海弄堂里，未婚先孕仍等同于名譽崩塌。許廣平把自己關進臥室，雙拳砸向腹部，木床震得嘎吱作響，隔壁鄰居錯以為她病發。魯迅站在門口，沒有推門，也沒有勸阻，他清楚，眼前的痛苦并不是一句“別打了”就能消解。

那一夜，他寫下長信寄往北平，收信人只有一個：母親魯瑞。信里沒有半分文學家的驕傲，只有對一個“父親”身份的茫然：我與廣平相守四年，罪在我，望母親定奪。

事情要追溯到六年前。1923年冬，北京女子高師里，一個留短發、穿灰呢外套的姑娘坐在第一排。講臺上的中年男子瘦削、衣袖磨出白邊，卻能把《史記·刺客列傳》講得滿室靜默。魯迅對學生好奇已久，卻在那天第一次記下一個名字：許廣平。

課后，她遞上一頁方格紙，問：“先生，刺秦之后，荊軻是否真無悔？”魯迅抬頭，看到她眼中的執拗。那股勁，與自己年輕時離家出走學醫如出一轍。一個問題成了兩人對話的起點。隨后一年里，他常收到小楷寫就的札記：請批改。每一頁旁邊，空出足夠寫批注的位置。

1925年“反楊蔭榆事件”把兩人推到同一戰壕。為抵制校長專制，師生連夜印刷傳單、張貼標語。魯迅肺病復發仍堅持撰文聲援，許廣平偷偷將他寫到半夜的稿紙收起，帶去刻蠟板。后來魯迅回憶那場校園風暴，只說了一句：“是學生救了我。”救的不是生命，是信念。

1926年盛夏，為避風頭，他們選擇各赴一城：魯迅去廈大，許廣平赴廣州女師。分別前夕沒有浪漫告白，只一句“記得寫信”。可是兩地郵路漫長，為確保彼此信息暢通，兩人約定：每封信都附帶寄出日期與當地郵戳拓印。后來學者統計，兩年間他們往來書信三百余封，平均每天半頁。

1927年初，廣州革命形勢急轉，魯迅忽然現身許宅。這次相聚，直接改變了一生走向。動蕩中，他們搭乘“山東”號離開黃埔，抵達大批左翼文化人匯集的上海虹口。木板房狹窄，床鋪與書桌只有一步距離，許廣平卻說：“夠了，能寫稿就行。”

上海街頭流言比雨點更密集。魯迅名義上仍是“有婦之夫”，朱安為他侍奉高齡母親，這是世人眼中的“正統”。許廣平清楚自己肩負的罵名，卻仍替他挑燈校對《彷徨》。兩人沒有領證，也沒有辦禮；在當時，這意味著孩子若降生將被視作“私生”。

于是，懷孕成了壓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許廣平覺得自己連“母親”的資格都談不上。她一邊痛哭，一邊狠捶肚皮，試圖用疼痛抵消羞恥。魯迅外表冷靜，內心焦灼：勸，無濟于事；攔，也許更傷她自尊。最終，他選擇把決定權交給母親。

北平回信很快寄到。魯瑞老人只有兩句話：“周家要血脈，孩子留下。”同時，她允諾接納許廣平，朱安毫無異議。得到家中松口，許廣平才停止自殘。她從床上抬頭，雙眼紅腫，卻第一次摸了摸腹部，輕聲說：“小東西，你留下吧。”

1930年9月，兒子海嬰出生。許廣平難產，魯迅守在產房外，滿手冷汗。北京老太太寄來干棗與棉衣，又絮叨要多添被。隔著千里，家的概念第一次在許廣平心里落了地。

生產后，她仍保持學生時代的簡樸：自己裁布、踩縫紉機，給魯迅做長衫。稿費越來越多，可許廣平覺得新布料“不吸汗”。她調侃丈夫：“你若真怕丟臉，就別抬手，讓袖口遮著補丁。”魯迅笑罵“革命成本太低”，卻照穿不誤。

1936年秋，病榻前的魯迅已無法長時間說話。醫生建議赴蘇聯療養，宋慶齡也發來電報力邀，他只搖頭：“樹離了土，活不了。”許廣平答不上話，只能把鯽魚剔凈小刺，再熬成湯，盼他多喝兩口。十月，魯迅病逝于上海。

守喪期剛滿，她一紙公證，把魯迅全部著作版權捐給新中國出版機構，一分錢不留。很多朋友不解，她解釋得很簡單：“稿費能養一個家，書卻能養活一代人。”

此后二十余年，她整理十幾萬字手稿、往返各地搜集遺物，甚至把魯迅生前用壞的煙斗都編號存檔。海嬰曾抱怨母親“比舊學者還古板”，許廣平淡淡回了句：“這是你父親留下的，你以后會懂。”

遺憾的是，1968年3月3日，70歲的許廣平因心臟驟停辭世，未能見證魯迅全集的最終定稿。但那個雨夜里，她握著腹部時的絕望，早已轉化為另一種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保住了周家的血脈，也保住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