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抗議死傷數萬人，他們在憤怒什么

電影《一戰再戰》

2025 年底，伊朗再度陷入動蕩。抗議最初從德黑蘭大巴扎的商鋪停業開始，隨后迅速蔓延至全國多地。隨著里亞爾匯率暴跌、通貨膨脹失控，民眾走上街頭，高喊“面包、工作、自由”。這是自伊朗 2022 年爆發以“女性、生命、自由”為口號的抗議以來又一次全國性的抗議，這一次表達的是對政府治理失效的整體性憤怒。

局勢很快升級為高壓對峙。2026 年 1 月 8 日起，伊朗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網絡封鎖，截至 2026 年 1 月 20 日，伊朗斷網已超過 280 小時 [1]。同時，伊朗安全部隊在多地出動，對示威人群實施驅散與抓捕，造成人員傷亡。人權組織于 1 月 17 日表示，已有 3428 名抗議者被證實遭安全部隊殺害，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數倍于此 [2]。《星期日泰晤士報》則引用一份來自伊朗境內醫生的報告，報告顯示伊朗安全部隊的鎮壓行動導致了至少 16500 名抗議者死亡、33 萬人受傷，“大部分抗議者是在兩天內遭到了徹底的殺戮”[3]。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指責美國是騷亂背后的推手，并警告任何針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行動都等同于“對伊朗人民發動戰爭”；美國方面則釋放出矛盾信號，一邊強調保留所有選項，一邊聲稱外交仍是首選。

外部壓力、經濟危機與國內緊張情緒相互疊加，使伊朗社會再次站在風口浪尖。當街頭抗議趨于平息，單讀嘗試從9 個“不關鍵詞”出發，回到伊朗的歷史與現實之中，梳理關于伊朗的基本事實，給身在遠方的我們一個理解伊朗民眾憤怒的入口。

01

《我在伊朗長大》

伊朗與周邊國家，圖源：中文谷歌地圖

伊朗的全稱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今天，全世界只有三個以官方國名標明的“伊斯蘭共和國”，分別是伊朗、巴基斯坦和毛里塔尼亞。除此以外，曾經使用過該名稱的還有科摩羅、阿富汗和岡比亞，具體時間不等。

所謂“伊斯蘭共和國”，指其政府在理論上是一個伊斯蘭神權政府，并執行伊斯蘭教法（即“沙里亞”，sharia）或是與伊斯蘭教法相符的國家法律法規。伊斯蘭教法依據伊斯蘭教圣書的內容，規范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其規定涵蓋政治、經濟、金融、商業、合同、婚姻、性別及社會問題等多個方面。伊斯蘭共和國一方面實行民主選舉而非君主專制，另一方面又奉行伊斯蘭教法，因此很多人認為，它是介乎世俗共和國與伊斯蘭君主制之間的一種折中體制。[4]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獨立于 1979 年，即伊斯蘭革命結束之年。這段歷史在改編自伊朗女插畫家瑪嘉·莎塔琵（Marjane Satrapi）同名自傳漫畫的電影《我在伊朗長大》中有深刻體現，主人公瑪嘉在成長過程中所目睹的社會變遷，恰恰對應著伊斯蘭革命前后的歷史時期。[5]

電影《我在伊朗長大》

故事里，在革命前，瑪嘉開明的父母和共產主義者叔叔都滿懷信心，認為推翻國王的專制統治、建立民選政府后，伊朗會迎來自由開放、經濟繁榮的未來。但事實反而是，伊朗迅速轉向以教權為核心的體制，日漸保守：瑪嘉的叔叔遭到逮捕和槍殺，女性不得不穿上長袍、戴上頭巾，邁克爾·杰克遜等音樂被視為“西方毒瘤”，任何人家里不得有酒，警察時刻會出現并要求搜查。

02

波斯立憲革命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伊朗還被稱為“波斯”——波斯（Fars）是伊朗在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舊譯稱，一直到 1935 年，巴列維王朝的國王禮薩·汗宣布該國在國際上應被稱作“伊朗”后，“波斯”一詞才逐漸退居至歷史語境之中。

卡扎爾王朝（或譯“愷加王朝”）的納賽爾丁國王（1848—1896 在位）登基后，在一批思想比較開明的大臣的支持下，領導波斯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向西方學習，并進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在文化方面進行的改革，諸如開辦現代西式教育、創辦報紙等，在今日伊朗的思想文化領域起到了重要的現代啟蒙作用。

但與此同時，英國、俄國等強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也同樣滲入波斯。1900 年初，國王穆扎法爾丁為解決財政危機，相繼與歐洲各國簽署貿易擴充協議，將貨幣發行權、石油開采權出賣給英國，并將里海漁業租讓權、保險與運輸租讓權出讓給俄國。

此舉導致了民眾的強烈不滿，由此引發了 1905 年至 1911 年的大規模立憲運動，史稱“波斯立憲革命”。它是一次針對專制統治與外國控制的雙重反抗。商人、宗教人士、知識分子與城市民眾在短時間內形成聯盟，要求建立議會、限制王權、制定憲法，以制度約束權力、抵御外來干涉。

這場運動的意義，在于它第一次將“國家應當如何被治理”這一問題，明確地在公共領域提出。議會制度、法治理念、公共財政監督等觀念由此進入伊朗的政治想象之中。盡管運動最終因內部分裂、王權反撲以及列強干預等因素而未能徹底成功，但它為伊朗社會留下了一種持久的政治記憶。

伊朗（波斯）首次議會，圖源：wikimedia

03

巴列維王朝

20 世紀上半葉，伊朗曾經歷過一次自上而下的激進現代化實驗。1925 年，禮薩·汗建立巴列維王朝，試圖以國家力量迅速改造一個傳統社會。其參照對象正是當時的土耳其，一個在其開國領袖凱末爾領導下，完成世俗化轉型、以強勢國家意志重塑社會結構的現代民族國家。

在這一思路下，巴列維王朝將“現代化”等同于“去宗教化”與“國家集權”。政府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削弱宗教機構在司法、教育與社會治理中的影響，用世俗法律體系取代伊斯蘭法；同時大力推動工業化、交通建設和官僚體系擴張，試圖以速度彌補制度與經濟的落差。到 20 世紀30 年代，禮薩·汗更是直接以行政命令干預社會風俗，禁止女性佩戴傳統頭巾，試圖以可見的身體符號，宣示國家邁向“現代”的決心。

這一模式在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時期被進一步推向高潮。1963 年啟動的“白色革命”，標志著王權主導的現代化進入全面加速階段。土地改革、教育擴張、賦予女性參政權、司法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使伊朗在短時間內呈現出高度現代化的外觀：城市迅速擴張，受教育人口增加，國家機器更趨集中。從制度設計上看，這是一場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然而，這種現代化始終伴隨著難以彌合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國家確實推動了經濟增長與社會流動；另一方面，改革并未建立起相應的政治參與機制，反而強化了王權與安全機構的控制。宗教階層被排除在權力結構之外，傳統社會網絡被削弱卻未被替代，而普通民眾則在高速變革中逐漸失去表達渠道。“現代化”在這里更多表現為一種強制性的改造，而非社會共識的結果。

正因如此，巴列維王朝試圖用國家力量快速塑造一個現代伊朗，卻在無意中為其后的宗教動員與政治反轉奠定了條件。正是這一未完成、也未被社會真正吸收的現代化進程，成為伊朗此后數十年政治震蕩的歷史起點。

04

伊斯蘭革命

1977 年，由于民眾對巴列維國王的專制統治感到不滿，加上美國日益滲透的影響以及經濟問題的出現，以什葉派教士主導、聯合了宗教和世俗階層的伊斯蘭革命于 1978 年年初爆發。與許多后來被簡化為“宗教保守主義勝利”的敘述不同，這場革命最初并非一場單一意識形態的運動，而是一場由多種社會力量共同推動的政治瓦解過程。經濟危機、威權統治、社會不平等與對西方影響的普遍不滿等因素相互疊加，使得從宗教人士、左翼知識分子到城市中產、巴扎爾商人等不同群體，短暫地站在了同一陣線上。

在革命爆發前夕，巴列維王朝已深陷合法性危機。一方面，其高度依賴美國的政治與軍事支持，引發廣泛的民族主義反彈；另一方面，快速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斷裂、貧富差距與政治壓制，使其體制難以再通過改革自我修復。在這一背景下，以霍梅尼為象征的宗教力量逐漸成為反對派的凝聚中心。

革命勝利后，真正具有決定意義的變化并非政權更替本身，而是權力結構的重新設計。霍梅尼返回伊朗后，并未建立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共和國，而是構建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體制：在保留選舉、議會等共和形式的同時，將最終裁決權收歸于宗教領袖。新的政權迅速重組軍隊與安全體系，確立革命衛隊的特殊地位，并以革命合法性為名，將對異議的壓制制度化。戰爭、意識形態動員與內部清洗，使國家進入一種長期的“非常狀態”，而這種狀態隨后被固化為常態治理模式。

在這一權力重組過程中，許多最初參與革命的群體逐漸被排除在決策核心之外。無論是世俗知識分子、左翼力量，還是期待社會改革的普通民眾，都發現革命所承諾的 “ 正義 ” 被重新解釋為 “ 服從 ” 。伊斯蘭革命由此完成了從反抗運動到政權建構的轉變，也為之后數十年的政治結構奠定了基礎。[6]

伊朗街頭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圖源：wikiwand

05

革命衛隊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后，霍梅尼以“保衛革命”為名，建立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簡稱 IRGC）。從一開始，革命衛隊就不是一支常規軍隊，它不僅承擔軍事職能，也被賦予了處理“內部威脅”、壓制“偏離革命”的社會運動的權力。其麾下的民兵部隊“巴斯基”（Basij），進一步將這種權力延伸至社區、學校與街區，使其既能在對外安全事務中發揮作用，也能在國內動員與社會控制中成為關鍵執行者。

兩伊戰爭（1980—1988）為革命衛隊的擴張提供了決定性的歷史契機。戰爭將“革命保衛者”的敘事固化為國家常態，也使革命衛隊在軍事、組織與資源層面迅速成長。戰后，革命衛隊的力量并未退回軍營，而是轉入國家重建與經濟領域，逐步通過大型工程、基礎設施與國有項目，建立起橫跨多個行業的經濟網絡。

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支持，被普遍視為這一過程發生的關鍵因素。在其治下，革命衛隊的影響力從安全領域不斷外溢至政治、傳媒與經濟系統，并在國際制裁長期化的背景下形成新的生存與擴張方式。多項研究與調查指出，革命衛隊在能源、運輸、通訊和建筑等領域深度介入；近年來圍繞伊朗“影子油輪隊”（shadow fleet）及對外石油銷售的制裁行動，也屢次將相關規避網絡指向這一體系之內 [7]。

也正因如此，革命衛隊在當代伊朗政治中形成了一種極為特殊的地位：教士建制的合法性可以被質疑，政府的經濟治理可以遭受批評，但在危機時刻，真正承擔 “ 維持秩序 ” 職能的，往往仍是革命衛隊及其附屬力量。 2025 年 12 月 28 日后爆發的新一輪抗議，再次清晰地暴露出這一結構 —— 參與鎮壓的主體不僅包括警察系統，更包括革命衛隊；在多地發生的致命武力使用、任意逮捕，以及對傷者與醫院空間的直接干預，使這一機構不再只是體制的守護者，而成為國家暴力運作中最可見、也最關鍵的執行者。

06

什葉派

伊朗國教為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十二伊瑪目宗，其信眾超過全國人口的 90%。

什葉派（Shia）一詞原義為“阿里的追隨者”，與遜尼派并稱為伊斯蘭教兩大主要教派。從歷史上看，什葉派的形成源于伊斯蘭早期關于繼承權的分歧。與主張由穆斯林共同體推舉領袖的遜尼派不同，什葉派堅持穆罕默德的血緣繼承原則，認為只有其家族后裔才擁有合法的宗教與政治權威。

正是這種歷史經驗，使什葉派逐漸發展出一套具有強烈政治指向的宗教敘事。什葉派的“伊瑪目”（imam）不僅是精神領袖，更被賦予道德裁判與政治正當性的象征意義；而“受難”“抗爭”“等待正義降臨”等觀念，則成為動員社會、解釋苦難的重要資源。這種宗教傳統，在伊朗現代史上被不斷重新激活，并最終在 1979 年伊斯蘭革命中轉化為現實政治力量。

革命之后，什葉派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霍梅尼提出“教法學家監護”（Guardianship of the Islamic Jurist）理論，將原本屬于宗教領域的權威制度化為國家最高權力來源，使最高領袖凌駕于民選機構之上。自此，什葉派不再只是信仰體系，而成為國家權力正當性的基礎：政治決策可以被賦予宗教意義，反對者則容易被描繪為“背離革命”甚至“違逆信仰”的對象。

電影《神圣無花果之種》

07

阿里·哈梅內伊

在伊朗當代政治結構中，很少有人物像阿里·哈梅內伊這樣，幾乎與整個體制本身重合。自 1989 年出任伊朗最高領袖以來，哈梅內伊已執掌國家三十余年，見證并塑造了伊朗從革命余波走向高度集中化統治的全過程。與其前任霍梅尼不同，哈梅內伊并非憑借宗教權威或革命者 charisma（個人魅力）立足，他的權力基礎更多來自對制度的掌控，尤其是對革命衛隊、安全系統與司法體系的牢固整合。

在他治下，最高領袖不再只是象征性的精神權威，而成為伊朗政治體系中事實上的最終仲裁者。無論是對外的外交路線、核問題談判，還是對內的社會治理與鎮壓策略，關鍵決策都繞不開這一中心。這種關系在制裁年代顯得尤為清晰。隨著伊朗長期被排除在國際金融與能源體系之外，國家經濟逐漸轉向半封閉與灰色運作模式，革命衛隊在能源、運輸、建筑及對外貿易中的角色便隨之擴大。對外，它承擔規避制裁、維系經濟命脈的功能；對內，它則成為維持秩序、壓制不滿的核心力量。正如多家國際媒體與研究機構指出的那樣，在當下的伊朗，最高領袖、革命衛隊與國家機器之間，早已形成一種高度互相依賴的權力結構。

也正因如此，當抗議爆發，矛頭往往會越過政府部門，直接指向哈梅內伊本人。 2025 年底以來的抗議中，多地出現焚燒其肖像、呼喊 “ 獨裁者去死 ” 的場景。

電影《普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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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扎爾

巴扎爾（bazaar，或譯“巴扎”）是部分受波斯文化影響的地區對集市或者市場大廳的稱呼，尤其是指中東地區的集市街道。這些街道往往有頂棚遮掩，街道兩旁有許多小的攤頭和店鋪。

在伊朗，巴扎爾從來不只是一個市場。它既是城市的傳統商業中樞，也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空間：商鋪、行會、熟人網絡與宗教機構長期交織，使巴扎爾既能提供資金與物流，也能在關鍵時刻轉化為動員與抗議的平臺。

早在 19 世紀末，巴扎爾商人就已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1891 年的煙草抗議運動中，正是商人與宗教人士的聯合抵制，迫使國王取消了將煙草專賣權讓渡給英國公司的協議；1905 年至 1911 年的波斯立憲革命期間，巴扎爾通過罷市、籌資和組織動員，成為推動立憲進程的重要力量。此后，在伊朗政治發展的多個關鍵節點上，巴扎爾始終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存在：它不以意識形態為先，卻對政治走向具有現實而深遠的影響 [8]。

伊斯蘭革命之后，這一群體與新政權之間形成了一種復雜而曖昧的關系。一方面，巴扎爾商人曾是革命的重要社會基礎之一；另一方面，隨著國家權力的集中、經濟體制的重組以及制裁環境的長期化，傳統商業網絡的空間不斷被壓縮。國家逐步加強對金融、貿易和外匯的控制，巴扎爾在經濟結構中的自主性被削弱，其政治角色也從“盟友”轉向被管理、被規訓的對象。

也正因如此，當 2025 年底伊朗多地巴扎爾再次出現大規模關門、停業與罷市時，這一舉動迅速被解讀為極具象征意義的信號。此次行動首先來自社會經濟結構的核心地帶：那些最依賴穩定秩序、卻也最先感受到經濟崩潰沖擊的人。貨幣急劇貶值、物價失控、基礎公共服務惡化，使得“繼續營業”本身變得不再可能。當商鋪落下卷簾門，意味著抗議不再只是情緒宣泄，而是對現實生存條件的直接否定。

更重要的是，在伊朗的政治語境中，巴扎爾罷市從來不僅是經濟行為。它象征著一種集體性的不合作。這種不合作并不需要口號，卻足以引發連鎖反應：街頭示威、罷工、警力介入，最終演變為全面的政治對峙。也正因如此，當本輪抗議從巴扎爾開始蔓延，當局迅速將其定性為 “ 安全威脅 ” ，并以高強度鎮壓回應，試圖在最短時間內切斷這一歷史上屢試不爽的動員路徑。

09

外部壓力與“伊朗問題”

伊朗社會所面對的，并不僅是一個內部治理的問題。無論是經濟危機、社會抗議還是政權穩定性，一切都被置于一個更大的國際框架之中：制裁、博弈、干預與地緣政治，構成了伊朗近四十年來無法擺脫的外部環境。

這一結構在伊斯蘭革命后逐漸成形。伊斯蘭革命不僅推翻了巴列維王朝，也徹底改變了伊朗與西方世界的關系。此后數十年間，西方世界對伊朗始終在制裁、孤立與有限接觸的狀態之間徘徊，而伊朗的每一輪國內危機，又幾乎都會與外部壓力產生疊加效應。外部經濟制裁削弱國家財政與民生基礎，加劇了國內社會的不滿；而國內社會動蕩一旦出現，外部力量的表態與介入又會迅速將其國際化。

這一邏輯在 2025 年底以來的抗議中再次顯現。隨著匯率暴跌、通脹失控和民生惡化，抗議首先從經濟領域爆發，但很快便被納入國際政治敘事之中。美國方面接連釋放強硬信號：一方面討論包括軍事部署、網絡戰在內的多種干預選項，另一方面又通過關稅、外交警告等方式加大對伊朗的施壓。白宮一面強調“外交仍是首選”，一面又反復強調“保留一切選項”，這種曖昧而高壓的姿態，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持續存在的外部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議升級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表態也出現了微妙變化。此前他曾暗示可能以軍事手段支持抗議者，但隨后語氣趨于緩和，甚至公開感謝伊朗當局未對被拘押者實施大規模處決。這種前后搖擺的姿態，恰恰折射出“伊朗問題”在國際政治中的復雜位置：它既被視為人權議題，也被當作地緣博弈的籌碼；既被用于施壓伊朗政權，也受到地區穩定與戰爭風險的現實制約 [9]。

電影《出租車》

參考文獻

[1] NetBlocks.Iran's internet blackout now past hour 280.

https://mastodon.social/@netblocks/115926531409579768

[2] DW.血腥鎮壓后，伊朗局勢暫時平息.

https://www.dw.com/zh/%E8%A1%80%E8%85%A5%E9%95%87%E5%8E%8B%E5%90%8E%E4%BC%8A%E6%9C%97%E5%B1%80%E5%8A%BF%E6%9A%82%E6%97%B6%E5%B9%B3%E6%81%AF/a-75546670

[3] The Sunday Times.Iran report says 16,500 dead in ‘genocide under digital darkness’.

https://www.thetimes.com/world/middle-east/article/iran-young-protesters-news-nsdztp5t2

[4] 金良祥，《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在中東地區秩序演變中的角色變化》，載于《西亞非洲》，2022（04）：139-154+160.

[5] 黃含，《輝煌成就下的創作流變：伊朗電影十年（2011—2020）》，載于《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2（01）：114-125.

[6] 謝書緣、冀開運，《對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的觀察與反思》，載于《西部學刊》，2022（07）：33-36.

[7] CFR Editors.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irans-revolutionary-guards?utm_source=chatgpt.com

[8] 蔣真，郭欣如《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伊朗巴扎商人政治參與地位的嬗變》，載于《西亞非洲》2023年第1期，第85—109頁。

[9] 新華社.暴力騷亂，外部干涉，多方角力——伊朗近日局勢盤點.

https://www.news.cn/20260114/ff8931ad915e487f9fe786efac05eefa/c.html

撰文：Iris

編輯：菜市場、黃與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