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陳永貴病逝，國家以怎樣的規(guī)格給他開的追悼會？

1986年3月26日，北京春寒料峭。

凌晨兩點，陳永貴在解放軍總醫(yī)院停止了呼吸，享年72歲。

消息傳出后，第一個被擺上會議桌的，不是訃告草稿，而是一份“燙手”的請示：“追悼會按什么規(guī)格辦？”

檔案袋里的履歷寫得分明：“國W院副總理（1975—1980）”，可最后一頁卻蓋著“北京東郊農(nóng)場顧問”的藍色小章。

更微妙的是，窗外正刮著“反思大寨”的風：有人把“農(nóng)業(yè)學大寨”說成“極左標本”，也有人把“自力更生”四個字仍舊當傳家寶。

規(guī)格高了，怕被解讀為“開倒車”；規(guī)格低了，又被指責“人走茶涼”。

大家猶豫不決，最后將文件繼續(xù)往上送，第三天傍晚，報告終于送到了鄧公案頭。

第二天會議上，鄧公看著文件略有所思，在猛吸了一口煙后淡淡地說了十一個字，聲音不大，卻字字真切，會場頓時一片安靜。

山溝里走出的“農(nóng)民總理”

陳永貴，1914年出生于山西昔陽大寨村，他的出生地是一片石多土薄的“虎頭山”。

父親因交不起租子自盡，六歲的他給人放過羊、當過長工，冬天撿過羊糞蛋烤火。

1946年，大寨迎來土地改革，陳永貴成為村里最早的組織者之一。

面對“十年九旱”的自然條件，他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帶著村民一錘一釬開山造田。

沒有機械，就用肩膀挑；沒有水泥，就用石灰拌黏土。

最艱苦的“白駝溝”改造工程中，陳永貴帶領村民連續(xù)苦干27個晝夜，硬是在青石板上墊出了20畝良田。

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在1963年特大洪災中尤為彰顯。

當時昔陽縣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沖毀了大部分梯田和房屋，面對國家撥來的救濟款和物資，陳永貴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豪言：

“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資；社員口糧不少、勞動日分值不少、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

大寨人靠自己的雙手，一年內不僅修復了所有房屋，還新建了40孔青石窯洞。

陳永貴的事跡通過媒體報道傳遍全國，很快引起了國家高層和毛主席的關注。

1964年12月，陳永貴受邀參加全國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那是他第一次裹著那個標志性的白頭巾，穿著一身對襟棉襖，走進了人民大會堂。

在會場上，周總理做政F工作報告，專門提到了大寨。總理的聲音洪亮，傳遍了整個會場：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從1952年到1963年的12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糧食879000公斤……”

那數(shù)字一報出來，臺下一片驚嘆。那是從石頭縫里長出來的糧食啊，每一斤都浸透了汗水。

會議閉幕那天，正好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

當天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費，特別準備了三桌菜肴，邀請了一些國家高層和當時勞模參加他的生日宴。

當時陳永貴就是其中之一。

宴席上，毛主席不僅聽取了勞模陳永貴、王進喜等人的匯報，還對他們的工作成果給予了高度贊賞，并表示將大力支持他們的工作。

宴席結束后，毛主席便發(fā)出了“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號召，大寨經(jīng)驗被提升為國家層面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模式。

時間一晃到了1975年。

四屆人大召開前夕，周總理專門把陳永貴找來談話，一見面就拋出了一個重磅炸D。

總理看著陳永貴，鄭重其事地說道：“今天我找你來，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家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

陳永貴一聽，腦袋嗡的一下。

他知道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根本勝任不了那樣的工作。可最后周總理說，那是毛主席的指示，陳永貴才勉強答應了。

陳永貴的身后事

1975年的大會上，名單公布了。在12位副總理的名單里，陳永貴名列第七。消息傳出，舉世嘩然。

一個頭上裹著白毛巾的農(nóng)民當了副總理，這在古今中外都是稀罕事。陳永貴上任后，按照規(guī)定住進了釣魚臺3號樓。

那地方雖然好，但陳永貴住的很不舒服，每天面對的不再是藍天白云黃土地，而是一堆堆的文件。

待了一段時間，他實在受不了了，于是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由于我文化、理論水平都很低，如經(jīng)常不接觸實際，工作起來困難很多……特請主席批準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大寨和昔陽縣蹲點……再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全國農(nóng)村有重點地作些調查研究；留下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學習和工作。”

那就是著名的“三三制”。

毛主席看后十分認可，當即便批準了陳永貴的請求。

就那樣，1975年8月，陳永貴主動搬出了釣魚臺，住進了交道口的一個胡同小院。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改革發(fā)展的大幕拉開，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開始在農(nóng)村推廣。

大寨的那一套，顯在這個新時代里，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1980年，國內開始反思“學大寨”中的極端做法，陳永貴心里很明白，屬于自己的一頁該翻過去了。

于是他主動辭去副總理，到東郊農(nóng)場當顧問，又一次接觸到了他最喜歡的土地，他內心十分愉悅。

有人問他：“落差大不大？”他笑笑：“官位像梯田，一層一層，終歸要回到地面。”

他仍穿對襟襖，每天6點準時到果園，教工人剪枝、疏果。

1985年陳永貴自感身體不適，到醫(yī)院一檢查肺癌晚期，他拒絕用好藥：“給國家省一點，藥留給更需要的同志。”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病逝，享年72歲。

關于追悼會規(guī)格如何辦，文件來回爭執(zhí)定不下來，最后文件送到了鄧公手中，第二天鄧公組織大家開了一場小范圍會議。

會議上，鄧公直接拍板：“按副總理規(guī)格辦，也要樸素。”一句話，蓋棺定論，全場安靜。

后來，遵照陳永貴的遺愿，他的骨灰被送回大寨虎頭山。

沒有花圈長隊，只有社員們自發(fā)將他生前用過的鋤頭插在田埂。那排鋤柄在風中搖晃，像梯田的脊梁伸向遠方。

如今，大寨的梯田依然層層疊疊，虎頭山上的松柏愈發(fā)蒼翠。

那個從黃土里刨食的農(nóng)民，用鋤頭和汗水在共和國歷史上刻下永恒印記：

他留下的不僅是幾萬條梯田，更是一種破JU勇氣——無論環(huán)境多么艱難，只要敢琢磨、肯下力，土地終會回報耕耘的人。

正如他晚年常說的那句話：“沒辜負毛主席”，這質樸的告白，恰是對一個時代最深情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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