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讓葉飛寫檢討，葉飛直接放狠話，王洪文氣得拍桌子

1976年3月，北京西郊的一間會議室里燈光刺眼，外頭春寒料峭，室內的空氣卻因幾句頂撞而驟然炙熱。主持座談的王洪文把文件往桌上一摔，要求交通部長葉飛當眾檢討“出國購船”的“崇洋錯誤”。輪到葉飛發言時，他忽地站起，聲音鏗鏘：“中央批準的事，有什么可檢討？要殺頭——先砍我！”話音未落，茶杯哐啷作響，王洪文怒拍桌面，會議就此陷入僵局。

追溯至半年前，葉飛方才結束六年“靠邊站”生活，被任命為交通部部長。這位1914年誕生于菲律賓宿務的華僑之子，在槍林彈雨里成長：18歲加入紅軍，長征、南方游擊，一路打到南下福州。建國后，他兼任福建省長和福州軍區司令，廈門海堤、鷹廈鐵路都是在他的督導下破土。那些灰頭土臉的日子里，這位上將最愛說一句話：“路通了，百姓才能通向明天。”話不多，卻擲地有聲。

1975年初春，葉飛調進北京。交通部當時人心惶惶，高級干部大多在審查，文件積灰，幾萬條船舶線索無人過問。葉飛沒進辦公室先搬了張小板凳，一頭扎進檔案室，翻卷宗、訪船廠、聽老工人拆東補西地訴說。一個月不到，他便揪出多樁錯案，其中副部長彭德清被隔離四年，卷宗卻漏洞百出。葉飛連夜寫報告，把調查結果拍在國務院桌上。很快，彭德清復職，交通部的齒輪才慢慢轉動起來。

此時，外貿缺船已成瓶頸。全國海運周轉量不到五百萬噸，遠洋能力更是捉襟見肘。鄧公見了報表，連說三次“太少”，提出先上千萬噸、再沖兩三千萬噸的目標。葉飛咬牙接下這口重擔。他清楚國內造船業尚在萌芽期，又身負海軍經歷，更知道一條萬噸級遠洋貨輪對國民經濟的分量。于是他把目光瞄向國際市場：西方海運業正逢低潮，不少船東急于拋售船只，價格比平日打了對折。

資金是橫亙在面前的第一道坎。國家外匯緊張，財政部直言“口袋里響銅板都數得清”。葉飛跑遍數家銀行，香港幾大華資行得知新中國要建遠洋船隊，愿提供低息貸款。合同草案打印出來時，葉飛在“擔保人”一欄簽下自己的名字，并留下軍人式批注：“若違約，由我負責。”

計劃上報后，周總理拍板同意。遠洋船隊采購項目正式啟動，葉飛先行派出談判小組赴希臘、新加坡、香港，多次砍價，一口氣敲定四百多萬噸級散貨輪和油輪。看似風風火火，實則暗流洶涌。買船必須用外匯結算，部分人立即扣上“迷信洋貨”“向帝國主義輸血”的帽子，吹皺一池春水。

7月8日夜，北京大雨。王洪文召集各部委主要負責人開會，話鋒直指交通部——“接外債，買洋船，把無產階級當茶幾！”第二天，他又讓人起草“檢討提綱”，指定葉飛在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上公開宣讀。會還未開，風聲便傳遍中南海，“老兵惹禍了”成了茶余飯后的談資。

誰都知道，葉飛性子烈，槍林彈雨都闖過來的硬骨頭可不吃軟怕硬。7月9日上午，他帶著一本厚厚的批文原件、十多張購船合同，準時步入會場。王洪文當眾指名：“交通部擅自決策，必須認錯！”葉飛沒有急于辯解，而是翻開文件：“這是國務院和中央批準的指示，白紙黑字，蓋了幾層章。你若要我檢討，是不是說中央也錯了？”會場一片寂靜。

身旁有人低聲勸：“別硬頂，留點余地。”葉飛搖頭：“不行，這事動搖不得。”他直言：“遠洋船隊就是民族血脈，若再拖，進出口全要受制于人。歷史賬終要算，今天不說清楚，后人會笑咱們。”每一句像重錘，砸在桌面也砸在人心。王洪文臉色鐵青，重重一拍桌子，“你這是頂風作案！”說完拂袖而去。

會議無疾而終，卻在高層掀起波瀾。幾天后，《人民日報》刊出措辭尖刻的社論，影射有人“妄圖以買辦思想出賣國家利益”。坊間議論四起，可葉飛照舊，每天凌晨五點到部里，盯調度、審合同、簽船檢報告。“把船開回來，才算跟老百姓有個交代。”他對秘書只說這一句。

8月初，第一批新船從希臘比雷埃夫斯港起航。桅桿上插著五星紅旗，船員在甲板上涂刷中文船名《金星一號》。同月，遲到的批文自最高層傳下：“繼續執行外購遠洋船計劃”。危機才算化解。年底統計，中國自有遠洋船隊總噸位已突破八百余萬噸，創出當時亞洲第一的增長速度。

此事過后，王洪文的政治生命漸趨夕陽，而葉飛依舊奔忙。1978年，他主持籌建交通部科學研究院，大力引進國外先進航運管理理念，又推動長江航道、全國公路網等長遠規劃。有人私下勸他：“犯過事的人少說多做，何苦再出頭？”他擺手笑笑，“交通得走在國家前面，不然發展就會憋屈。”

時間撥到1982年，葉飛離任交通部長，但并未閑著，繼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為臺灣海峽兩岸航路復開積極奔走。老兵肩上星光已褪，眼里仍閃著當年閩江烽火的鋒芒。1999年4月18日，85歲的他在北京病逝，床頭那本《世界航運經濟年鑒》翻到的仍是被他用紅筆圈起的“綜合運輸走廊”字樣。

回想那場怒拍桌案的瞬間，舊時傳言甚多，有人稱葉飛是“頂風作案”，有人說他“硬碰硬不留余地”。可事實已給出答案：若沒有那一記擲地有聲的“天大的事我負責”，中國遠洋船隊的擴張很可能再等十年。歷史并不以情面為轉移，它只跟隨最冷峻的邏輯——誰能抓住機遇，誰就把握住了主動權。

有人問，葉飛當時怎敢把“殺頭”掛在嘴邊？答案或許并不復雜。走過雪山草地，渡過怒江金沙江，看慣了生死，坐在會場上一桌茶水的“風口浪尖”，在他看來不過是另一種戰場。不同的是，曾經對手是槍炮，如今對手是頑固的偏見和裹挾的輿論。硬骨頭不會因為換了場合就變軟，這是那一代紅旗下的軍人共有的氣質。

至于那份“檢討”，自始至終沒有寫成。交通部檔案館里，仍保存著一張黃色便箋，上面只有一行字：買船事關國運，無需檢討——葉。字跡遒勁，像一刀刻入硬木。員工們偶爾提起往事，總會笑說：“葉老總要是低了頭，中國船恐怕要拐個大彎。”

歷史的節點常在一念之間。1976年的那場“決裂”，表面看是一次部長與副主席的爭鋒，本質卻是國家向海圖存、爭分奪秒的縮影。帶著海風與硝煙味的葉飛，在政治風浪里扛住壓力，為后來“三線并舉、溝通世界”贏得了時間，也用行動詮釋了什么叫“寧折不彎”。

歲月流轉，滾滾長江依舊東逝，遠洋巨輪早已滿載而歸，那些被海浪吹皺的文件紙張卻依然在檔案里發出沙沙聲響，提醒后人：膽識與擔當，是歷史對英雄最公平的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