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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奔波于理想與現實之間,最終發現最深的河流竟是心中那條無法渡過的巨流。
“假如當年渡過巨流河,東北會怎樣?”這是齊世英一生追問自己的問題。
1925年冬,年僅26歲的齊世英站在郭松齡將軍身旁,面對東北百年不遇的大風雪,海面封凍,試圖帶領東北軍回師沈陽,停止內戰,抵抗外侮。巨流河一役的失敗,成為東北近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也成為齊世英心中永不愈合的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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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 齊世英由德國回到家鄉時,對建設中國成為現代化的國家,有滿腔的熱血與識見
這位從遼寧鐵嶺走出的留學生,在日德求學時心懷“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辦教育”的理想,卻因緣際會卷入了時代洪流。
01留學青年:海德堡的理性之光
1899年,齊世英出生于遼寧鐵嶺一戶有田產的家庭。他15歲赴天津新學書院接受英國式教育,18歲考取官費赴日本留學。
在日本的六年,齊世英最初就讀于東京一高預科,后分發至金澤第四高等學校。這段時期,他開始廣泛閱讀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著作,包括河上肇的《貧乏物語》。
22歲時,他轉赴德國,在海德堡大學系統研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歷史哲學派著作。春日里尼卡河的激流,常常讓他想起故鄉遼河解凍時的濁流。
這段海德堡尼卡河畔的思考成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女兒齊邦媛在回憶錄中寫道:“回去辦教育,我美麗蒼茫的故鄉啊!我一定要拼命練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辦教育。”
思想的種子已在異國他鄉悄然發芽——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是根據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建立起的一個社會”。
02郭松齡兵諫:巨流河的理想幻滅
1925年,齊世英帶著堂兄的骨灰回到沈陽。這位從歐洲歸來的留學生引起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注意——郭松齡將軍。
最初,郭松齡邀請他參與“同澤中學”的創辦,這是一所為教育軍人遺族子女而建的學校。這是齊世英教育理想的第一次具體實踐,也是他與郭松齡密切合作的開始。
1925年冬,中國政局波詭云譎。郭松齡決定率兵“回師奉天”,反對張作霖的窮兵黷武政策。齊世英被任命為外交事務主任,核心任務是爭取國際支持,特別是確保日本駐滿洲鐵路軍隊保持中立。
然而,歷史并未給這個理想主義者成功的機會。巨流河一戰,郭軍失敗,郭松齡夫婦被殺,齊世英的名字出現在張作霖的通緝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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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妻子裴毓貞、齊世英、幼女齊星媛;后排左起:二女齊寧媛、兒子齊振一、長女齊邦媛。顛沛流離的路上,這是唯一的珍貴紀念。
逃亡之路艱辛異常,他先是蟄居新民屯日本領事館數月,后在領事吉田茂(后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幫助下脫險,流亡日本。
03從教育救國到政治實踐:十年烽火辦學路
1926年,齊世英加入國民黨。1929年,他應陳立夫之邀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后主持東北黨務。
盡管身份變為國民黨要員,但齊世英教育救國的初心未改。1934年,他在北平創辦了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專門收留東北流亡子弟和烈士遺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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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到南京,妻子裴毓貞(中坐者)帶著章子齊振一(右一)、長女齊邦媛(右三)與鄉親孟昭毅(左一)、葉占春(左二)
這所中學的命運與中國近代史的苦難緊密相連。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山中學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輾轉遷徙——從北平到南京,到漢口,再到湖南、廣西、貴州,最終落腳四川。
在顛沛流離中,師生們帶著足夠的教科書、儀器隨行,“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齊邦媛在《巨流河》中描述,學校的“流亡”是真正的流亡,有時一學期換三個地方,但“師生同甘共苦,比家人更親密”。
除了辦學,1938年,齊世英在漢口創辦了《時與潮》雜志并任社長,后遷至重慶。這份雜志致力于介紹國際局勢,傳播新知,成為抗戰時期知識分子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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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時與潮》雜志成立一周年
04與張學良的恩怨糾葛:兩個東北精英的半生心結
齊世英與張學良的關系,成為近代東北歷史中一段耐人尋味的插曲。兩人同是東北人中的精英,卻因立場和理念不同而存在天然隔閡。
巨流河兵諫時,郭松齡起兵之初,張學良欲與郭會見。齊世英曾向郭建議“準許他來,何妨將其扣下”,但被郭拒絕。這個未被采納的建議,或許成為兩人關系不睦的起點。
1936年,兩人在漢口唯一一次正式會面。談及張作霖時,齊世英直言不諱地表示,張學良在胸襟上“恐怕還比不上你的老太爺”。這次談話最終不歡而散,加深了彼此間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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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為張學良,右為郭松齡
西安事變后,何應欽對齊世英說“西安事變你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責任”。據說張學良發動事變的動機中,有一部分是與齊世英“慪氣”——認為齊在南京“一件一件的搞我”,而中央從不制止。
齊世英對這樣的指責感到無奈:“憑我一個書生,一個中央政治會議的秘書,手無寸鐵,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
05臺灣歲月:從“開除黨籍”到民主實踐
1949年,齊世英隨國民黨政權遷臺。在臺灣,他未改知識分子本色,仍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
1954年,因在“立法院”公開反對提高電費以補貼軍費等政策,齊世英被開除國民黨黨籍。盡管如此,他仍對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堅持表示尊敬,也保留了官職以維持家計。
1960年,他與雷震、李萬居等嘗試組織中國民主黨,雖因“雷震案”組黨失敗,但這體現了他的民主理念與實踐。齊世英晚年回憶:“我組黨的念頭一直沒斷過,我覺得一個現代國家,必須要有反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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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世英晚年在內湖寓所,女兒齊邦媛記憶中:“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終挺直不彎”。后為女婿羅裕昌。
這一理念源于他對現代國家的理解:“國家必須是根據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建立起的一個社會,這樣的社會必須綜合各種利益、思想與意見。”
06父女兩代的傳承:巨流河與啞口海
齊世英的女兒齊邦媛,在父親影響下成長為著名的文學教育家和作家。她撰寫的《巨流河》與父親的《口述自傳》形成了跨越兩代人的歷史對話。
齊邦媛的出生就帶著傳奇色彩。幼時病危,一位騎馬趕來的醫生救活了她,并取名“邦媛”,出自《詩經》“邦之媛也”。她后來受朱光潛賞識轉入外文系,成為臺灣文學教育和翻譯領域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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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女齊邦媛
81歲高齡時,齊邦媛開始寫作《巨流河》,歷時四年手寫完成。這本回憶錄從個人和家族的經歷出發,呈現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
《巨流河》與《齊世英口述自傳》的“硬”形成對比,后者注重重大事件,兒女情長著墨不多。這種差異恰如齊邦媛所說:“一硬一軟,恰可對讀。”
齊邦媛記得父親常說:“那實在是他理想的開始,做人要有個人的樣子。”這句簡單的話,道出了齊世英一生的堅持——無論環境如何變化,人應保持獨立思考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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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住院時,八十多歲的張學良前來探望,這是兩人自1936年漢口晤談后的首次見面。病房中的對話已無年輕時的劍拔弩張,只余歲月沉淀下的平靜。
齊世英后來反思:“假若當時政治智慧純熟,開誠暢談,也許能有另一局面。”
1987年8月父親節的下午,齊世英勉強從床上起身,坐在床旁藤椅上,溘然逝世,寧靜地放下了這一生所有的理想、奮斗和失落的痛苦。兒女們將他的骨灰埋在妻子身旁,面對著太平洋的穹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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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終未能回到他深愛的東北故鄉。女兒齊邦媛在《巨流河》結尾寫道,父親的一生“從巨流河到啞口海”,理想如巨流河的水,最終在啞口海歸于平靜。
那條未能渡過的巨流河,不僅是地理上的河,更是橫亙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而一代人的命運,就這樣隨著歷史的長河,緩緩流淌。
圖片來源:網絡、《巨流河》插圖,侵刪!
作者:豌豆,一個不求甚解的八卦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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