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東莞打工詩人柳冬嫵：從打工詩人到魯迅研究學者的30多年

近日，東莞打工詩人柳冬嫵的魯迅研究專著《〈野草〉懸案——魯迅、五卅事件與永久性詩歌》正式出版，引發業界廣泛關注。《〈野草〉懸案》是柳冬嫵“《野草》研究三部曲”第一部，其余兩部書稿，已送交出版社，后續將陸續出版。三部書共計百萬字，填補了東莞在魯迅文學研究領域的空白，也讓業界看到草根作家轉戰專業領域研究的新可能。

從打工詩人、打工文學評論家到魯迅研究學者，柳冬嫵專注于文學評論三十余年，用自己的作品一次次向基層文學愛好者展現了文學的無限可能。羊城晚報記者獨家對話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東莞文學藝術院一級作家柳冬嫵，了解他從普通打工者到魯迅研究專家的文學蛻變之路。

柳冬嫵的作品《打工文學的整體觀察》入選“東莞之路”石刻群

見證時代的打工文學“在場者”

出生于安徽霍邱縣洪集（今六安市葉集區洪集鎮）的柳冬嫵，本名劉定富，自幼就熱愛文學，讀初中時便開始發表文章，是當地的“小才子”。高中畢業后到東莞打工，做過玩具廠雜工、搬運工，繡花廠作業員、班長等，但對文學的愛好讓這位普通“打工者”很快嶄露頭角，成為東莞最早的“打工詩人”和“素人寫作者”之一。

1995年，柳冬嫵在《詩刊》發表組詩《我在廣東打工》，被譽為“打工文學在中國文壇嶄露頭角的一個重要標志”。之后，柳冬嫵共在《詩選刊》《詩潮》《散文詩》《北京文學》《延河》等刊發表打工題材詩歌數百首，出版《夢中的鳥巢》等詩集。柳冬嫵從一個親歷者、在場者的角度去呈現“打工文學”的本質特征，為其逐漸轉型為“打工文學”的評論家奠定了基礎。

“我跟這些打工作家是一起成長起來的。”柳冬嫵告訴記者，自己到東莞打工的經歷也非常曲折，從落難街頭到進工廠打工，再到進《珠江潮》雜志社當編輯、記者，他把日常經歷寫成詩篇發布，既是“打工文學”的親歷者，也是見證者。據介紹，柳冬嫵獨立主持完成國家社科項目《打工文學的整體觀察》、廣東省哲學社科項目《中國打工文學研究》、廣東省宣傳文化資金資助項目《粵派評論視野中的打工文學》等多項課題，出版《從鄉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記——中國打工詩歌研究》《打工文學的整體觀察》《粵派評論視野中的打工文學》《解密〈變形記〉》《江山幽處客重經——一個家族的詩歌史》等專著10部。其打工文學研究成果曾兩次榮獲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

現如今，他是東莞文學藝術院一級作家，同時擔任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文學評論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首屆簽約文學評論家，并作為東莞新大眾文藝的早期實踐者、積極倡導者和理論研究者，近期在《中國文藝評論》發表長篇論文《新大眾文藝視野下的打工文學》。

轉戰魯迅研究的圓夢之旅

從“打工文學”到“新大眾文藝”的觀察和研究，柳冬嫵一直走在最前沿，也是業界公認的研究專家。此番轉戰魯迅研究，并非柳冬嫵的一時興起，而是圓了自己少時的文學夢想。

受訪時，柳冬嫵向記者講述起自己少時的一段經歷。三十多年前的一個雨夜，他放棄高考復讀，騎著自行車回家，后座小木箱里仍放著他為成立“未名新社”文學社親手油印的一百多份章程。那時以為就此夢碎的少年沒想到，兜兜轉轉幾十年，致敬魯迅的“未名新社”雖只發展到自己一個成員，但研究魯迅的專著已上架多個平臺。

未名社是魯迅在1925年發起成立的一個文學社，成立之初只有6個人：魯迅、曹靖華、韋素園、李霽野、臺靜農、韋叢蕪。其中，韋素園、李霽野、臺靜農、韋叢蕪都是安徽省霍邱縣葉集人，恰是柳冬嫵的同鄉。

柳冬嫵于十年前開始研究魯迅及未名社，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文藝爭鳴》《名作欣賞》《作家》《作品》《粵海風》等刊物發表研究文章約40萬字，被《新華文摘》等摘介。2016年，柳冬嫵回到家鄉葉集，在臺靜農紀念館查閱了未名社成員臺靜農族譜，撰寫《〈臺靜農全集〉訂補》，投給《魯迅研究月刊》，幾天之后便收到了主編黃喬生的用稿短信，黃喬生成了柳冬嫵從事魯迅及未名社研究的第一位“貴人”，對柳冬嫵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幫助。記者了解到，2024年，著名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看過《〈野草〉懸案》書稿后，認為柳冬嫵敢于推翻陳說，頗為大膽。2025年，柳冬嫵撰寫的論文《魯迅、韋素園與果戈理〈外套〉》在《魯迅研究月刊》第5期發表。

《野草》懸案

據介紹，《〈野草〉懸案——魯迅、五卅事件與永久性詩歌》綜合運用文學、歷史、社會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從文本分析、歷史背景、文化語境等多個維度對魯迅的名著《野草》進行解讀。不僅探討了魯迅作品與五卅事件的關聯，還深入分析了魯迅對西方文學作品如彌爾頓《失樂園》、拜倫詩劇的接受、戲擬與解構，豐富了魯迅研究的內涵，有助于讀者進一步深入理解魯迅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創作動機及藝術風格。

知名作家、學者胡亮認為，柳冬嫵的新著《〈野草〉懸案》在兩個方面顯示了獨到的認知——其一，將《野草》關聯于當年時事，比如五卅事件，從而論述了《野草》的“即時性”，進而論述了與這種“即時性”看似相悖的“永久性”；其二，將《野草》關聯于其他文本，比如拜倫的詩劇、彌爾頓的長詩、佛經和安特來夫的劇本，從而論述了《野草》的“互文性”，進而論述了與這種“互文性”看似相悖的“獨創性”。他表示，“《〈野草〉懸案》再次佐證了拙著《新詩譜》的一個結論——《野草》提供了‘一種詩的現代性’，而且這種詩的現代性幾乎同步于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