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秘書班子換了一撥又一撥，我要等的人，就在這兒！”市長鄭國平手指之處，讓整個青林鎮會議室鴉雀無聲。
這句突如其來的評價，如同一道驚雷，劈開了基層匯報中慣常的粉飾與沉默。
一個因直言鄉鎮企業改制虛假、扶貧數字注水而“不合時宜”的鎮黨委副書記，就此被點將，命運齒輪開始轉動。
第一章
一九九八年的春天，來得特別遲。
三月都快過完了，窗外那棵老榆樹才稀稀拉拉冒出些芽尖。我坐在辦公室里，手里轉著那支用了三年的鋼筆，筆桿上的漆都磨掉了一半。
三十二歲，鎮黨委副書記。這個位置，我坐了四年。
“陳書記，您又在發呆了。”
辦公室的門被推開，黨政辦主任趙立民端著茶杯進來。他比我大十歲，在青林鎮待了二十年，從辦事員干到主任，臉上的皺紋比鎮里的溝溝坎坎還深。
我收回目光：“有事？”
“市里剛來的通知。”趙立民把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明天上午九點，鄭市長要來咱們鎮考察。重點是鄉鎮企業改制和扶貧工作。”
我拿起文件掃了一眼，右下角蓋著市政府辦公廳的紅章。
“準備材料吧。”我說，“把這兩年鄉鎮企業改制的進展整理一下，還有扶貧款的發放明細。”
趙立民沒走，反而湊近了些：“陳書記，您聽說了嗎？鄭市長這次下來，是要從基層挑人。市政府辦公廳要充實力量，好幾個崗位空缺著呢。”
我笑了笑，沒接話。
這種話我聽過太多次了。剛當副書記那年，就有人說我年輕有為，肯定能往上走。四年過去了，我還坐在這兒，看著窗外的老榆樹發芽又落葉。
“做好分內的事就行。”我說。
趙立民搖搖頭，出去了。
門關上后，我重新看向窗外。鎮政府大院開始有人走動，幾個年輕干部拿著掃帚在掃院子。其實昨天才大掃除過，但聽說市長要來，又得再掃一遍。
我翻開抽屜，拿出一個筆記本。牛皮封面，邊角都磨白了。翻開第一頁，上面寫著：1994年7月，到青林鎮任黨委副書記。
那時候我剛二十八歲，從市政策研究室下來，滿腦子都是抱負。筆記本里記滿了當初的想法：要修通鎮里到縣城的公路，要引進企業解決就業，要改善鎮中學的教學條件……
四年過去了，筆記本快寫滿了，但真正做成的事，沒幾件。
公路修了一半，因為征地補償問題擱置了；引進的企業倒是有兩家，一家干了半年倒閉了，另一家還在勉強維持；鎮中學的教室倒是翻新了兩間，用的是我從縣里爭取來的特別經費。
手機響了。是我妻子林靜打來的。
“明天回不回來？”她問。
“明天鄭市長來考察，回不去。”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周末呢？”
“看情況吧。”
林靜在市第二醫院當醫生，我們結婚五年，聚少離多。她總說讓我想辦法調回市里，哪怕平調也行。我說再等等，這一等就是四年。
掛掉電話，我繼續看筆記本。翻到去年寫的一頁，上面記著：紅山村扶貧款發放問題，需核實。
我拿起筆，在這行字下面劃了兩道橫線。
窗外，天色暗下來了。
第二章
第二天早上七點，鎮政府大院已經忙開了。
鎮長李衛東站在院子里指揮，聲音洪亮：“花壇里的雜草都拔干凈！宣傳欄的玻璃再擦一遍！小劉，你去看看會議室的熱水夠不夠！”
我在二樓辦公室窗前看著，手里端著剛泡的茶。茶葉是去年鎮上茶廠送的，味道有點澀，但提神。
八點半，各村的支部書記都到了，在會議室里坐著等。他們大多四五十歲，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或夾克衫，互相遞煙，小聲聊著今年的莊稼。
李衛東推門進來：“陳書記，都準備好了。您的匯報材料我再看看？”
我把文件夾遞給他。他翻開認真看了一遍，眉頭微微皺起：“這個……會不會太直接了？鄭市長第一次來，咱們是不是……”
“實事求是就行。”我說。
李衛東欲言又止，最后把文件夾還給我：“那行，您把握分寸。”
九點整，三輛黑色轎車駛入鎮政府大院。
鄭國平市長下車時，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他的鞋。黑色的皮鞋，沾了些灰塵，但擦得很亮。他個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穿著深灰色的夾克衫，頭發梳得很整齊。
“鄭市長，歡迎歡迎！”李衛東迎上去握手。
鄭國平握了手，沒多寒暄：“直接去會議室吧，下午還得去下一個鎮。”
會議室里，李衛東先做鎮情匯報。他講了二十分鐘，從經濟發展講到社會穩定，從農業生產講到鄉鎮企業，全是成績，全是亮點。數據詳實，例子生動。
鄭國平全程沒說話，偶爾在筆記本上記幾個字。
輪到我了。
我翻開文件夾，看到第一頁上那些精心斟酌過的措辭。然后我合上了文件夾。
“鄭市長，我匯報一下分管工作的實際情況。”我說。
會議室安靜下來。幾個副鎮長抬起頭看我，李衛東的臉色有點僵。
“過去兩年，我們鎮鄉鎮企業改制，名義上完成了六家，實際上真正轉型成功的只有兩家。”我的聲音很平靜，“另外四家，一家換了塊牌子繼續經營，一家把設備賣了分錢散伙，還有兩家改制后效益更差，工人工資都發不出來。”
我聽到有人倒吸冷氣。
“扶貧工作方面，”我繼續說，“我們上報的脫貧戶有二百一十七戶，經過核實，有六十三戶是算賬脫貧。什么叫算賬脫貧？就是扶貧款發下去，買了豬仔羊羔，年底一算賬，人均收入超過貧困線了。但第二年豬羊病死，或者賣不出去，又重新返貧。”
李衛東忍不住了：“陳書記，這些情況……”
鄭國平抬起手，示意他不要說話。市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你接著說。”
“我們還存在一個問題，”我說，“就是重發錢輕幫扶。扶貧款發下去了，任務就算完成了。但很多貧困戶缺的是技術、是銷路、是長期穩定的增收渠道。這些后續工作，我們做得不夠。”
我說完了。
會議室里靜得能聽到窗外的風聲。坐在我對面的紅山村支書老張低著頭，手里的煙都快燒到手指了。
鄭國平放下筆，看著我：“既然知道問題，有沒有想過怎么解決？”
這個問題我沒想到。
“想過。”我說，“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時間，需要真正沉下去做事。可現在從上到下都要短期見效的政績，基層沒辦法，只能做表面文章。這是個死循環。”
我說出了這句話。四年來的憋屈、無奈、不甘，都在這句話里。
鄭國平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他的目光很銳利，像能看透人心。
他轉過身，指著我對隨行人員說：“秘書班子換了一撥又一撥，我要等的人，就在這兒。”
第三章
鄭國平市長當天就回了市里。
送走市領導的車，李衛東回到會議室，臉色鐵青：“陳書記，你今天這是什么意思？”
“我說的是事實。”我收拾著桌上的材料。
“事實？”李衛東壓低聲音，“你這是在打鎮里的臉，打我的臉！鄭市長讓你去市里，你以為真是好事？說不定就是要整治你這種不守規矩的！”
我沒爭辯。回到辦公室，趙立民跟了進來。
“陳書記，您真要去市里？”他關上門。
“市長發話了，能不去嗎？”
趙立民猶豫了一下：“我聽說，鄭市長之前換過三個秘書。第一個是省里領導的親戚，干了兩個月走了。第二個是某局長的女婿，三個月。第三個是研究生畢業的高材生，四個月。您這……”
“該來的總會來。”我說。
下午，我回宿舍收拾東西。說是宿舍，其實就是鎮政府后院的一間平房，十五平米，一張床一張桌子，還有個簡易衣柜。
林靜打電話來：“我聽說了。鄭國平市長點名要你？”
消息傳得真快。
“嗯，明天去報到。”
“這是機會。”林靜說，“但你得小心。鄭市長在咱們市是出了名的嚴厲，之前幾個秘書都沒干長。”
“我知道。”
“周末回來嗎？我給你做點好吃的。”
“看情況吧，剛去肯定忙。”
掛了電話，我坐在床邊。屋子里很安靜，能聽到遠處公路上卡車駛過的聲音。
我想起四年前剛到青林鎮的時候。那天也是春天，我拎著行李箱走進鎮政府大院，老榆樹剛發芽。當時的鎮黨委書記拍著我的肩膀說：“小陳啊，你是市里來的高材生，好好干，前途無量。”
四年過去了。
我拉開抽屜，里面塞滿了各種材料：調研報告、會議記錄、工作計劃。最下面壓著一本相冊，是我和林靜的結婚照。照片上的我們都還年輕，笑得沒心沒肺。
窗外天色暗了。我打開燈，開始收拾行李。
其實沒什么好收拾的，幾件衣服，幾本書，一些日常用品。四年積累下來的東西，一個行李箱就裝完了。
躺在床上，我失眠了。
腦子很亂，一會兒想明天去市里會遇到什么，一會兒想這四年在青林鎮的經歷。那些想做沒做成的事，那些做了一半擱置的事，那些根本沒法做的事。
凌晨兩點，我起床倒了杯水。窗外的老榆樹在夜風中輕輕搖晃，樹影投在墻上，像一幅流動的畫。
我想起鄭國平市長看我的眼神。那不是責備，不是憤怒，而是一種……審視？或者說，是找到了什么的眼神。
手機亮了，是林靜的短信：不管怎么樣，我支持你。
我回了兩個字：謝謝。
第四章
第二天早上七點，我坐上了去市里的班車。
青林鎮離市區六十公里，班車要開兩個小時。車上大多是去市里辦事的農民，帶著大包小包，操著濃重的方言聊天。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著窗外的農田向后掠去。
九點半，我站在了市政府大門口。
門衛看了我的介紹信，指了指主樓：“三樓，辦公廳秘書一處。”
市政府辦公樓是棟七層的建筑，白色外墻，藍色玻璃窗。院子里種著松柏，修剪得很整齊。進出的人大多穿著正裝，步履匆匆。
秘書一處處長姓周，叫周志剛，五十歲左右，戴一副黑框眼鏡，說話慢條斯理。
“你就是陳明同志？”他上下打量我，“鄭市長專門交代了。但我丑話說在前頭，秘書一處不比基層，這里的規矩嚴，要求高，你要有思想準備。”
“我明白。”
“明白就好。”周志剛遞給我一摞文件，“這是鄭市長下周要參加的三個會議，你負責準備講話稿。后天中午十二點前交給我。”
我接過文件，掂了掂分量，至少一百多頁。
“有參考嗎？”我問。
“以前的稿子在檔案室，你可以去看。”周志剛頓了頓，“但鄭市長不喜歡照搬。他要的是有思想、有針對性的東西。前面幾個人，就是因為寫的東西沒思想，被調整了。”
我回到安排給我的辦公室。房間不大，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一個文件柜。窗子對著后院，能看到幾棵梧桐樹。
放下行李，我開始看材料。第一個會議是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二個是扶貧工作推進會，第三個是城市建設規劃研討會。
中午去食堂吃飯，同桌的幾個人都是辦公廳的。他們聽說我是鄭市長的新秘書，眼神都有些復雜。
“陳秘書是基層上來的？”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問。
“嗯，在青林鎮待了四年。”
“基層經驗好啊。”另一個年紀大點的說，“鄭市長就喜歡了解實際情況的。”
吃完飯，我去了檔案室。調出鄭市長以前的講話稿，厚厚一沓。我翻了幾篇，發現確實像周處長說的，都是很務實的風格，沒多少空話套話。
回到辦公室，我繼續看材料。看了三個小時，筆記本上記了十幾頁要點。
下午四點，周志剛打電話來：“陳秘書，鄭市長要見你。”
我心里一緊。這么快？
鄭國平的辦公室在三樓東頭，面積不大，書柜占了一面墻，里面擺滿了書。辦公桌上堆著文件，但很整齊。
“坐。”鄭國平沒抬頭，還在看一份報告。
我在沙發上坐下，等了兩分鐘。
他終于抬起頭：“材料看了？”
“看了三分之一。”
“有什么想法？”
我想了想：“關于國企改革那部分，我覺得可以結合基層實際，談談改制后遺留人員安置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改革就推不動。”
“具體點。”
“比如我們鎮原來的農機廠，改制后三十多個工人下崗。政府給了補償金，但光給錢不行。很多人年紀大了，找不到工作，坐吃山空。應該配套培訓，或者開發公益性崗位。”
鄭國平點點頭，在本子上記了點什么：“扶貧會議的呢？”
“扶貧工作要避免數字脫貧。不能只看發了多少錢，要建立長效機制。比如產業扶貧，不能光給錢讓農戶搞養殖種植，要解決技術和銷路。”
“繼續說。”
“第三個會議是關于城市建設的。”我斟酌了一下，“我覺得城市建設不能光盯著新區開發，老城區改造同樣重要。而且要考慮實際承受能力，不能一味舉債搞建設。”
鄭國平放下筆，看著我：“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
“結合了基層工作的一些體會。”
“好。”鄭國平說，“稿子按你的思路寫。寫完直接交給我。”
“不經過周處長？”
“他那里我會打招呼。”
離開市長辦公室，我松了口氣。但壓力更大了——稿子要直接交給市長，這意味著不能有任何差錯。
回到辦公室，我繼續工作。晚上八點，大樓里已經沒什么人了。我去食堂吃了碗面條，回來接著寫。
凌晨一點，國企改革那篇稿子寫完了。我讀了一遍，改了三次，才保存關電腦。
躺在辦公室的折疊床上，我睡不著。
這不是鎮里那間平房，這里是市政府。窗外的燈光透過百葉窗縫隙照進來，在天花板上劃出一道道影子。
我想起白天周志剛說的那句話：前面幾個人都沒干長。
我能干多久？
不知道。
第五章
稿子交上去的第二天，鄭國平把我叫到辦公室。
“寫得不錯。”他說，“以后我的講話稿，你都按這個風格來。”
“是。”
“明天跟我去調研，準備一下。”
“去哪里？”
“臨時決定，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我到了市政府大院。一輛中巴車已經等在門口，除了司機，還有政府研究室的兩個同志，以及鄭國平的警衛員小劉。
七點半，鄭國平準時出現。他穿了件深藍色的夾克，背著個黑色挎包。
“出發。”他上了車。
車子駛出市區，往南走。路上，鄭國平一直在看材料，沒說話。車廂里很安靜，只有翻紙頁的聲音。
一個小時后，車子拐下國道，駛上一條鄉村公路。路況不好，顛簸得厲害。
“鄭市長，咱們這是去哪里？”研究室的老王問。
“柳樹溝鄉。”鄭國平頭也不抬。
老王臉色變了變：“柳樹溝？那不是原定的調研點啊。”
“原定的點都準備好了，看什么？”鄭國平說，“要看就看沒準備的。”
車子在坑洼的路上開了半小時，停在一個村子口。村口的牌子上寫著：柳樹溝村。
村子很破。土路，兩旁是低矮的土坯房，有些房子的墻裂了縫，用木棍撐著。幾個老人坐在門口曬太陽，看見我們的車，都往這邊看。
鄭國平下了車，徑直走向一戶人家。院墻塌了一角，院里堆著柴火。
“有人嗎？”他喊了一聲。
屋里出來個老太太，六七十歲，穿著打補丁的棉襖：“你們是……”
“大娘，我們是市里來的，路過這兒，討口水喝。”鄭國平笑著說。
老太太猶豫了一下：“進來吧。”
屋里很暗，窗戶小，糊著塑料布。炕上鋪著破席子，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墻角堆著幾個麻袋，裝的是糧食。
“大娘，家里幾口人？”鄭國平在炕沿上坐下。
“就我一個。”老太太說，“老頭走了五年了，兒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回來一趟。”
“日子過得咋樣？”
“還成。”老太太從暖壺里倒水，“有低保，一個月一百二，夠買米買面了。”
“身體還好？”
“老了，渾身是病。”老太太咳嗽兩聲，“高血壓，腿腳也不好。”
“去醫院看過嗎？”
“去不起。”老太太搖頭，“藥太貴，吃不起。”
鄭國平沉默了一會兒：“村里沒有衛生室？”
“有是有，但沒啥藥，醫生也三天兩頭不在。”
從老太太家出來，我們又走了幾家。情況都差不多，老人多，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房子破舊，生活困難。
中午，我們在村口的小賣部買了面包和礦泉水，坐在路邊吃。
“陳明，你怎么看？”鄭國平問我。
我想了想：“三個問題。一是空心化嚴重，勞動力流失。二是基礎設施落后，路、房、衛生都跟不上。三是社會保障沒到位，老人看病難。”
“怎么解決？”
“要綜合施策。”我說，“光給錢不行，得改善基礎條件，發展產業留住人，還要完善農村養老和醫療。”
鄭國平點點頭，沒再說話。
下午，我們又去了兩個村，情況大同小異。晚上七點才回到市里。
鄭國平讓我去他辦公室。
“今天的調研，你有什么感受？”他問。
“比我想象的還困難。”我實話實說，“在鎮里的時候，也知道農村窮，但沒想到這么窮。”
“那你覺得，我們這些當領導的，責任在哪里？”
這個問題很重。我斟酌著詞句：“制定政策要更接地氣，落實政策要更到位，監督考核要更嚴格。”
“說得容易。”鄭國平苦笑，“你知道這中間有多少阻力嗎？縣里、鄉里、村里，每一層都有自己的算盤。一個好政策，從上到下，層層打折，到了老百姓手里，可能就剩一半了。”
“那也得做。”我說，“不做，連一半都沒有。”
鄭國平看著我，眼神里有種復雜的東西：“你有這股勁是好的。但要記住，在這個體制里做事，光有勁不行，還得有方法，有策略。要懂得保護自己，不然你還沒做成事，就先被淘汰了。”
“我記住了。”
“下個月開始，我要推動幾項改革。”鄭國平說，“農村醫療改革，鄉村道路建設，還有扶貧工作機制調整。你要做好思想準備，這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
“明白。”
離開市長辦公室，已經晚上九點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著今天看到的那些破舊的房子，那些老人渾濁的眼睛。也想著鄭國平說的話。
林靜在醫院值班，家里沒人。我煮了碗泡面，坐在沙發上吃。
手機響了，是趙立民打來的。
“陳書記，哦不，陳秘書。”他笑呵呵的，“在那邊怎么樣？”
“還行，忙。”
“跟你說個事。”趙立民壓低聲音，“你走了之后，李鎮長把你那套辦公室給重新裝修了，說是要當接待室。”
“正常。”我說。
“還有，你之前推動的那個村小學翻修項目，停了。說是經費緊張，先緩緩。”
我心里一沉。那是我在青林鎮最后想做成的一件事。
“我知道了。”
“陳秘書，你在上面，多幫咱們鎮說說話。”趙立民說，“好歹待了四年，有感情。”
“有機會會的。”
掛了電話，我看著碗里已經泡軟的面條，沒了胃口。
窗外，城市的燈光一片連著一片，比鎮里亮得多。但我知道，在那些燈光照不到的地方，還有很多像柳樹溝那樣的村子。
第六章
鄭國平要推動的改革，果然遇到了阻力。
首先是農村醫療改革方案。方案提出要整合縣鄉醫療資源，建立巡回醫療隊，定期下鄉義診送藥。同時提高農村合作醫療的報銷比例，降低起付線。
方案在市政府常務會上討論時，衛生局局長趙建國第一個提出異議。
“鄭市長，這個方案初衷是好的。”趙建國說話慢條斯理，“但實施起來難度太大。咱們市財政緊張，光是提高報銷比例這一項，每年就要多支出兩個億。錢從哪里來？”
“從醫保基金結余里出。”鄭國平說，“去年全市醫保基金結余八個億，拿出四分之一來做這件事，沒問題。”
“那是全市的結余，不能都用到農村去。”財政局副局長插話，“城市居民也有需求，要統籌考慮。”
“農村醫療條件差，群眾看病難，這是主要矛盾。”鄭國平態度堅決，“必須優先解決。”
會議開了兩個小時，最后勉強通過方案，但趙建國提了個條件：先選一個縣試點，效果好再推廣。
我知道，這是緩兵之計。
第二個阻力來自交通局。鄉村道路建設方案要求三年內實現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資金由市、縣、鄉三級配套。
交通局局長孫長海是個老資格，在交通系統干了三十年。他在會上直接說：“鄭市長，這個目標不現實。咱們市有三百多個行政村，一半以上在山區，修路成本太高。按現在的財政狀況，十年都完不成。”
“那就想辦法。”鄭國平說，“可以爭取省里資金，可以動員社會力量，可以采取以工代賑的方式。辦法總比困難多。”
“說是這么說……”孫長海搖頭，“實際操作起來，問題太多了。”
第三個阻力最大，是扶貧工作機制調整。鄭國平提出要建立扶貧資金直達機制，減少中間環節，避免截留挪用。同時要引入第三方評估，杜絕數字脫貧。
這個方案動了太多人的奶酪。
一天晚上，我加班整理材料，周志剛走進我辦公室。
“小陳，還沒走？”
“馬上就走。”
周志剛關上門，在我對面坐下：“鄭市長這次推動的改革，阻力不小啊。”
“改革總會遇到阻力。”我說。
“道理是這樣。”周志剛推了推眼鏡，“但你知道這些阻力背后都是誰嗎？衛生局趙局長，他姐夫是省衛生廳的副廳長。交通局孫局長，在本地經營了三十年，門生故舊遍布各縣。還有扶貧辦那些人，哪個沒有點背景？”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要提醒鄭市長，適可而止。”周志剛說，“觸動太多人的利益，最后可能改革推不動，自己還惹一身麻煩。”
“這話您該直接跟鄭市長說。”
“我說過。”周志剛苦笑，“他聽不進去。你是他看中的人，也許你的話他能聽進去一點。”
周志剛走后，我坐在辦公室里想了很久。
他說得對，這些阻力背后都是盤根錯節的關系。但鄭國平說得也對，如果不觸動這些利益，改革就推不動。
第二天，我把周志剛的話轉告給了鄭國平。
鄭國平聽完，冷笑一聲：“老周這個人，就是太圓滑。什么事都想四平八穩，不得罪人。但改革能不得罪人嗎？不得罪既得利益者，就得罪老百姓。你選哪個？”
我沒說話。
“小陳，你知道我為什么選你當秘書嗎？”鄭國平看著我。
“因為我敢說真話。”
“對。”鄭國平說，“在基層干過，知道實際情況，還能保持說真話的勇氣，這很難得。我希望你能保持這份勇氣，不要被同化。”
“我會的。”
話雖這么說，但我能感覺到壓力在增大。
有一次去衛生局送文件，趙建國把我叫住：“陳秘書，年輕有為啊。鄭市長這么器重你，好好干。”
語氣很熱情，但眼神很冷。
還有一次在電梯里遇到孫長海，他拍拍我的肩膀：“小陳，聽說你愛人是市二院的醫生？我有個親戚在二院當副院長，要不要關照一下？”
這是示好，也是警告。
我都客客氣氣回應了，不接話，也不得罪。
林靜察覺到了我的壓力。
“你這段時間瘦了。”她說，“是不是工作太累？”
“還好。”
“別騙我。”林靜看著我，“你們市政府的事，我也聽說了一些。鄭市長在搞改革，得罪了不少人。你是他秘書，肯定被卷進去了。”
“這是我的工作。”
“我知道。”林靜嘆氣，“但你要保護好自己。你這個人太直，不會拐彎，容易吃虧。”
“吃就吃吧。”我說，“有些虧，吃了心里踏實。”
林靜沒再勸我，只是那晚做了很多菜，都是我喜歡的。
第七章
改革推進到第三個月，麻煩來了。
一天上午，周志剛臉色凝重地走進我辦公室：“小陳，紀委的同志找你。”
我心里一沉。
來的是市紀委的兩個同志，一個四十多歲，姓王，一個三十多歲，姓李。
“陳明同志，我們接到舉報，反映你在青林鎮工作期間的一些問題。”王同志說，“需要你配合調查。”
“什么問題？”
“涉嫌在鄉鎮道路建設項目中收受好處，以及在扶貧款發放中優親厚友。”李同志說得很直接。
我腦子嗡的一聲。這兩項罪名，隨便坐實一個，我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
“我沒有。”我說。
“有沒有，調查了才知道。”王同志說，“從今天起，你暫停工作，配合調查。暫時不能離開市區，隨時保持聯系暢通。”
他們走了。
周志剛拍拍我的肩膀：“別太擔心，清者自清。”
話是這么說，但我能看出他眼里的同情——或者說，是憐憫。
消息很快傳開了。一上午，好幾個平時見面打招呼的同事，現在都躲著我走。去食堂吃飯，周圍幾桌都沒人坐。
下午，我回了家。
林靜在醫院值班，家里空蕩蕩的。我坐在沙發上，腦子一片空白。
舉報我的人是誰？李衛東？趙建國？孫長海？還是其他人？
我在青林鎮四年，確實得罪過一些人。修路征地時，有幾個村干部想多要補償，我沒同意。扶貧款發放時，有親戚托關系想多領，我拒絕了。
但收受好處？我連飯都沒吃過別人一頓。
手機響了，是鄭國平打來的。
“在家？”他問。
“嗯。”
“等著，我過來。”
二十分鐘后，鄭國平來了，一個人，沒帶司機。
他坐在我對面，點了根煙。我注意到，他夾煙的手指有些發抖——那是氣的。
“是我連累了你。”他說。
“鄭市長，別這么說。”
“就是連累。”鄭國平深吸一口煙，“那些人動不了我，就動你。這是給我警告，讓我收斂。”
“那您……”
“我收斂個屁！”鄭國平爆了句粗口，“他們越是這樣，我越要干到底！”
他看著我：“你怕不怕？”
我想了想：“怕。但我沒做錯事，不怕查。”
“好。”鄭國平掐滅煙，“我已經給紀委打了招呼，必須徹查，還你清白。在這之前，你受點委屈。”
“我明白。”
鄭國平走后，我給林靜打了電話，簡單說了情況。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說：“我去請假，回來陪你。”
“不用，你忙你的。”
“你是我丈夫。”林靜聲音很輕，“這個時候，我不陪你誰陪你？”
晚上林靜回來了，還買了菜。她做飯，我幫忙打下手，像什么都沒發生。
但我知道，她在擔心。切菜時差點切到手，炒菜時鹽放了兩遍。
吃飯時，我們都沒怎么說話。
“如果真的……”林靜開口，又停住了。
“沒有如果。”我說，“我沒做過，就是沒做過。”
林靜點點頭，眼淚卻掉下來了。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天花板。腦子里反復回想在青林鎮的點點滴滴，想有沒有什么地方疏忽了，留下了把柄。
想到凌晨三點，確定沒有。
然后開始想，如果這次挺過去了，以后怎么辦？繼續跟著鄭國平干？還是找機會調走？
想著想著，天亮了。
調查進行了半個月。紀委的人去了青林鎮，走訪了村干部、村民，查了賬目，核對了項目資料。
那半個月，我每天待在家里，看書，看電視，偶爾出門買菜。碰到鄰居，他們看我的眼神都有些異樣。
林靜請了年假，在家陪我。她不說安慰的話，就是陪我坐著，或者拉著我出去散步。
第十六天，王同志打來電話：“陳明同志，調查結束了。舉報內容查無實據，你可以恢復工作了。”
掛了電話，我坐在沙發上，很久沒動。
林靜走過來，抱住我：“結束了。”
“嗯，結束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走進市政府大樓，很多人看我的眼神都變了——有驚訝，有同情，也有敬佩。
周志剛在辦公室等我：“小陳，受委屈了。”
“沒事。”
“鄭市長在辦公室等你。”
我去了鄭國平辦公室。他正在看文件，見我進來，指了指沙發：“坐。”
“調查結果出來了。”我說。
“我知道。”鄭國平放下文件，“但事情沒完。他們這次沒扳倒你，下次還會想別的辦法。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不怕。”
“不怕就好。”鄭國平站起身，走到窗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了。接下來每一步，都會更難。”
第八章
鄭國平最終沒能完成他所有的改革計劃。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省委組織部找他談話。談話內容沒人知道，但談話后第三天，調令就下來了：鄭國平同志調任省農業廳副廳長，不再擔任市長。
明面上是平調，實際上是明升暗降。
消息傳開那天，市政府里氣氛很微妙。有人惋惜，有人慶幸，更多的人保持沉默。
鄭國平離任前，把我叫到辦公室。
“我走了，你有什么打算？”他問。
“聽組織安排。”
鄭國平笑了：“這時候就別打官腔了。說實話。”
我想了想：“我想繼續把您沒做完的事做下去。”
“難。”鄭國平搖頭，“新來的市長叫吳啟明，是從外地調來的。這個人我了解過，很穩重，不會像我這么激進。”
“那改革就停了？”
“不會停，但會慢下來。”鄭國平說，“你要有耐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時候需要迂回，需要等待。”
“我等不了。”我說，“老百姓等不了。”
鄭國平看著我，眼神復雜：“你跟我年輕時很像。有熱血，有沖勁，想改變世界。但你要記住，在這個體制里，光有熱血不夠，還得有智慧，有韌性。”
“我記住了。”
“我已經跟吳市長談過了，建議他繼續用你。”鄭國平說，“他對你印象不錯，應該會留你在辦公廳。但你也要調整心態，適應新的領導風格。”
“明白。”
鄭國平離任那天，我去送他。車子開走前，他握著我的手：“好好干。以后的路，靠你自己走了。”
“鄭廳長，您也多保重。”
車子駛出市政府大院，消失在街角。
我站在那里，很久沒動。
回到辦公室，周志剛來找我：“小陳，吳市長要見你。”
新市長吳啟明五十歲左右，個子很高，戴金絲眼鏡，說話聲音溫和。
“陳明同志，坐。”他指了指沙發，“鄭市長走前，特別跟我推薦了你。說你是個人才，了解基層，敢于直言。”
“鄭市長過獎了。”
“不過獎。”吳啟明微笑，“我看過你寫的材料，確實有思想。這樣，你還繼續在秘書一處工作，主要負責綜合材料的起草。”
“是。”
“另外，”吳啟明頓了頓，“鄭市長在任時推動的一些改革，我們要繼續推進。但方式方法要調整，要更穩妥，更注重實際效果。”
“我理解。”
離開市長辦公室，我知道，一個時代結束了。
果然，接下來的幾個月，改革明顯放緩。
農村醫療改革試點還在繼續，但范圍沒有擴大。鄉村道路建設資金被壓縮了三分之一。扶貧資金直達機制雖然保留了，但增加了審批環節。
鄭國平在時制定的很多措施，都被打了折扣。
我在秘書一處的工作也變了。吳啟明不喜歡太尖銳的材料，喜歡四平八穩的表述。我寫的稿子，經常被他改得面目全非。
周志剛私下跟我說：“小陳，你要適應吳市長的風格。他這個人，喜歡穩妥，不喜歡冒險。”
“但有些問題，不冒險解決不了。”
“那是領導考慮的事。”周志剛說，“我們的職責是把領導的想法落實好。”
我無話可說。
那段時間，我過得很壓抑。每天寫那些不痛不癢的材料，參加那些沒有實質內容的會議，感覺自己像個工具人。
林靜看出來了。
“要不，換個崗位？”她說，“你這樣下去，會憋壞的。”
“換到哪里？”
“你們辦公廳內部不是有輪崗嗎？或者去局委辦也行。”
我想了想，搖頭：“現在換，別人會說我受不了鄭市長調走的打擊。再等等。”
這一等就是半年。
一九九九年六月，市里發生了一件大事。
第九章
北郊的化工廠發生了泄漏事故。
那是個生產農藥的廠子，已經經營了十幾年。事故發生在凌晨三點，一個儲存罐破裂，有毒氣體泄漏，順風飄向下風向的三個村子。
天亮時，已經有上百人出現中毒癥狀，被送往醫院。
市政府緊急召開會議。吳啟明臉色鐵青，會議室里煙霧繚繞。
“事故原因查清楚了嗎？”他問。
安監局局長擦著汗：“初步判斷是設備老化，加上操作不當。”
“傷亡情況呢？”
“目前有三十七人住院，其中五人重癥。還有很多人有輕微癥狀，在觀察。”
“污染范圍？”
“已經擴散到三個村，約兩千人受影響。”
各部門負責人開始匯報，但說來說去，都在推卸責任。安監局說企業主體責任沒落實，環保局說日常監管有困難，工信局說這是歷史遺留問題。
我聽不下去了。
“吳市長，各位領導。”我站了起來，“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當務之急是救人，是控制污染，是安置受影響群眾。”
所有人都看著我。
吳啟明皺起眉頭：“陳明同志，現在是緊急會議……”
“就是因為緊急，我才要說。”我打斷他，“這個化工廠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了。三年前環保檢查就發現存在隱患，要求整改，但一直沒落實。如果我們當時就下決心關停，就不會有今天的事故。”
會議室安靜了。
“你說什么？”吳啟明問。
“我說，這次事故不是偶然，是必然。”我豁出去了，“北郊一帶的化工企業，普遍存在環保和安全問題。但我們一直以保就業、保稅收為由，放任不管。這次是泄漏，下次可能就是爆炸。到時候，誰來負責？”
沒有人說話。
“那你說，現在該怎么辦？”吳啟明終于開口。
我深吸一口氣：“我建議立即成立事故處置指揮部，統一指揮。第一，全力救治中毒人員，費用先由市財政墊付。第二，徹底關停肇事企業，并對其余化工企業進行排查，該關的關，該停的停。第三，做好受影響群眾的安置和賠償工作。”
“這樣做，會影響經濟發展。”有人提出。
“如果經濟發展要以群眾的生命健康為代價，這樣的發展有什么意義？”我反問。
又是沉默。
吳啟明看著我，看了很久。然后他說：“就按陳明同志說的辦。成立指揮部，我任總指揮，陳明同志任副總指揮，具體負責現場處置。”
散會后，周志剛拉住我：“小陳，你太沖動了。”
“我說的是事實。”
“事實是事實，但……”周志剛嘆氣，“你知道這個化工廠是誰的嗎？是孫長海的外甥開的。”
我一愣。
“孫局長雖然退了，但關系還在。”周志剛說，“你這么搞，會得罪很多人。”
“得罪就得罪吧。”我說，“總不能看著老百姓中毒不管。”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幾乎住在指揮部。
救治工作很順利，所有中毒人員都得到了及時治療，沒有死亡病例。但關停企業遇到了巨大阻力。
化工廠老板，也就是孫長海的外甥，帶著幾十個工人圍堵指揮部，說關廠就是砸他們的飯碗。
“陳指揮，我這廠子開了十幾年，養活了上百號人。你說關就關，這些人怎么辦？”他質問我。
“你的廠子造成了污染，讓人中毒，必須關。”我態度堅決。
“我可以整改！”
“整改是以后的事，現在是停產整頓。”
“你這是不給我們活路！”
“是你不給下游群眾活路。”我說，“你的廠子一天不關，污染就存在一天。你是要你一百多工人的飯碗，還是要下游幾千人的健康？”
他答不上來。
除了工廠老板，還有很多人來說情。有縣里的領導，有局委辦的頭頭，甚至還有省里某位領導秘書打來的電話。
我都頂住了。
吳啟明這次很支持我。他在一次會議上說：“環保問題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誰來說情都沒用。”
一個月后，肇事化工廠被徹底關停。北郊另外七家存在問題的化工企業，三家關停，四家停產整頓。
污染治理也同步進行，受影響的三個村，水源和土壤都進行了檢測和修復。
事故處理結束后，吳啟明找我談話。
“陳明同志，這次你做得很好。”他說，“我以前對你有偏見，覺得你是鄭國平的人，不好用。但這次讓我看到，你是真的想干事，能干事。”
“謝謝吳市長。”
“不過，你的性格還是太直。”吳啟明說，“在體制內工作，要有原則，也要有靈活性。”
“我明白。”
“市里準備選拔一批年輕干部到基層任職。”吳啟明說，“我打算推薦你去豐源縣當副縣長，主抓農業和扶貧。你覺得怎么樣？”
豐源縣是全市最窮的縣之一。
“我愿意去。”我說。
“好。”吳啟明點頭，“基層需要你這樣的干部。好好干，干出成績來。”
第十章
二零零零年一月，我正式到豐源縣報到。
豐源縣在山區，從市里開車要三個小時。路不好走，一路顛簸，窗外是連綿的群山，光禿禿的，沒什么樹。
縣長叫周海濤，四十多歲，黑黑壯壯，說話帶著濃重的本地口音。
“陳副縣長，歡迎歡迎。”他跟我握手，“咱們豐源條件差，你從市里來，要受苦了。”
“周縣長客氣了，我就是來干事的。”
“干事好。”周海濤笑笑，“不過陳副縣長，我得先給你打個預防針。豐源窮，不是一天兩天了。這些年來過多少干部，哪個不是滿懷信心來，最后灰頭土臉走？有些事，急不得。”
“我明白。”
我的辦公室在縣政府二樓，朝北，冬天很冷。屋里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文件柜，很簡單。
安頓下來后，我開始調研。
第一個月，我跑了全縣十二個鄉鎮。越跑心里越沉。豐源的貧困，比我想象的還嚴重。
山多地少，土地貧瘠，糧食產量低。交通不便，很多村還不通公路。教育落后，很多孩子上完小學就不讀了。產業單一，除了種地就是外出打工。
但也不是沒有希望。
豐源山多，山里有很多野生藥材和山貨。獼猴桃、板栗、核桃、野生菌，還有天麻、茯苓等中藥材。只是沒有銷路，賣不上價錢。
調研結束后，我寫了一份報告，提出發展特色種植養殖業，打通銷售渠道，增加農民收入。
報告交上去，周海濤看了，搖搖頭。
“陳副縣長，你這個想法，前任也提過。”他說，“但實現不了。山貨是有，可咱們離市場太遠，運輸成本高，沒人愿意來收。老百姓辛辛苦苦采了東西，賣不出去，最后還是爛在家里。”
“我們可以主動去找市場。”我說。
“找過。”周海濤嘆氣，“我去省城跑過三次，人家一聽是豐源來的，連門都不讓進。太偏了，運輸是個大問題。”
“我想再試試。”
周海濤看了我一會兒：“你真想試？”
“真想。”
“那行。”他說，“需要縣里支持什么，你說話。”
我帶著縣農業局的兩個人，準備了樣品，去了省城。
第一站是省農產品批發市場。我們找到一家做干果批發的店鋪，老板是個中年女人，很精明。
“豐源來的？”她看了看我們的樣品，“東西倒是不錯，但你們那兒太遠了。運費太高，不劃算。”
“我們可以組織貨源，集中運輸，降低成本。”我說。
“那也不行。”女老板搖頭，“你們產量不穩定，今天有明天沒有的，我沒法跟客戶交代。”
連跑了三家，都是這個結果。
第四天，我們找到一家藥材公司。老板姓劉，五十多歲，戴著老花鏡看我們的天麻樣品。
“品相不錯。”他說，“就是量太小。”
“量可以上去。”我說，“只要您收，我們可以組織農戶擴大采集。”
“價錢呢？”
“按市場價。”
劉老板想了想：“這樣吧，我先收一批試試。如果質量穩定，咱們可以簽長期合同。”
我們當場簽了五千斤天麻的訂單。
回到豐源，我立即召集各鄉鎮開會，布置采集任務。
剛開始，很多農戶不信。
“又是領導搞形式吧？”一個老農說，“前年也說收山貨，我們采了，最后說不要了，白忙活。”
“這次不一樣。”我說，“我們有訂單，簽了合同的。”
“合同？那東西能信嗎？”
我沒辦法，只好讓村干部帶頭。青山鄉的鄉長李大山第一個響應，組織村民上山采天麻。
半個月后，第一批天麻送到省城，劉老板驗收合格，當場付款。
錢拿回來那天，李大山給我打電話，聲音激動得發抖：“陳副縣長，錢到了！采得最多的那戶，掙了八百多！”
消息傳開，全縣都轟動了。
第二個月，采集山貨的農戶增加了一倍。
第十一章
山貨銷售打開局面后，我開始推動第二步：發展種植業。
野生資源有限，要持續增收，必須搞人工種植。我選了三個品種：天麻、茯苓和食用菌。
但很快就遇到了問題。
首先是技術。很多農戶沒種過這些東西，不知道怎么種。縣農業局的技術員也不懂，只能照本宣科。
其次是資金。買菌種、建大棚需要錢，很多農戶拿不出來。
我向市里申請了五十萬扶貧資金，又請了省農科院的專家來講課。
技術問題解決了，資金問題也解決了，但新的問題又來了。
有些村干部把扶貧資金挪用了。綠水鄉的一個村，支書拿買菌種的錢去修了村里的祠堂。等我們發現時，菌種季節已經過了。
還有些農戶不配合。覺得種藥材太麻煩，周期長，不如種糧食穩當。
我意識到，光給錢給技術不夠，還得有好的組織方式。
我提出了一個新的辦法：成立專業合作社。縣里出資金和技術，村里出土地和勞力，合作社統一管理，收益按比例分配。
這個想法一提出來，就遭到了反對。
“合作社？那不是又回到大集體了？”周海濤第一個質疑。
“不一樣。”我說，“合作社是自愿加入，自主經營，不是強迫命令。”
“農民能愿意？”
“試試看。”
我選了全縣最窮的石頭鄉試點。石頭鄉在深山里，全鄉八千多人，貧困戶占了一半以上。
石頭鄉的鄉黨委書記叫王德發，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黨員，在鄉里干了三十年。
我去找他時，他正在地里幫村民收玉米。
“王書記,我是縣里的韓副縣長,想跟你商量個事。”
王德發直起腰，擦了擦汗:“陳副縣長，您這是要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