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對馬杜羅問題的看法不如孟子，令人失望。

美軍越境生擒馬杜羅，簡中網上一些自由派人士絮絮叨叨“國際法”“程序正義”之類左派的話術，大名鼎鼎的秦暉教授，還搞了一期講座《主權、人權與霸權：從委內瑞拉看世界向何處去》，義憤填膺地指責此次軍事行動，既違反了程序正義，也沒有出現結果正義，還制造了額外的事端，是徹徹底底的失敗！這不僅讓我想起中國先賢孟子的一句話：“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這句話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當時齊宣王向孟子發問，提及商湯流放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的史實，質疑“臣弒其君”是否合乎道義。孟子回答說，我只聽說周武王誅殺了一個獨夫民賊叫紂，沒聽說他是弒君。

孟子直言“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絕非為叛亂張目，亦非空談的道德評判，而是站在民為邦本的核心立場，劃清了“君主”與“獨夫民賊”的本質界限，為反抗暴政的正義性奠定了思想根基。商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兩場被后世稱為“湯武革命”的變革，以鮮活的史實印證了孟子思想無上的正確：當君主背離“保民”初心淪為暴政源頭，民眾與臣子的反抗便具備了不容置疑的正義性。

商湯伐桀，是民不堪命的奮起反抗。夏桀是歷史上公認的暴君，他耽于享樂，耗盡民力建造傾宮、瑤臺，終日與寵妃妹喜飲酒作樂；他施行酷政，用“炮烙之刑”殘害勸諫的忠臣，對百姓橫征暴斂，致使“百姓弗堪”。當時的夏朝，田地荒蕪，餓殍遍野，民眾怨聲載道，甚至發出“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怒吼——寧愿與暴君同歸于盡，也不愿再忍受其壓迫。商湯本是夏朝的方伯，他目睹民生疾苦，率先以仁政收攏人心：輕徭薄賦，賑濟災民，任用伊尹等賢才治理邦國。當夏桀將商湯囚禁于夏臺，更激起天下諸侯的憤慨。商湯獲釋后，順應民心舉兵伐桀，在鳴條之戰中擊敗夏軍。面對潰敗的夏桀，商湯并未將其視為“君主”而手軟，而是將他流放于南巢。這一行動，絕非以下犯上的叛亂，而是解救萬民于水火的義舉。夏桀失去民心、背離君道的那一刻，就已從“君主”墮落為“獨夫”，商湯的討伐，正是替天行道、順應民意的正義之舉。

武王伐紂，是天命與民心的雙重抉擇。商紂王的殘暴，較之夏桀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窮兵黷武，頻繁發動對東夷的戰爭，掏空了國家的財力；他荒淫無道，建造酒池肉林，以虐殺為樂，剖比干之心，囚箕子之身，逼走微子等賢臣，讓商朝的朝堂淪為獨斷專行的暴政機器。百姓在苛政下苦不堪言，社會矛盾尖銳到極點。而身處西岐的周文王、周武王，則以“德”立身，推行“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的政策，善待百姓，禮遇賢才，贏得了天下諸侯與百姓的擁戴。當周武王率領諸侯聯軍渡過盟津，在牧野與商紂王的軍隊對峙時，商軍士兵竟陣前倒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這正是民心向背的最直接體現。牧野之戰，紂王自焚于鹿臺，商朝滅亡，周朝建立。周武王誅殺紂王，并非篡奪王位的叛亂，而是順應民心、終結暴政的必然結果。紂王的覆滅，不是因為他失去了“君主”的身份，而是因為他早已成為禍國殃民的“民賊”，被天命與民心共同拋棄。

在孟子的政治哲學里，君權的合法性從來不是天命所賜的世襲特權，而是建立在“保民而王”的責任之上。君主與百姓本是互惠的契約關系：君主以仁政養民、教民，百姓則以擁護回報君主；若君主背離這一根本，化身桀紂那般的獨夫——竭澤而漁地掠奪民財，窮奢極欲地踐踏民生，以暴政將百姓逼至“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的絕境，那便不再是萬民擁戴的君主，而是站在天下對立面的民賊。此時，君主的身份已然消解，剩下的不過是一個禍國殃民的獨夫，討伐他自然不是以下犯上的“弒君”，而是替天行道、拯救生民的正義之舉。

孟子的這一論斷，更是對“君權神授”的大膽顛覆。在先秦時代，統治者動輒以“天命”粉飾專制，將反抗斥為逆天之舉。而孟子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才是天命的真正載體。桀紂失去民心，便是失去了天命的庇護，淪為人人得而誅之的獨夫；商湯放桀、武王伐紂，并非篡奪君位，而是順應民心、承繼天命的正義行動。這種思想打破了君主專制的思想枷鎖，將評判統治者的權力交還給百姓，彰顯出震撼后世的民本光芒。

說到底，孟子的“誅獨夫”之論，從來不是鼓吹暴力，而是樹立了一道政治倫理的紅線：君主的權力是為民所賦，亦需為民所用，背離民生的專制暴君，終將被歷史與人心所拋棄。將民心視為衡量君主資格的最高標尺，為后世反抗暴政的正義性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持。

可嘆包括秦暉教授在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活在21世紀，思想深度卻趕不上2500年前的孟老夫子，這不僅令人嘆息，而秦暉他們在目前似乎代表了中國知識界最高水準，這就更令人扼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