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尹錫悅被韓檢方求判死刑怎么看？孫玉良：對獨裁試探的止血警報

文｜孫玉良

2026年1月13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結案庭審上，負責調查“緊急戒嚴事件”的特檢組，以“涉嫌內亂罪”為由，向法院請求判處前總統尹錫悅死刑，同案的前國防部長金龍顯被求處無期徒刑。一石激起千層浪，話說到這份上，已經不是“你不喜歡他”或“他得罪了誰”的問題，而是國家機器在告訴所有人：你敢把軍隊當私人保安、把戒嚴當情緒按鈕，就得準備承受最重的法條回擊。

檢方在法庭上提出量刑建議時強調，尹錫悅“破壞憲法與法治秩序”，屬于濫用總統職權的有組織犯罪。而尹錫悅方面的辯護詞是，自己的行為是“警告性、維穩性措施”，“未造成實際人員傷亡”。沖突點在哪里？在于這個案件不是“普通貪腐案”，而是“權力邊界案”。貪腐是把公權力當提款機；而戒嚴與動用軍警壓制政治機構，是把國家當私產。檢方之所以把話說到“死刑”這個量級，是在宣示一條底線：總統的權力再大，也不能繞開國會、媒體與社會，把軍隊當成政治杠桿。

這對韓國政治生態是一記重錘：過去幾年，韓國的對立早就不是政策之爭，而是陣營互咬、司法互掐、輿論互撕。今天輪到尹錫悅被求極刑，本質上是制度在“自救”，也是制度被逼到墻角后的“反噬”。你可以說這是程序正義在運轉，也可以說是政治斗爭在升級。但無論你選哪種解讀，都改變不了一個現實：韓國的權力斗爭已經把國家治理的穩定性當成了籌碼。

更值得咀嚼的是“國際觀感”。韓國長期自我標榜為所謂“民主樣板”，可這次的畫面是什么？總統彈劾、特檢追訴、前總統被檢方請求死刑，社會撕裂到每一步都像在火上澆油。這不是“民主的勝利”那么簡單，而是把“民主”的成本與代價擺上了臺面：當政治極化吞噬共識，制度運行會越來越像復仇機器；今天它對準尹錫悅，明天它也可能對準另一個陣營的領袖。

關鍵變量在三處。其一，法院最終是否采納檢方量刑建議、判決會落在何種刑度與法理框架上；其二，案件是否會進一步牽出更大范圍的責任鏈條：一旦從“個人決策”擴展到“系統協同”，韓國政治將進入更長周期的清算與反清算。其三，韓國社會是否能在程序推進中重建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識：承認制度邊界、承認權力不可越線、承認軍隊絕不能被政治化。做不到這三點，“死刑求判”就只是更響的一聲鑼，敲完還是亂。

這是民主對獨裁的勝利嗎？其實就我看來，尹錫悅只是“獨裁”的嘗試，或者說“獨裁”的試探，并沒有造成多嚴重的后果就被轟下臺了，罪不致死。韓國檢方之所以要求極刑重判，是拉響“止血警報”，把尹錫悅樹為一個權力越界的“反面典型”。尹錫悅被重判之后，恐怕再也沒人敢把戒嚴當按鈕、把軍隊當籌碼、把國家當賭桌了。這就是韓國檢方要的效果：求判死刑，是給政客們畫下紅線，即便是總統越過紅線也不行。

對于韓國的“青瓦臺魔咒”，世界人民都很關注，佩服韓國民主監督的狠勁。再好的制度設計，也需要政治文化去尊重，社會共識去守護，這方面韓國做得確實比較好。我的看法是：韓國如果把這場審判當成陣營的勝利，它就會繼續在勝利里失敗，因為“敵對陣營”上臺會有同樣的報復；如果把這場審判當成制度的止血警報，這便是韓式民主的勝利。把權力關進籠子里，總統想肆意妄為也不行，不正是民主制度設計的初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