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自殺未遂，被室友誤殺致死

一個人正在上吊自殺，你卻拿起刀把他砍死了——這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阻止自殺？2004年福建出租屋血案，死者趙某身上既有自殺痕跡，又有他殺傷口，同住7人竟無一察覺。法醫看了沉默，刑警看了搖頭。

2004年11月14日凌晨，福建建甌（ōu）警方接到報警：一處果園出租屋發生命案。民警趕到現場時，哪怕見慣了血腥場面，也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一名中年男子倒在血泊中，頸部幾乎被砍斷，現場遺留一把血淋淋的菜刀和一把生銹的鋸子。更詭異的是，門框上掛著一根皮帶，下方放著方凳，儼然一個“上吊現場”。

死者叫趙某，前一天剛和5名老鄉從山東來到建甌，準備在果園打工。同住的還有果園的兩名技術員。8個人睡在二樓，命案發生在一樓，樓上7個人，愣是沒一個人聽到動靜。

尸檢顯示，趙某死于利器砍擊頸部，失血性休克死亡。法醫判斷，在被砍過程中，他應該有過較長時間的呼救。但7名同住人員一致表示：“什么都沒聽見。” 這合理嗎？是隔音太好，還是有人撒謊？

現場開始出現第一個矛盾點：門框上的皮帶，經老鄉辨認，屬于趙某本人。凳子下方的地面布滿血跡，說明凳子是血泊形成后才放上去的。一個頸部被砍、大量出血的人，怎么可能還有力氣去上吊？

警方初步判斷：這是兇手偽造的自殺現場。但問題來了——人都被砍死了，血跡、兇器都在，偽造上吊痕跡豈不是畫蛇添足？

就在這時，技術人員在墻壁、水管上發現了多處血手印。所有人都以為這肯定是兇手的，結果鑒定出來——全是死者自己的。

更詭異的證據出現了：門框橫梁上，發現了死者清晰的抓握指紋和掌印。刑偵專家反復模擬后得出結論：這些痕跡，只能是死者自己抓握、攀爬時留下的。偽造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那么，趙某真的嘗試過上吊？

老鄉反映了一個關鍵信息：在來的火車上，趙某就一直說“有兩個人跟蹤我，要殺我”。到了出租屋，他還指著窗外說“他們跟來了”。但其他人仔細觀察后，根本沒發現什么跟蹤者。警方推測，趙某可能因長途跋涉、精神緊張，出現了被害妄想或短暫精神障礙。

尸檢進一步支持了“自殺啟動”的推斷：趙某額頭有三處平行的鈍器傷，符合自己持棍敲擊的特征。現場也找到了帶血木棍。推理鏈條開始形成：趙某精神恍惚下決定自殺，先用木棍打頭，發現死不了，又想上吊，掛好皮帶后卻因恐懼退縮，轉而尋找更“痛快”的方式……

但致命傷出現了無法解釋的矛盾：趙某頸后有多處深達頸椎的砍傷，幾乎把頭砍斷。法醫直言：“我在家砍排骨都沒這么大力氣。”一個疲憊且精神萎靡的人，如何從身后對自己的脖子施以如此重擊？還能連續多次？

就在專案組爭論“自殺還是他殺”陷入僵局時，法醫發現了決定性證據：死者腹部有一處死后形成的創口。這絕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

至此，警方確定：現場有第二個人。

但這個人是怎么進來的？又是怎么出去的？門窗完好，無撬痕；如果從正門離開，血跡遍布的地面竟沒有陌生腳印。排查陷入僵局。外來人員作案無痕跡，內部人員作案無動機——5名老鄉是親戚關系，2名技術員是初見，誰會對一個身無分文的打工者下殺手？

就在山窮水盡之際，警方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假設：“自殺被他殺”。聽起來像文字游戲，但邏輯上成立——如果趙某當時確實在實施自殺行為，而另一個人“介入”并最終導致其死亡，那么現場既會有自殺痕跡，也會有他殺特征。從法律角度看，這類案件中“自殺介入”情節往往會影響最終的量刑。雖然死亡直接由加害人造成，但被害人自身的行為對事件發生存在誘發作用。這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成為法官酌情從輕考量的因素，但它絕不會改變案件“他殺”的根本性質。

這個假設指向一種偶然的、非預謀的沖突。警方注意到：二樓沒有衛生間，任何人起夜都必須下一樓。那么，有沒有可能某人半夜下樓，撞見了正在自殺的趙某，雙方發生沖突，導致趙某被殺？

基于此，警方對7名同住人員啟動測謊。結果顯示，技術員黃某的測試圖譜異常。經審訊，黃某交代了案發經過。

2004年11月14日凌晨0點左右，黃某起夜下樓，撞見趙某正站在凳子上，把頭往皮帶里套。他嚇了一跳，問：“你干嘛？”趙某回頭——趙某頭上帶血，神情恍惚，手里不知何時已握住了廚房的菜刀。

黃某以為對方要攻擊自己，沖上去奪刀。爭奪中，他反手砍向趙某頸部，一連數刀，直到對方倒地。那黃某的行為屬于“假想防衛”還是“故意殺人”？他誤以為對方要殺自己而奪刀反擊，這在主觀上是一種基于誤會的防衛意圖。但趙某當時處于自殺狀態，客觀上并無攻擊他的意圖。在司法實踐中，這類因誤會引發的致命反擊，通常不會被認定為正當防衛，而更可能被定性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或過失致人死亡，具體取決于其行為時的認知和手段的相當性。

驚慌之下，黃某曾想用鋸子分尸掩埋，但最終放棄，清理痕跡后回房睡覺。因過程短暫、動靜不大，樓上無人驚醒。

最終，黃某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在故意殺人罪中，15年屬于“較重但非極刑”的判處。法院在法定刑幅度內做出這一裁量，綜合考慮了多重因素：黃某無犯罪前科、本案屬臨時起意的偶發事件、到案后能如實供述，以及本案中被害人趙某自身存在特殊行為等情節。它體現了司法在懲罰犯罪與考量具體情境之間所尋求的平衡。

此案之所以成為中國刑偵史上的經典案例，不僅因其離奇，更因為它促使法律工作者思考：當自殺與他殺在同一個身體上交織，證據與常識彼此沖突，我們該如何抵達真相？

刑偵不是猜謎，而是用科學拼接破碎的人性圖景。黃某那一瞬間的恐懼與暴力，趙某那一夜的絕望與恍惚，在血腥的現場凝固成一道詭異的謎題。而法律要做的，便是在那層迷霧下，艱難地分出責任的邊界。

真相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單選，而是灰階交織的復原。刑偵最難的，不是破解密室，而是解讀人心——那一念之間的絕望，與另一念之間的恐懼，如何在夜色中碰撞出再也無法挽回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