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日本人認為中國強大軍力成日本“最大安全威脅”, 已超越朝鮮核彈。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民調為期五周,自去年11月6日展開,時間點格外敏感。隔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開表示,若中國武力攻臺,將被視為對日本構成“存亡威脅”,東京不排除動用自衛隊因應,相關發言引爆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中日外交沖突。
中方隨后要求高市撤回言論,并對中國公民發布赴日旅游警示,同時揚言限制稀土出口。同時加強軍事動作,不僅在日本周邊進行演訓,同時進行代號為“正義使命——2025”的圍臺軍演。中國痛批日本藉由擴軍計劃加劇區域緊張局勢,并警告若日本介入臺灣問題,將面臨“毀滅性”的后果,日本全國都可能淪為戰場。
高市早苗涉臺言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右翼勢力系統性突破戰后和平秩序、復活軍國主義思維的危險嘗試。高市早苗上臺后,迅速推進修憲議程、大幅增加防衛預算、謀求發展進攻性武器,甚至試圖推翻“無核三原則”。
這份民調結果必須放在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大背景下審視。高市政權刻意選擇在敏感時間點釋放和引導民意,將中國塑造為外部威脅,為其擴軍備戰政策營造共識。
日本右翼政客深諳一個規律:安全焦慮最容易凝聚民意。當高市早苗鼓吹“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時,其本質是將日本與中國推向對抗的前線。這種言論不僅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更是對國際社會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公然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威脅建構與日本民眾的真實關切存在明顯脫節。民調顯示,日本年輕人最關心的是房租和工資等民生問題,安全問題根本排不上號。高市政權刻意煽動安全危機,無疑是為了轉移民眾對國內經濟疲軟、民生壓力加劇的不滿情緒。
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機事態”論調,帶著濃厚的歷史陰影。回顧20世紀日本對外擴張的歷史,類似借口屢見不鮮:1931年日本以“能否得到滿洲威脅日本存亡”為由發動九一八事變;隨后又稱“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存亡之戰”,將侵略戰火推向整個亞洲。
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詳細闡述構建“能戰機制”舉措,并加快發展進攻性武器計劃。這一系列動作表明,日本正加速擺脫戰后和平憲法約束,走向軍事擴張的道路。
吊詭的是,就在日本渲染中國威脅的同時,2025年中日貿易額突破了3000億美元,大量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忙碌生產。汽車行業在日本就業中占據8.3%的比例,若中日貿易斷裂,將導致百萬崗位流失。
這種緊密的經濟依存關系使得沖突對日本來說將是毀滅性的。日本前駐華大使垂秀夫曾直言“現在開戰等同于找死”。若中日間爆發軍事沖突,日本GDP單年下滑預計超過7.8%,金融市場可能損失高達1800億美元。
然而高市政權卻選擇忽視這些經濟現實,執意走上軍事對抗的道路。這種軍事冒險不僅無助于保障日本安全,反而會將日本置于更加危險的境地。
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倡導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
日本真正需要的是適應地區力量平衡的變化,而非抱著陳舊的地緣政治思維不放。歷史已經證明,和平發展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日本政治人物應當明白,任何螳臂當車的企圖,都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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