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王叔，怎么了？”
電話那頭的聲音像是貼著話筒，
又急又輕。
“建軍！出大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那個堂弟建民，簡直是瘋了！”
“他……他把他家的地包出去了，卷了鋪蓋，”
“剛剛坐上了去你那兒的長途大巴！”
“他說要去投奔你，”
“跟你一起擺攤賣烤串，賺大錢！”
“全村都夸他有情有義！”
“建軍啊，你回城里千萬別開門！”
“千萬別讓他們找著你啊！”
二零零一年國慶，我開著那輛黑色的桑塔納2000回村。
車輪碾過最后一段顛簸的水泥路，揚起的黃土像是村莊對我這個遠歸者遲來的，也是必然的洗禮，帶著一種熟悉又陌生的土腥味。
父親七十大壽，這個坎，是必須回來過的，也是我必須回來炫耀的一個坎。
車是新的，在車水馬龍的南方城市里，它頂多算個代步工具，平平無奇。可一旦駛入這片貧瘠又熟悉的土地，它就立刻長出了另外一副面孔，一副寫滿疏離與炫耀的面孔，沉默地宣告著它的主人已經和這里的人不一樣了。
車窗外，是那些熟悉的院墻，土坯的，磚砌的，新舊交雜，在午后的陽光下像一排排歲月斑駁的牙齒。
記憶里村口那條小河，好像又淺了，河床裸露出大片干涸的卵石，只有幾棵老柳樹依舊那么垂著，無精打采，如同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混雜著好奇，探究，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因距離而產生的疏遠。
村里人早就知道了，老陳家的建軍在外面發了大財。
這輛油光锃亮的桑塔納，就是最雄辯的證明。
它是一個符號，一個能讓我在這個我出生的地方，昂首挺胸的符號。
我不再是那個十五六歲，兜里揣著兩個冰冷的雜糧饅頭，扒上南下綠皮火車的窮小子陳建軍了。
那個年代，饑餓和前途未卜的恐懼是我唯一的行李。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個窮小子的魂兒，其實一直沒走遠，他就縮在桑塔納柔軟的座椅里，透過我的眼睛，膽怯又貪婪地打量著這個既是故鄉又是異鄉的地方。
他提醒我，這車，這身衣服，都是借來的，隨時可能被收走。
父親的院子里早就擠滿了人，那一張張在記憶里清晰、在現實中卻又模糊的臉，都朝著車門的方向。
當我打開車門，那種混合著驚嘆和議論的聲浪撲面而來。
他們圍著車，手不敢輕易去碰，只是用目光一遍遍地撫摸著那锃亮的黑色烤漆，像是撫摸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我聽到有人在后面小聲議論，“這車得十幾萬吧？”“聽說他在南方開了個大廠，一年掙的錢咱們一輩子都掙不到。”
這些話，像羽毛一樣，輕輕搔動著我的虛榮心。
父親拄著他那根磨得光滑的舊拐杖，站在大門口，臉上的皺紋笑成了一朵干枯的菊花，那是一種純粹的，不摻雜任何利益算計的驕傲。
他走上前，沒有看我，而是伸出布滿老繭的手，輕輕地，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車頭蓋。
那動作，不像是在摸一輛車，像是在確認一個奇跡。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他喃喃地說。
這份驕傲，這份確認，是我這些年在外面，在無數個不眠的夜里，在一次次被客戶刁難、被同行擠兌的絕望中，唯一支撐我沒有倒下的東西。
如今，我把它帶回來了，完完整整地，開進了這個生我養我的院子。
我從后備箱里拎出大包小包的補品和煙酒，那是早就準備好的道具，用來裝點我的成功，也用來堵住某些人的嘴。
壽宴就擺在院子里，露天的流水席，這是村里最隆重的待客方式。
空氣里彌漫著柴火燎過的煙味，大鍋炒菜的香味，還有人與人之間那種滾燙的，被酒精催化后帶著露骨企圖的熱氣。
我被安排在正中間的主桌，緊挨著父親和村長老王。
我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心，一個被無數根看不見的線牽引著的木偶，需要對每一個方向都報以微笑。
那些叔伯兄弟，嬸子大娘，輪番上來敬酒，說的話大同小異，無非是“建軍有出息了”，“給老陳家爭光了”。
我一杯杯地喝，臉上堆著恰到好處的笑，既不顯得疏遠，也不過分親近。
我深知，每一杯酒里，都可能溶解著一個請求，一個麻煩。
二叔端著酒杯過來，他是我父親的親弟弟，他拍著我的肩膀，說他家小子在鎮上中學畢業了，不想種地，問我廠里缺不缺管倉庫的，那孩子老實。
我笑著說：“二叔，這事兒我記下了，回頭我問問廠里人事。”
三嬸也湊過來，說她閨女的對象在城里跑運輸，問我廠里有沒有什么貨運的活兒能照顧一下。
我同樣笑著應承：“三嬸，等有貨要發，我讓他過來試試。”
我知道這些應承大多是空頭支票，但此刻，我必須給。
這笑是一道屏障，隔開了他們那些過于熱切的眼神背后，可能隱藏著的各種訴求。
而堂弟陳建民，是其中最顯眼的一個。
他比我小三歲，人長得不賴，就是眼神里總透著一股不著地的飄忽，從小就不是個安分的人。
他端著酒杯，像個貼身侍衛一樣緊挨著我坐下，一口一個“哥”，叫得比誰都親。
酒給我滿上，菜給我夾到碗里，那只油膩的手幾乎要伸進我的碗里。
他大聲地對同桌的人說：“我早就知道我哥不是一般人！咱們陳家，就出了這么一條龍！”
他說我是他們這些還在泥里刨食的人的“指望”。
我聽著，嘴上說著“哪里哪里，都是運氣”，心里卻像落了一層厚厚的灰。
我太清楚他了，從小就是這樣，嘴上抹了蜜，心里卻盤算著自己的小九九。
讓他下地干活，他說自己腰不好；讓他學個手藝，他說自己不是那塊料；讓他做點小生意，做一樣賠一樣，然后總把原因歸結為時運不濟，缺一個“機會”。
現在，我這輛桑塔納，恐怕就成了他眼里那個能讓他一步登天的，最大的“機會”。
酒喝到一半，他把我拉到院子角落那棵掉光了葉子的石榴樹下。
夜風吹過，帶來一絲涼意，也吹散了些許酒氣。
他熟練地給我點了支煙，自己也叼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開始訴苦。
“哥，你是不知道，我在家有多憋屈。”
他把煙頭在地上狠狠地碾了一下，仿佛碾死的是他的不如意。
“一身的本事沒處使，看著你這么風光，我打心眼里高興，真的。就是……就是不知道，哥你那兒，能不能給兄弟安排個位置？”
他沒說去當工人，用詞很講究，是“學點管理經驗”，或者“跑跑業務”。
他強調說：“我不怕吃苦，哥，只要能跟在你身邊學東西就行。”
我看著他，煙頭的火光在他臉上忽明忽暗，那張因為酒精和渴望而漲紅的臉，在夜色里顯得有些變形。
我沒說話，只是沉默地彈了彈煙灰，心里跟明鏡似的，他要的不是幫忙，是要我直接把一塊肥肉送到他嘴邊。
這塊肉，給了，就會被他連骨頭帶筋吞下去，還會嫌不夠。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被院子里刻意壓低的說話聲吵醒。
推開吱呀作響的房門一看，是陳建民，還帶著他媳婦秀蓮。
秀蓮手里挎著個竹籃子，里面是幾棵剛從地里拔出來的青菜，上面還帶著晶瑩的露水，顯得格外有誠意。
她一見我，就滿臉堆笑地迎上來，把籃子往我母親手里一塞，嘴里說著：“嬸兒，自家種的，不值錢，你嘗個鮮。”然后就勢把我拉到屋里。
陳建民跟在后面，很自然地把門給帶上了。
這架勢，是準備關起門來“談正事”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秀蓮是個典型的農村婦女，會說話，也愛慕虛榮，心思比建民要活絡得多。
她一坐到炕沿上，眼圈就紅了，也不說話，先是低頭用袖子抹了抹并不存在的眼淚，醞釀了半天情緒。
“建軍哥，你可得幫幫我們家建民啊。”
然后才開始訴說，說孩子馬上要上初中了，縣里的學校樣樣都要錢，光學費就一大筆，家里開銷大；又說建民在家里怎么怎么不順心，不是他不努力，是這小地方沒他施展的舞臺，沒遇上個像我這樣的貴人。
“他天天在家里唉聲嘆氣的，說自己沒本事，對不起我和孩子。我看著都心疼。”
她一邊說，一邊拿眼睛偷偷瞟我，那眼神里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我，陳建軍，就是他們家命中注定的那個“貴人”。
陳建民則在一旁唉聲嘆氣，佝僂著背，像一棵被霜打蔫了的茄子，時不時地插一句“都怪我沒本事”，夫妻倆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無縫，仿佛演練了千百遍。
我坐在炕的另一頭，默默地聽著，看著他們。
陽光從老舊的窗欞里斜斜地照進來，在空氣中切出幾道明亮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柱里漫無目的地翻飛、飄舞，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亂糟糟的，找不到一個落點。
直接拒絕嗎？
太傷情面了，會立刻撕破臉，會讓我在村里落個“為富不仁，六親不認”的罵名，更會讓年邁的父親在鄉親們面前抬不起頭。
在農村，名聲比錢有時候更重要。
可要是答應呢？
我太了解建民了，他眼高手低，好高騖遠，把他弄到廠里，不出一個月，他就會嫌棄職位低，工資少，然后開始煽動其他工人，或者打著我的旗號在外面招搖撞騙。
請神容易送神難，最后只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說不定連我辛苦打拼下來的這點家業都得搭進去。
我腦子里飛快地轉著，想著萬全的應對之策。
看著秀蓮那張戚戚然的臉，看著建民那雙充滿期盼的眼睛，我忽然覺得一陣無法言說的疲憊，一種深深的，源自血脈卻又無法擺脫的疲憊。
我想到我剛到南方時，睡在橋洞下，被蚊子咬得滿身是包，也曾幻想過有哪個親戚能拉我一把。
可現在，我成了那個“親戚”，卻只想逃離。
那一刻，我決定了，不跟他們玩硬的，得來點軟的，來點讓他們自己打退堂鼓的。
我從炕沿上站起來，走到桌邊，摸出一包“紅塔山”，抽出一根遞給陳建民，自己也點上一根。
我沒有急著說話，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把辛辣的煙霧吸進肺里，再緩緩地，長長地吐出來，同時配合著吐出一聲巨大的，充滿了憂愁的嘆息。
我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眉頭緊鎖，眼神也變得黯淡無光，仿佛一夜之間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氣神。
我用手揉了揉太陽穴，做出不堪重負的樣子。
建民和秀蓮看我這副模樣，臉上的表情也跟著緊張起來，準備好的說辭都卡在了喉嚨里。
“建民啊，秀蓮啊，”
我開口了，聲音故意弄得沙啞，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
“你們以為哥在外面過得很風光嗎？”
我搖了搖頭，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苦笑。
“唉，這年頭，生意難做啊。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我開始編故事，一個精心設計過的，半真半假的故事。
我說，我那個服裝廠，主要是給國外做代工的，前陣子接了個東南亞的大單子，全廠上下幾百號人忙活了足足兩個月，貨是準時發出去了，結果對方那家公司卻突然宣布破產了，幾十萬的美金貨款，一夜之間全打了水漂，連個響兒都沒聽見。
“幾十萬美金啊，那可是幾百萬的人民幣！我幾年的心血，全完了！”
我又說，現在布料價格一天一個價，跟坐了火箭一樣往上竄；工人的工資也得跟著漲，不然人心不穩，熟練工都得跑到別的廠去；最要命的是，當初為了擴大生產，在銀行那邊還有一大筆貸款馬上就要到期了，銀行天天打電話催，再還不上，就要走法律程序了。
我把一個生意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添油加醋地都安在了自己身上。
“我這個廠子，現在就是個空殼子，你們別看我車開得好，那都是貸款買來撐門面的，為了在外面談生意不被人看扁。實際上，廠子表面上看著還行，其實里面早就被掏空了。說不定哪天，銀行的人就過來貼封條了。”
說到動情處，我甚至抬手捶了捶自己的胸口，一臉的痛心疾首。
“不瞞你們說，我這次回來，一是給咱爸過壽，二也是回來探探路，看看要是廠子真干不下去了，回老家這邊有沒有什么小本生意能做。實在不行，”
我把目光轉向建民，一字一頓地說得特別清晰。
“我就去城里的夜市盤個攤位，賣烤串，先想辦法把銀行的債還上再說！好歹是個手藝，餓不死人。”
我說完，整個屋子都靜得可怕，連窗外麻雀的叫聲都聽得一清二楚。
陳建民和秀蓮臉上的笑容，早就凝固了，像是冬天窗戶上結的冰花，脆弱又僵硬。
他們倆對視了一眼，眼神里的炙熱迅速冷卻，變成了純粹的驚愕和難以置信。
過了好一會兒，建民才尷尬地干笑了兩聲：“哥，沒……沒想到你……你這么難。”
秀蓮也結結巴巴地說：“是啊，建軍哥，我們還以為你……唉，這可咋辦。”
他又坐立不安地待了一會兒，魂不守舍的，最后找了個“家里豬圈還沒收拾”的蹩腳借口，拉著同樣失魂落魄的秀蓮，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看著他們幾乎是落荒而逃的背影，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片刻的輕松，也有一絲揮之不去的，對人性的悲涼。
接下來的幾天，世界果然清靜了。
陳建民再也沒有出現在我家門口，甚至在村里的路上遠遠看見我，都會像見了債主一樣，提前繞開走。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徹底變了，從前的羨慕和敬畏，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混雜著同情和惋惜的目光。
我成了他們飯后閑聊時那個“看著風光，其實差點破產”的可憐人，成了教育孩子們“外面不好混”的活教材。
“你看老陳家那小子，車開得那么好，還不是說倒就倒。”
我不在乎這些，比起被無休止地糾纏，我寧愿要這份帶著誤解的清靜。
我安安心心地陪著父母，給他們講些外面城市里的有趣見聞，當然，閉口不提生意上的任何煩惱。
有一天，父親在飯桌上，小心翼翼地問我：“建軍，他們說的，是真的嗎？生意……真的那么難？”
我看著父親擔憂的眼神，心里一酸，卻還是得硬著頭皮演下去。
“爸，沒事，一點小挫折，我能應付。您別聽他們瞎傳。”
我給父親的煙換成了好一點的“中華”，給母親買了她念叨了很久卻舍不得買的羊毛衫。
看著他們臉上那滿足又心疼的笑容，我覺得自己演的那場戲，再逼真一點也值了。
父親的七十大壽，總算是在一種相對平和的氣氛里過完了，沒有再出什么幺蛾子。
壽宴之后，我準備動身返回南方。
臨走前，我把一沓厚厚的現金塞到父親的枕頭底下，告訴他這是我手頭上最后一點積蓄了，讓他們省著點花，等我那邊緩過來再給他們寄。
父親渾濁的眼睛里閃著淚光，布滿老繭的手緊緊攥著我的手，一個勁兒地囑咐我，在外面別太拼了，錢是掙不完的，身體要緊，實在不行就回來，家里有地，餓不死人。
我用力點點頭，心里酸酸的，不敢再多說一句話。
我坐在桑塔納的駕駛座上，搖下車窗，看著父母并肩站在院門口，身形在午后的陽光里被拉得又瘦又長。
他們用力地揮著手，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完。
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打了敗仗的逃兵，用一個精心編織的謊言，倉皇地逃離了這片讓我眷戀又讓我窒息的土地。
我以為，這場關于親情的鬧劇，到此就該畫上一個句號了。
我甚至在心里盤算著，等過年回來，就告訴他們，我的生意又緩過來了，一切都好了，讓他們別再擔心。
我發動了車子，桑塔納平穩地駛出村口。
我從后視鏡里看著那個生我養我的村莊在視野里越來越小，最終變成地平線上的一個模糊的墨點，心里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如釋重負的感覺。
就在這時，我揣在中山裝內兜里那只諾基亞手機，突然響起了急促的，像是在催命一樣的鈴聲。
在這個年代，手機鈴聲在鄉間小路上響起，總顯得有些突兀。
我掏出來一看，屏幕上顯示著“王支書”三個字，是村長老王。
我心里沒多想，以為他就是打個電話跟我客氣客氣，道個別，于是便接了起來，笑著說：“王叔，我這剛出村，正要走了，您還有什么事？”
電話那頭，卻沒有傳來老王往常那爽朗的笑聲。
他的聲音異常焦急，而且壓得極低，像是怕被旁邊的人聽見，氣喘吁吁的。
“建軍！你先別走！聽我說，出大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下意識地踩了一腳剎車，車子在空無一人的土路上發出一聲刺耳的摩擦聲。
我趕緊把車停在路邊，手心已經開始冒汗，急切地問：“王叔，怎么了？您慢慢說！是不是我爸媽他們……”
“不是你爸媽！”
老王的聲音喘著粗氣，幾乎是在用耳語飛快地說著，每一個字都像一顆小石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砸得我發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