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訟師有多慘？新官上任先拿他們開刀，名字還得刻在臉上

在清代的地方志和官員傳記里，訟師從來都只有一個“人設”——待宰的“刁民”，被官府重拳懲治的對象。

他們大多連個正經(jīng)姓名都沒留下，就算偶爾被記載幾筆，也逃不掉“猾魁”“訟棍”的罵名，仿佛這兩個詞一貼，他們的所有行為就都自帶原罪，根本不配被細說。
新官上任，先拿訟師開刀
道光年間，有個叫劉衡的官員去四川巴縣當知縣。
巴縣可是重慶府的首縣，商貿(mào)紅火，人頭攢動，用地方志的話說就是“巴邑訟最繁”——官司多到能讓縣官頭禿，是出了名的難管地界。
劉衡一到任，沒急著去丈量田畝，也沒忙著整頓錢糧賦稅，反而先把矛頭對準了訟師。
地方志里的記載特別簡單粗暴：“公下車即偵知猾魁為某某，先為摘伏。”

至于那個被點名的“猾魁”到底是誰，平日里幫人打過什么官司，最后又落了個什么下場，史書里一個字都沒提。
只留下一個干巴巴的結(jié)果：其他訟師嚇得魂飛魄散，從此銷聲匿跡。
就這么一件事，后來還被寫進了劉衡的政績總結(jié)里，成了他“勤政愛民”的鐵證。
在陜西，訟師的名字被刻在臉上
如果說巴縣的記載還留了點模糊的空白，那陜西官府整治訟師的手段，可就寫得明明白白，透著一股狠勁。
晚清的時候，漢中有個叫陳思周的訟師，因為經(jīng)手的案子太多，被地方官直接貼上了“著名訟棍”的標簽。漢中知府把他抓起來后，上報的處理意見是“鎖系五年”。
可這個處罰，在省里主管刑獄的按察使樊增祥眼里，簡直輕得不像話。
他大筆一揮，批了句“何其輕也”，隨即甩出一套更狠的處置方案：陳思周臉上已經(jīng)刺了“訟棍”二字，不用再額外刺字了；先重打一千大板；再用鐵鏈拴上鐵桿巨石，囚禁十五年；十五年期滿后，還得看表現(xiàn)，再決定要不要接著剝奪他的自由。
在這一整套冷冰冰的處置文書里，沒人關心陳思周到底經(jīng)手了什么案子，有沒有人真的被他坑害，所有人只盯著一個目標：這個人，本身就是“麻煩”，必須徹底摁死。
翻案功臣的滅門之災
比起陳思周，安徽壽州訟師劉儒恒的遭遇，更像是撕開清代訟師悲劇命運的一道口子。
嘉慶八年（1803年），壽州發(fā)生一樁三條人命的投毒慘案，當?shù)毓賳T卻草草定性為“意外”，打算蒙混過關。死者家屬一次次喊冤，狀紙遞了一沓又一沓，始終石沉大海。
就在冤情快要被塵土掩埋的時候，劉儒恒站了出來。他握著一支筆，替死者家屬寫下字字如刀的呈詞，直指知州鄭泰“玩忽職守、隱匿命案”；他還陪著當事人，千里迢迢奔赴京城，把案子直接捅到了朝廷眼前。
這一告，徹底扭轉(zhuǎn)了案件的走向。案子被下發(fā)至蘇州知府周鍔重審，真相終于水落石出：三名死者并非死于投毒，而是誤中煤毒身亡。一樁被掩蓋的冤案，就這樣得以昭雪。
按理說，劉儒恒該是這場翻案的大功臣，不是嗎？
可歷史往往比故事更殘酷。壽州案牽涉官員數(shù)十人，審理過程在安徽與蘇州之間來回拉鋸，前后歷時四年，連嘉慶皇帝都多次親自過問。期間，民間還出現(xiàn)了影射案情的戲曲《壽椿園》，這更是讓朝廷對“民間煽訟”加倍警惕。
盡管劉儒恒憑一己之力推動了平冤，他本人卻沒得到半分褒獎。相反，一頂“唆使誣告”“擾亂政務”的帽子，狠狠扣在了他的頭上，最終被判充軍發(fā)配。
更凄慘的是，史料里寥寥幾筆，就寫盡了他的結(jié)局：劉儒恒冤死在押解途中，妻子歿于奔波路上，子女全被發(fā)配流放——一個好好的家，就這么散了，散得干干凈凈。
訟師真的只是在“播弄是非”嗎？
有意思的是，還是在樊增祥當按察使的那段時間，陜西還出過這么一樁和訟師有關的案子。
臨潼縣有個叫薛含瑞的訟師，實名控告當?shù)氐募Z差李興等人剝削百姓、侵吞錢糧。后來調(diào)查結(jié)果出來，糧差的貪腐行為屬實，還被迫吐出了一百三十多兩銀子。
可轉(zhuǎn)頭，這筆追回的銀子就被薛含瑞占為己有了。
樊增祥知道后，留下一句評價：“嘔諸差役之口者，仍吞入訟棍之腹。”意思就是，從貪官嘴里摳出來的錢，最后還是進了訟棍的腰包。
就這么一句話，薛含瑞的“訟棍”帽子算是戴穩(wěn)了。
但沒人愿意提一個繞不開的事實：如果不是這個“訟棍”站出來告狀，糧差們的貪腐勾當，說不定到現(xiàn)在都還是一樁沒人敢碰的糊涂賬。
到底是誰在制造混亂？
官府罵起訟師來，理由向來很統(tǒng)一：說他們“撓法”，靠著耍嘴皮子、玩文字游戲顛倒黑白，讓案子的是非曲直都變得模糊不清。
可大家別忘了，在清代的地方司法體系里，審判權(quán)從頭到尾都攥在官員手里。

訟師既不能坐堂斷案，也不能執(zhí)行判決，頂多就是幫人寫寫狀紙、說說理。
要是官員們斷案公正、是非分明，訟師那點“巧舌如簧”，又能翻得起什么大浪呢？
說到底，被訟師“攪亂”的，從來都不是什么法律秩序，而是官員們不容置疑的裁判權(quán)威。
“無訟”的代價
在古代，地方官的政績好不好，有個很重要的標準——“訟清獄結(jié)”。
官司越少，官員的口碑就越好；要是能做到“無訟”，那簡直就是治理的最高境界了。
在這種考核邏輯下，老百姓打官司這件事本身，就成了官員的負擔。

案子要是反復審理、百姓不斷申訴，就很容易被當成是官員治理不力的證據(jù)。
比起花時間反思自己判得公不公平，把所有問題都推到訟師身上，顯然要省事得多。
只要把訟師都打壓下去，案子自然就少了，可那些藏在案子背后的冤屈和矛盾，真的就消失了嗎？
史書里總喜歡寫，訟師被懲治后，“訟風遂息”——打官司的風氣一下子就消停了。
但這種“消停”，到底是因為百姓之間的糾紛真的解決了，還是因為大家再也找不到敢?guī)妥约赫f話的人，只能把委屈咽進肚子里？

史書沒說，也沒人愿意深究。
留給后人的一條線索
民國學者趙秋帆在回望清代訟師的歷史時，曾說過一句很公允的話。
他承認，訟師里確實有不少借著打官司撈錢的敗類，但也絕對有一些人，“守正不阿，潔身自好，以三寸毛錐子，鳴不平人間事”——靠著一支筆，為那些被欺負、被冤枉的人發(fā)聲。
如果一個社會，只忙著記錄打壓訟師后的“天下太平”，卻從來不肯正視那些因為訟師沉默而被掩蓋的民間疾苦，
那么這段歷史留給我們的，
就不只是對一個職業(yè)群體的片面評價，
更是一幅古代司法制度運行的真實側(cè)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