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周恩來逝世與周恩來研究室的建立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舉世哀悼，然而“四人幫”下令不準戴黑紗、不準設靈堂、不準開追悼會。南開學子千人集會悼念，欲到街上游行。時任市委書記的解學恭(后被開除黨籍)和文教書記王曼恬下令封鎖南開。我和老伴王黎商量，在家中設立靈堂，以示哀悼和懷念，并表示對“四人幫”的藐視和憤恨。

4月5日清明節，北京各界十萬多人于天安門廣場向周總理敬獻花圈花籃和祭文、悼詞，我和化學系王祖陶赴北京，親眼看到廣場上悼念的情景。那里人山人海，講話者甚多，講者與聽者均聲淚俱下。最感動人的一首詩為“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立即廣為流傳。令人氣憤的是“四人幫”竟派一萬多民兵、三千多警察和五個警衛部隊來圍攻，移走了花圈等哀悼物，還毆打逮捕了一些演講者。

1976年10月8日，“四人幫”覆滅。天津是“四人幫”禍害的重災區之一，喜訊傳來，天津人家家戶戶吃喜面。劉澤華得知消息最早，當晚劉澤華、陳晏清、王黎和我在東村我家設酒食慶賀。

此時《新建設》雜志社接管了《紅旗》雜志。翌年，為籌備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紅旗》派莊建平來南開，約寫悼念周總理的文章。學校黨委書記朱自強、工宣隊負責人魯志斌和喬軍決定由我、陳晏清等數人去完成這一任務。

我們在沙灘紅樓花了一個多月時間，由我提供史料，陳晏清執筆。此前，我在天津歷史博物館閱讀了《警廳拘留記》和《檢廳日錄》,看到周總理在獄中向難友講馬克思主義和階級斗爭學說。以此為基礎，我們寫成《五四時期反孔的英勇戰士周恩來同志》,認定五四時期周已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這一論述不為《紅旗》左派人士熊某所接受，未刊用，只好轉到1978年2月《光明日報》,以南開大學編寫組名義發表。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熊某是受了“四人幫”的影響，還是對這一歷史無知，我想南開大學最有發言權。于是我在思想上醞釀著組織一批力量，用事實說話，以呈現周恩來的偉大人格與不朽功勛。1978年3月，周恩來研究室成立了。我最初確定的研究人員為劉健清、王金堂、孔繁豐、王永祥、楊士釗，并請鄭建民為主任，薛恩玨為資料員。這是一個純粹的學術研究的組合。研究者以檔案資料和專門論文為依據，盡力做到誠實而客觀，寫出論文。

研究室成立后，主要收集五四時期周恩來的革命活動及文章。劉健清還曾到中國革命博物館，通過武繼忠(原歷史系現代史教研室助教，后調到北京工作),閱讀到周恩來日記。第一項成果是他們編寫出青少年時期周恩來的革命大事記，發表在《天津文史資料》和《南開大學學報》上。我于1979年也寫了幾篇文章，如《五四時期周恩來革命活動紀要》(《南開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周恩來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光明日報》,1979年4月24日)、《周恩來同志 <警廳拘留記> 和 <檢廳日錄〉讀后》(《歷史教學》,1979年第3期)、《覺悟社的光輝》(《南開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當時研究集中于五四時期，均為學術論文，具有政治戰斗性。< pan>

根據學校現存文件——南開大學上報教育部關于建立歷史所的文件，1979年3月歷史所正式成立，包括幾個研究室：即1956年成立的明清史研究室，1964年建立的日本研究室，另加1979年3月成立的周恩來研究室。所長為吳廷璆。此時，原就讀哲教系的劉焱(天津解放后調至市里任職)想回學校工作，胡國定、李萬華等推薦，希望我在歷史系安排一下，我商之于吳廷璆師，以副所長身份協助他工作，得到吳師同意，并上報學校批準。我建議劉焱也作周恩來研究。

今日的周恩來研究中心，就是在周恩來研究室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的。

周恩來是南開的驕傲，他是1919年南開大學成立后的第一屆學生。新中國成立以后，作為總理，曾3次回到母校。周總理情系南開，溢于言表。

周總理逝世已37年，斯人已逝，而風范長存。今日的南開人，正踏著總理的腳步，昂首邁進。

原載《南開大學報》,2013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