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小兄弟，你拿著這個，按地址來找我！”九六年深秋，下崗青年陳建國用最后的體面換了一張軟臥票，卻在車廂里做出了改變命運的決定——他將珍貴的鋪位讓給一位窘迫的母親。
一個縫著白線的舊信封，成了他絕望中唯一的指引。
當他在京城高檔小區外苦守三日，終于等來的黑色轎車里，那人開口第一句便讓他愣在當場……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冷得特別快。
對我，二十四歲的陳建國來說，這股冷氣，直接鉆進了骨頭縫里。就在上個月底，我工作了四年的北方第二機械廠，正式宣布全面停產。
我還記得那天的情形。車間主任趙廣德，一個五十五歲的老工人，站在車間中央的舊工具箱上，手里捏著一張皺巴巴的通知。他的眼圈是紅的，喉嚨像是被砂紙磨過。
“工友們，”他喊了一聲，聲音就啞了，頓了頓，才接著說，“廠里的決定……下來了。從明天起，生產線全停。咱們……咱們這些人，算下崗了。”
車間里先是鴉雀無聲，靜得能聽見遠處鍋爐房最后的排氣聲。然后，不知道是誰先“嗷”了一嗓子，那聲音不像哭，也不像喊，像是什么東西被硬生生扯斷了。
接著，哭聲、罵聲、拍打機器鐵皮的聲音就響成了一片。那些平時能掄大錘、扛鋼管的漢子，有的蹲在地上抱著頭，有的背靠著冰冷的機床，肩膀一抽一抽。空氣里彌漫著一股鐵銹和絕望混合的味道。
我也哭了，眼淚流到嘴里，又咸又苦。這個我從技校畢業就進來的廠子，這個我父親干了一輩子、我也以為能干一輩子的地方，說沒就沒了。心里頭空了一大塊，呼呼地漏著風。
廠里結算了最后一筆工資，三百八十塊。裝在牛皮紙信封里，薄薄的。
工友們拿到錢，反應各異。有的直接去了廠門口的老劉飯館，要了最便宜的散白干，喝得眼睛通紅，邊喝邊罵。有的蹲在廠墻根底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皺著眉頭算家里還有多少米面。
我捏著那個信封，回了宿舍。同屋的劉志剛，也是我們一個縣出來的，正在收拾鋪蓋卷。
“建國，咋整？回老家？”他問我。
“嗯，回。”我點點頭。
“啥時候走？我聽說火車票不好買，得去排隊。”
“就這兩天。”我說。
第二天，我去了火車站。沒告訴劉志剛，我排了將近一天的隊，窗口里說，去我們縣的直達車，連站票都沒了。只有一趟過路車，還有最后幾張軟臥。
“軟臥多少錢？”我問。
“一百二。”
我猶豫了。一百二，夠我在家吃兩個月了。捏著口袋里那三百八十塊錢，手心都出了汗。
“要嗎？不要后面還有人。”售票員不耐煩地敲敲窗口。
“要！”我一咬牙，把錢遞了進去。
拿到那張淺粉色硬紙板車票時，我心里有點虛，又有點可悲的踏實。虛的是，這錢花得不該。踏實的是，我總算能稍微體面一點地回家了。我不想讓父母，尤其是總在鄰居面前夸我“在城里大廠子有正經工作”的父親，看到我灰頭土臉、一副敗兵的樣子。下崗的事，我電話里一個字都沒敢提。
這張軟臥票，是我能給自己保留的、最后一點樣子。
火車站廣場上全是人。大包小包，鋪蓋卷，扁擔挑著的麻袋。人們的臉上寫著焦慮、疲憊和一絲茫然的盼望。小孩的哭喊，大人的吆喝，混雜著車站廣播里含混不清的列車信息。
我緊緊攥著車票，穿過擁擠的人群，心里像堵著一團濕棉花。這些人里，有多少是和我一樣，沒了去處，只能往回走的？我的將來，會不會也像他們一樣，背著更破的行李，在不同的車站之間輾轉？
硬座車廂那邊更是可怕。車門都快關不上了，有人從窗戶往里爬。過道上擠得滿滿當當，幾乎看不到地面。空氣渾濁不堪，各種味道混在一起。
我逃也似的快步走向軟臥車廂。一拉開門，暖氣混著淡淡的清潔劑味道涌出來。過道鋪著暗紅色的地毯，很安靜。找到我的包廂，推門進去。
包廂里已經有兩個人。都是四十來歲的中年男人，一個穿著灰色的夾克衫，手里拿著一個黑色的磚頭似的大哥大；另一個穿著皮夾克，正翻著一本財經雜志。他們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洗得發白的牛仔外套和舊帆布包上停了不到一秒，就移開了，繼續他們剛才的談話。
“……所以說，現在關鍵是資金要活，不能全壓在一條線上。”夾克衫男人說。
“北邊那批貨，款子到了三成沒有？”皮夾克問。
我默默地把包放到屬于我的下鋪上，脫下外套，坐在床沿。他們的談話，什么“盤活”、“回款”、“項目”，離我的世界很遠。我像是誤闖進了別人的地盤，手腳都不知道該往哪兒放。
火車開動后大約半小時，包廂門被拉開了。列車員領著一個人站在門口。
是個女人。看著三十五六歲，或許更年輕些，只是臉色很憔悴，黃黃的，沒什么血色。她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舊棉衣，胳膊肘和肩膀的位置磨得發白，還打著兩塊深色的補丁。她懷里抱著一個襁褓，裹得嚴嚴實實，孩子正在哭，聲音不大，但聽著很啞，很費力。
列車員是個年輕小伙子，臉上帶著點為難，對我們說：“幾位同志，跟你們商量個事。這位女同志，帶著孩子，買的硬座票。但她坐錯車了，這趟車不到她要去的那站。硬座那邊現在人太多了，她抱著孩子，剛才在過道差點暈倒。孩子也一直哭，可能是病了。看看咱們這邊，哪位同志方便，能不能讓她在這里歇會兒？或者……有沒有同志愿意發揚一下風格，跟她換個票？補差價也行。”
皮夾克男人立刻皺起了眉頭，往鋪位里邊靠了靠，擺擺手：“這不行。我們花錢買這個鋪位，就是圖個清凈。孩子一直哭，怎么休息？讓她找列車長補票吧。”
夾克衫沒說話，只是低頭繼續擺弄他的大哥大，意思很明顯。
列車員看向那女人：“大姐，您看……”
女人的臉騰一下紅了，一直紅到脖子根。她連連鞠躬，聲音又急又低：“對不起對不起，添麻煩了，我……我這就走，這就走。”
她一只手緊緊抱著孩子，另一只手慌慌張張地去掏衣服口袋。掏出來的，是幾張卷了邊的一元、兩元紙幣，還有一些毛票，加起來可能不到十塊錢。她看著手里那點零錢，又抬頭看看列車員，眼神里全是窘迫和絕望，眼淚就在眼眶里轉，但她使勁抿著嘴，沒讓它掉下來。
看著她那樣子，我心里猛地被揪了一下。我想起我姐。當年我姐帶著剛滿月的小外甥回娘家，也是這樣，怕孩子吵著別人，一路上連水都不敢多喝，廁所也不敢上，就那么硬撐著。
“我跟她換吧。”
話脫口而出，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包廂里安靜了。兩個中年男人都看向我，眼神里有驚訝，也有點看笑話的意思。列車員也愣了。
“小伙子，”皮夾克男人扯了扯嘴角，“硬座那邊現在什么情況你知道嗎？站都沒地方站！你這軟臥換出去，可別后悔。”
我沒接他的話，站起身，從上衣口袋里拿出那張軟臥車票，走到那女人面前。
“大姐，你帶孩子睡這兒吧。我去硬座。我年輕，站一站沒事，孩子病了，不能擠著。”
女人呆住了，看看我，又看看我手里的票，眼淚一下子滾了出來。
“不行不行，小兄弟，這哪成……這票這么貴，我……我不能要……”她慌得直往后退，懷里的孩子哭得更大聲了。
我往前一步，不由分說地把票塞到她手里。觸碰到她的手，冰涼。
“別爭了，孩子要緊。”我說著，順手摸了一下孩子的額頭，滾燙！“你看，燒得這么厲害！硬座那邊空氣不好，再擠著，病更重了。趕緊讓孩子躺下！”
我拿過她手里那張被汗水浸得發皺的硬座票，票面上印著的車廂號，正是我剛才看到的、擠得最恐怖的那一節。
女人抱著孩子，看著我，嘴唇哆嗦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眼淚不停地流。最后，她抱著孩子，朝著我，深深地彎下了腰。
我心里有點發酸，側開身子：“快別這樣，趕緊安頓孩子。”
她這才手忙腳亂地走到我的下鋪，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下，解開襁褓。孩子小臉通紅，閉著眼睛小聲哼唧。她又脫下自己那件舊棉衣，輕輕蓋在孩子身上。
安頓好孩子，她又轉過身，走到我跟前，眼睛還是紅的。“小兄弟，你叫啥名字？家是哪兒的？我……我以后一定得謝你。”
我擺擺手：“不用，大姐。出門在外，誰還沒個難處。我姓陳，家是北邊林河縣的。沒多遠，我快到了。”
她卻不依，非要問清楚。翻遍口袋，找出一小截鉛筆頭，又從一個舊煙盒上撕下一小片紙。“你說，我記著。你是個好人，我不能忘了。”
我實在拗不過，只好把我們鎮的名字和大概方位告訴了她。她認認真真地記在那片小紙片上，仔細折好，放進貼身的衣兜里。
做完這些，我背起我的帆布包，對她點點頭，拉開門走了出去。
身后是溫暖和安靜，前方是嘈雜和混亂。這個選擇傻嗎？可能吧。但那一刻，我沒法看著她們母子那樣不管。也許，在我自己都覺得一無是處的時候，能幫到別人，能讓我感覺自己還有點用。
拉開硬座車廂的門，一股熱烘烘的、混雜著汗味、煙味、方便面調料味和某種食物餿了的味道撲面而來，幾乎讓我窒息。
眼前的景象更是讓我頭皮發麻。過道里塞滿了人和行李。座椅底下躺著人，小桌上趴著人，連洗手池邊都蜷著人。哭聲、罵聲、打牌吆喝聲、聊天哄笑聲，嗡嗡地響成一片，沖擊著耳膜。
我背著包，艱難地在人縫里挪動，不斷地說著“勞駕，讓一讓”、“借過一下”。腳下感覺軟綿綿的，不知道踩到了什么。人們大多表情麻木，或者閉著眼假寐。
好不容易，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我找到了一個巴掌大的空地，緊挨著冰冷的車門。我把帆布包放在地上，坐了下去，后背靠著車廂壁，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骨頭縫里都透著疲憊。
“建國？是建國嗎？”
我抬起頭。是廠里維修班的孫師傅。他也蹲在另一邊，正抽煙。
“孫師傅？您也這趟車？”我有些意外。
“是啊，回家。”孫師傅遞過來一根煙，是本地最便宜的那種。我接過來，他就著手里快燃盡的煙頭給我點上。“廠子沒了，待城里也沒意思。我兒子他們廠也懸乎，我先回去看看。”
我吸了一口煙，劣質的煙草味嗆得我咳了幾聲。“我也是，回家。”
孫師傅嘆了口氣，深深吸了一口煙，煙霧在他布滿皺紋的臉上盤繞。“這世道，說變就變。鐵飯碗？嘿，一敲就碎。回去有啥打算？”
我看著煙霧在渾濁的空氣中散開，搖了搖頭。“還沒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吧。”
孫師傅拍拍我的肩膀，沒再說話。
天漸漸黑了。車廂里的燈暗黃。有人打起響亮的呼嚕，有人小聲說著話。寒氣從車門的縫隙鉆進來，我裹緊了外套，還是覺得冷。腿坐麻了，就站起來跺跺腳；站累了，再蹲下。時間過得極慢。
車窗外面一片漆黑，偶爾掠過幾盞孤零零的燈火，很快又被黑暗吞噬。我心里空落落的，像這無邊的夜。我想起父親送我進廠時驕傲的眼神，想起母親每次寫信都問我“工作順心不，食堂吃得好不”。現在，我該怎么跟他們說？說你們兒子沒工作了，成了個沒用的人？
那種無邊無際的迷茫和恐慌，像冰冷的水，慢慢淹到了我的胸口。我把臉埋在膝蓋里，眼淚無聲地流下來，混著臉上的灰塵和油膩。
這一夜，我蹲在那個角落里，身體僵硬，心里翻江倒海。我清晰地感覺到，我和周圍這些擠在車廂里、為生計奔波的人們，沒什么兩樣了。那點用軟臥票勉強維持的、虛幻的體面，早已被現實碾得粉碎。
天快亮的時候，火車在一個小站停靠。下去一些人，又擠上來一些。車廂里稍微松動了一點，但依然擁擠不堪。
廣播里開始播報前方到站的名稱。離我老家縣城越來越近了。
我扶著車廂壁站起來，腿腳酸麻得幾乎失去知覺。活動了好一會兒，才勉強能走。我背上包，隨著準備下車的人流，慢慢往車門方向挪。
就在我快要走到車門時，一個人逆著人流，很費力地朝我這邊擠過來。是那個抱孩子的大姐。
她氣喘吁吁地擠到我面前，額頭上都是汗。
“小兄弟！可找到你了！我去那邊找你，人說你早走了。我怕你下車……”她急急地說。
我看到她懷里的孩子，似乎睡著了，臉色比昨晚好些。
“孩子好些了？”我問。
“好多了好多了，燒退了，剛吃了點奶睡著了。”她連連點頭，眼圈又有點紅，“小兄弟，真不知道怎么謝你……”
“沒事了就好。”我笑笑，準備下車。火車已經開始減速，站臺的燈光在窗外晃動。
她卻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力氣不小。“小兄弟，你等等。”
她把我拉到旁邊稍微人少點的角落，然后，做了一個讓我很意外的動作。她側過身，用背擋住別人的視線，一只手緊緊抱著孩子，另一只手，伸進自己棉衣里層，摸索了一會兒，掏出一個東西。
是一個黃色的牛皮紙信封。信封很舊了，邊角都起了毛，封口處用白線歪歪扭扭地縫了幾針。
她把信封用力按進我手里，聲音壓得很低，語速很快：“小兄弟，大姐身上實在沒帶錢，沒什么能謝你的。這個你收著。這是我的地址。你是個好人，不能就這么算了。等過完年，你要是……要是沒別的出路，你就按這上面的地址來找我！一定來！你來，大姐不會讓你白跑一趟！”
我低頭看看信封，上面用藍色的鋼筆水寫著一個地址，字跡有些模糊，但能看出是“北京市海淀區……”后面具體門牌看不清。信封很輕，里面好像只有一張紙。
我趕緊往回推：“大姐，這我真不能要。我幫你不是圖這個。你收回去。”
她卻死死按住我的手，手指冰涼，但很用力。“你必須拿著！你不拿，我這心里一輩子過不去！你聽我的，收好！”
火車的汽笛“嗚——”地拉響，長長的一聲，是進站停靠的信號。站臺已經清晰可見。
她不再多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復雜，有感激，有急切，還有一種我說不清的、近乎執拗的堅持。
然后，她抱著孩子，轉身擠進了下車的人潮，很快就不見了蹤影。
我捏著那個還帶著她體溫的、皺巴巴的信封，站在車門口，愣住了。直到后面的人催促，我才機械地邁步下車。
冷冽的空氣讓我打了個寒顫。站臺上人來人往，喧囂不已。我攥緊了手里的信封，心里的困惑比剛才更重了。
一個自己穿補丁衣服、差點連站都沒處站的女人，讓我去北京找她？還說不會讓我白跑？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信封里，裝的是什么？
一絲極其微弱的、連我自己都不敢確信的念想，像風里的一點火星，在我心里閃了一下。
回到鎮上，已經是臘月二十六。年味很濃，街上都是買年貨的人，空氣里飄著炸丸子和炒花生的香味。
父母看到我，高興壞了。母親拉著我的手，上下打量，說我瘦了，黑了。父親一邊給我倒熱水，一邊大聲跟隔壁鄰居打招呼：“老張，看看，我兒子回來了！在城里大廠上班的！”
看著他們高興的樣子，我喉嚨發緊，準備好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晚飯時，父親問起廠里的情況，我支支吾吾，只說“還行”、“就那樣”。父親也沒多問，只是樂呵呵地喝酒。
然而，瞞是瞞不住的。我們鎮子不大，在城里打工的人多，消息傳得快。
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圍著爐子包餃子。父親喝了幾杯酒，話多了起來。
“建國，你們廠里，今年效益咋樣？年終獎發了吧？聽說現在城里時興發那個……什么券？”
母親也滿眼期待地看著我。
我知道，到這時候，不能再瞞了。我放下手里的餃子皮，低著頭，聲音像蚊子：“爸，媽……我們廠，停產了。我……我下崗了。”
屋子里一下子靜了。只有爐子上的水壺，發出輕微的“滋滋”聲。
“你說啥？”父親臉上的笑容僵住了。
“廠子效益不好，停產了。我們……都下崗了。”我重復了一遍，不敢抬頭。
“砰！”父親把酒杯重重頓在桌上，酒都濺了出來。“下崗？你怎么就下崗了？啊？我當年求爺爺告奶奶，花了多少心思才把你弄進那個廠！那是正經國營單位！鐵飯碗！你說沒就沒了？”
母親手里的搟面杖掉在地上，她捂著嘴，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我的兒啊……這以后可咋辦呀……”
那一晚，家里的年三十，碎了。父親的怒吼，母親的哭泣，像冰冷的刀子，割在我心上。
更難受的還在后面。年初二開始，親戚們來拜年。幾個堂叔堂伯知道了我下崗的事，話里話外就變了味。
“建國回來了？要我說，還是得有個手藝。光在廠里干活，不行嘍。”
“可不是，現在城里工作也不好找。不行就回來種地，好歹餓不著。”
母親托人給我介紹了個對象，是隔壁鎮的姑娘。見了一面，姑娘問我：“你現在在城里做什么工作？”
我硬著頭皮說：“以前在機械廠，現在……廠里調整，暫時沒活。”
那姑娘“哦”了一聲，喝了半杯茶，就說家里有事，走了。后來介紹人傳話過來，說人家姑娘嫌我沒個穩定工作。
那句話，把我最后一點殘存的自尊，也擊得粉碎。
那些天，我幾乎不敢出門。怕看見熟人，怕聽到詢問。我整天把自己關在里屋，看著房梁發呆。未來一片漆黑，看不到一點亮光。
我無數次拿出那個黃色的信封，摩挲著粗糙的紙面。去北京？找那個只見過一面、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大姐？
太荒唐了。村里人常說，北京那地方，騙子多，專門騙我們這些想去發財的外地人。我一個下崗的，要錢沒錢，要技術也不是多拔尖，去了能干什么？萬一那女人真是騙子，我豈不是連最后一點路費都搭進去？
可是，留在家里呢？每天看著父母唉聲嘆氣，聽著親戚明嘲暗諷，靠著家里那點地過日子？我不甘心。我才二十四歲。
在家待了快兩個月，春天都來了，柳樹開始發芽。我心里那點不甘，像野草一樣瘋長。
終于，在一個霧氣蒙蒙的早晨，我下定了決心。
我把那個信封小心地貼身放好。然后，從母親放在衣柜抽屜底層、用手絹包著的積蓄里，偷偷拿走了兩百五十塊錢。我知道這不對，但我沒有別的辦法了。
我給父母留了一張字條，壓在枕頭底下：
“爸，媽：我出去找活干了。別擔心。兒子不混出個樣，不回來見你們。”
然后，我背上那個舊帆布包，揣著兜里總共不到三百塊錢，和那個神秘的信封，悄悄離開了家，走向鎮上的汽車站。
我要去省城，再從省城坐火車去北京。
這是一條完全未知的路。但對我來說，它或許是唯一能爬出眼前這深坑的繩子。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站在北京站的出站口，看著眼前洶涌的人潮和高大的樓房，有點發懵。這里的樓真高，路真寬，人也真多。我像一滴水掉進了大海，立刻被淹沒了。
我找到車站附近一家最便宜的地下室旅館，一個床位一晚二十塊。房間狹小潮濕，一股霉味，但好在能躺下。
第二天一早，我換上了我最干凈的一套衣服——一件半新的夾克和一條藍褲子，揣著那個信封出了門。
信封上的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區萬柳路碧水園小區，7號樓302”。
我一路打聽，坐公交，倒地鐵，又走了很遠的路。兩個多小時后，我終于站在了一個小區的門口。
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這不是那種老舊的居民樓。眼前是氣派的鐵藝雕花大門，門柱是光滑的大理石。透過大門，能看見里面一棟棟造型別致的小樓，樓間距很寬，種著整齊的樹木和草坪。門口有穿著統一制服的保安站崗。
我愣住了。那個穿打補丁棉衣、抱著生病孩子、在火車上窘迫無助的大姐，住在這里？
我心里一下子沒了底，懷疑自己是不是找錯了，或者根本就是個騙局。
我在門口徘徊了好幾分鐘，保安已經往我這邊看了好幾眼。最后，我還是硬著頭皮走了過去。
“同志，我……我找人。”我盡量讓聲音聽起來自然些。
一個高個子保安打量著我，眼神里帶著審視：“找誰？哪一棟？業主叫什么名字？”
“碧水園小區，7號樓302。名字……我不知道全名，是一位大姐，三十多歲。”我有點磕巴。
“不知道名字？”保安皺了眉，“有預約嗎？打電話讓業主出來接你。”
“我……我沒電話。是她讓我來這兒找她的。”我拿出那個皺巴巴的黃色信封，“她有東西留給我，上面寫的是這個地址。”
保安瞥了一眼信封，沒接，語氣更不耐煩了：“你這人怎么回事？什么都沒弄清楚就往里闖？我們這兒是高檔小區，不能隨便進。你趕緊走吧。”
“同志，麻煩您通融一下，或者您幫我往302打個電話問問？就說……就說從林河縣來的姓陳的找她。”我懇求道。
“不行不行，快走快走，別在這兒擋著。”另一個保安也走過來，開始驅趕我。
我被他們從門口推開，心里又急又惱，又覺得無比難堪。但我沒走遠，就在馬路對面找了個花壇邊坐下，眼睛盯著小區大門。萬一她出來，或者進去呢？
第一天，毫無收獲。進出的人不多，都是開著車，或者衣著光鮮。沒有我記憶中的那個身影。
晚上，我回到地下室，花三塊錢買了一碗素面吃掉。身上的錢越來越少。
第二天，我又去了。保安認出我，態度更差。“你怎么又來了？再不走我報警了啊！”
“我就坐這兒歇會兒，不進去。”我說。
我在馬路對面，從上午坐到下午。餓了，就啃一口從旅館帶來的冷饅頭。心里那點希望，隨著時間一點點流逝，越來越淡。也許，真是我太傻，被騙了。
第三天下午，我身上只剩下最后幾塊錢了。明天連旅館的床鋪錢都不夠。我決定，最后試一次。如果還是不行，我就去勞務市場看看，或者買張票回家——雖然我也不知道哪還有臉回家。
我再次走向小區大門。這次，沒等保安開口，我搶先一步，把那個信封雙手遞了過去，聲音因為緊張而有些干澀：
“大哥，求您最后一回。您就看一眼這地址，是不是你們小區的？如果是，麻煩您一定、一定幫忙往7號樓302打個電話，或者通知一下里面的工作人員，就說有人拿著這個信封來找人。如果業主說不認識，我立刻就走，絕不再來打擾！求您了！”
我的語氣幾乎是哀求了。保安看著我，又看看那個破舊的信封，猶豫了一下。旁邊另一個年輕點的保安小聲說：“王哥，7號樓302……好像是……”
那個高個子保安接過信封，仔細看了看上面模糊的字跡，臉色忽然變了一下。他抬頭又看了我一眼，眼神里的輕蔑和不耐煩消退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疑惑和審視。
他拿著信封，走到門崗亭里，拿起內部電話，低聲說了幾句。我聽不清具體內容，只看見他態度很恭敬。
掛了電話，他走出來，把信封還給我，語氣平和了許多：“你在這兒等一會兒。”
我心臟砰砰直跳，攥著信封的手心全是汗。有門兒？
大約過了十分鐘，那扇緊閉的豪華大門，緩緩向兩側滑開。一輛黑色的、锃亮的小轎車從里面開了出來，停在我面前。
車門打開，一個穿著深色西裝、戴著細邊眼鏡、約莫四十多歲的男人下了車。他身形挺拔，氣質沉穩。他上下打量著我，目光銳利，像要把我看穿。
然后，他開口，聲音不高，但字字清晰：
“陳建國同志？”
我連忙點頭：“是，是我。”
他臉上露出一絲極淡的、像是松了口氣，又帶著點感慨的神情，點了點頭：
“你可算來了。周總等你很久了。”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