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并非只是感覺”，2025年中國就業市場怎么了

2025年，“就業”幾乎成為全年最具公共情緒張力的議題之一。

一方面，從宏觀數據看，就業形勢并未出現系統性失控：城鎮調查失業率總體維持在合理區間，就業政策密集出臺，穩就業始終被置于宏觀政策優先位置。但另一方面，個體層面的就業感受卻顯著偏冷——“畢業后就業銜接不暢”“考編上岸”“靈活就業不敢久干”“越努力越焦慮”等敘事在社交媒體廣泛傳播。

這種“宏觀穩、微觀緊”的背離，使就業問題不再只是經濟指標問題，而演變為一個高度情緒化、結構性失衡與制度性制約的社會議題。如果只用一句話概括2025年的就業狀態，那就是：崗位并非消失了，但“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的可獲得性正在下降。

三股力量交織下的長期結構性困境

要理解2025年的就業困境，必須把它放入更大的時代背景中來看。

第一，產業結構正在深度轉型。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房地產相關產業吸納就業能力下降。而人工智能、新能源、數字經濟等新產業雖然勢頭強勁，仍處于資本推動、崗位精選的階段，其用工更多集中于研發、工程技術、系統運維等少數高技能環節，用工規模受限、崗位篩選標準較高，短期內難以形成大規模、普適性的就業吸納。

第二，經濟運行增速換擋與不確定性增強。企業利潤承壓，經營環境壓力不斷加大，導致企業招聘更加謹慎。“能不招就不招”“能外包就外包”，就業需求在節奏與方式上呈現出更為保守和彈性的特征。

第三，消費復蘇乏力，服務業傳導受限。餐飲、零售、文旅等傳統就業“蓄水池”擴張受阻，背后既有居民收入預期偏弱、預防性儲蓄上升與房地產財富效應回落的共同影響，也有平臺化價格競爭與成本上升（租金、人力、獲客成本）對中小服務業利潤空間的擠壓。服務業企業更傾向于“少招、緩招、短招”，通過縮短用工周期、增加兼職與小時工比例來對沖經營波動。

在這三股力量疊加作用下，就業問題既是周期性向下波動的結果，也日益呈現出結構性固化傾向，并逐步由階段性壓力向中長期約束轉變。

幾組關鍵事實：壓力并非只是感覺

我們不妨回到幾組最基礎、但高度指向性的事實：

首先，供給端壓力前所未有。202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1222萬人，連續多年刷新歷史紀錄。按照人口與教育結構測算，全國高校畢業生規模將于2035年達到峰值，1200萬以上的規模增長還將保持10年時間。

第二，青年失業率長期高位運行。16—24歲青年（不含在校生）失業率全年在16%—18%區間波動，顯著高于整體5%左右的失業率水平。

第三，避險型選擇顯著增加。2026年國考報名人數371.8萬人，在最近十多年里首次超過了考研報名人數。同時，“返鄉就業”“慢就業”“考研再拖兩年”成為普遍選擇。

這三組數據共同指向一個事實：就業壓力并非個別群體的主觀焦慮，而是系統性擠壓的結果。

在統計意義上，如果失業率保持相對穩定，但個體感受持續偏冷，一方面意味著一部分勞動力正在退出勞動力市場（如長期考研、全職照護、被動返鄉），形成“隱性失業”。需要說明的是，城鎮調查失業率采用國際通行的抽樣調查方法，主要反映勞動力市場中“積極求職但尚未就業”的人口狀況，對于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群并不直接計入失業統計，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宏觀失業率保持穩定而個體就業感受偏冷之間的差異。

與疫情前（以2019年為例）對比，2023—2025年勞動參與率整體下降約1.9—2.3個百分點。按照當前中國1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測算，勞動參與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意味著約700萬—800萬人退出或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由此推算，近幾年勞動參與率的回落，對應的潛在勞動力規模收縮在1500萬—1800萬人左右。這部分人群并非全部失業，而是以延遲就業、繼續求學、全職照護、被動返鄉等形式，階段性地脫離了勞動力市場。

微觀感受與宏觀數據的溫差，另一方面來源于勞動報酬。盡管中國全社會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逐步上升，近五年從2020年的約52.5%逐步上升至2024年的54.04%，但勞動者對收入改善的體感較弱。從數據看，近年來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上升較快，區域收入差距、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收窄，這是勞動報酬占比上升的重要因素，但同期的行業和崗位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同時，房地產價格下降導致居民財富效應下降，更是直接擠壓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和對未來收入與財富安全的主觀預期。

總體來看，就業市場承壓不僅通過提高失業與不穩定就業風險，直接影響勞動者的參與決策，也通過拉大不同行業、崗位之間的報酬差距，削弱了勞動投入的相對吸引力。這種變化并不意味著崗位數量的簡單收縮，而是反映出勞動者與崗位之間的匹配關系正在發生系統性變化。

就業問題是“錯配”，而非“消失”

當前的就業問題，本質是“錯配”而非“消失”。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即將發布的《從聚合到智能：數智平臺AI促就業白皮書》發現，80.4%勞動者在支付寶就業平臺獲得崗位推薦情況下，從看到崗位到敢于投遞崗位，投遞崗位的勞動者比例下降近78%。這意味著就業市場上不是“沒有工作”，而是“工作與人之間越來越對不上”。崗位仍然存在，但在以下方面出現了明顯錯配：

一是技能錯配。通用型、規則型白領技能供給相對充裕，而企業對復合型、情境化和技術融合型能力的需求快速上升，導致大量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難以在既有崗位結構中實現有效匹配。中等教育和低技能勞動者同樣面臨突出的技能鴻溝問題：一方面，傳統以體力或單一操作技能為核心的崗位持續收縮；另一方面，新崗位對基礎數字素養、設備協同、平臺規則理解與服務溝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相關培訓供給不足、轉崗通道不清晰，使部分中低端勞動者被“卡”在舊技能結構中，難以順利完成向新崗位的遷移。

二是預期錯配。青年對崗位穩定性、保障和回報的預期顯著提高，而市場能夠提供的大量崗位難以滿足這一組合預期；與此同時，一些具有發展潛力的領域，如新職業、出海、鄉村振興等相關崗位在成長性、回報空間和職業積累方面具備潛在優勢，但其風險、信息和路徑尚未被充分理解和接受。

三是就業過程錯配。在藍領與靈活就業領域，就業矛盾表現為崗位存在與就業過程“高度不確定”之間的錯配。在求職撮合、試崗履約、計價結算、報酬支付以及糾紛處置等關鍵環節中，勞動者持續暴露于信息不對稱和制度保障不足的風險之下，就業風險由傳統意義的失業風險，轉向“能否順利完成勞動并獲得相應報酬”的在崗風險。這一風險結構的轉變會影響勞動者就業意愿與就業穩定性。

四是國內就業與出海就業的錯配。2025年是中國企業“出海”爆發年，由此帶動的“一帶一路”國家高技能人才需求是重要的結構性增量。在東南亞、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隨著中國企業的快速擴張，對熟悉中國技術、管理和商業模式的人才需求正在爆發式增長。國內市場的“卷”與出海崗位的“缺”也形成了一種錯配。未來，勞動力市場格局有望從傳統的城市與農村二元結構，轉變為包含海外勞動力市場的三元結構。出海將成為中國青年就業的新市場。

青年就業困境：避險理性與公共福利損失

大學生的“就業難”與“考編熱”是2025年就業市場最受關注的話題。青年就業的核心困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學歷在上升，機會卻在收縮。大量青年擁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學歷，卻發現傳統白領崗位需求減少、新興產業崗位門檻極高、基礎崗位薪資低、強度大、發展不清晰。在這種結構下，“考編熱”并非價值觀轉向，而是基于穩定就業價值觀下高度理性的避險選擇。穩定現金流、長期社會保障、幾乎不會斷檔的就業、可預期的職業路徑，成為不確定時代大學生爭搶的資源。

但問題在于，當所有人都避險，系統風險反而上升。人才過度擠入體制與少數賽道，加劇競爭；市場化部門“招不到人”，創新活力受限；大量青年延遲進入勞動市場，形成“就業堰塞湖”。也就是說，個體理性選擇疊加后，可能帶來系統性效率損失。而系統性效率損失，會給未來帶來更大的壓力，從而進入下降螺旋。

盡管在個體層面，“考編熱”是理性的避險選擇，但其對社會總福利產生長遠損害。當前中國每百人中有近五人為財政供養人員。當大量受教育程度較高、具備創新潛力的人力資源持續從生產性部門（如研發、制造和市場化服務業）流向分配性部門（如行政與事業單位），這種“人才錯配”會形成“低水平均衡陷阱”。從這一意義上看，用考編來避險并非僅是個體層面的心理選擇，更是市場要素配置效率惡化的表現。

AI重塑就業結構，崗位極化而非簡單搶工作

人工智能對就業的沖擊是2025年就業討論的關鍵主題。筆者的判斷是，AI技術快速落地對就業崗位的替代無論如何重視都不過分，對于某些勞動密集型行業，比如網約車、外賣等，要通過漸進替代為勞動者留出“生存空間”。

需要強調的是，AI對就業的影響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崗位替代”，而是通過改變不同任務的相對生產率，系統性地重塑崗位結構和技能回報結構。結構性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高端崗位擴張。算法研發、數據分析、系統架構與復雜決策等與“非標準化任務”高度相關的崗位需求持續上升，技能溢價進一步集中；其二，中間崗位被系統性壓縮。大量以流程管理、信息處理、規則執行為核心的白領崗位，其任務內容被AI快速吸收或顯著弱化，導致中等技能崗位的相對回報和就業穩定性同步下降；其三，低端服務崗位短期內保持韌性甚至擴張，即時配送、照護與生活服務等高度依賴面對面交互和情境判斷的崗位，尚難被技術完全替代。

由此形成“崗位極化”：高端技能的回報被進一步放大，而原本支撐大量中等收入群體的通用型白領技能，其市場價值出現斷崖式下滑。這使得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在微觀層面遭遇類似“中等收入陷阱”的就業表現——學歷水平持續提升，但邊際收入回報和職業上升空間卻明顯受限。

人工智能也對就業市場帶來了新機遇。一是AI技術的研發、部署與應用直接催生了一批技術密集型新職業，如算法訓練、數據標注、智能系統運維等崗位；另一方面，AI作為通用技術嵌入傳統行業，也推動了大量技術融合型新職業的出現。多地人社部門發布的緊缺職業目錄顯示，與人工智能、數字服務、智能制造、數字內容相關的新職業，長期處于需求大于供給的狀態。二是伴隨著AI技術賦能，個體勞動者的生產率會大幅提高。一些自由職業者和善于使用人工智能的專業人士，憑借自身專業技能并借助AI工具，在市場上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以較低成本便可開啟創業之旅。蘇州、上海、北京等地區已經開始推動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的生態搭建，就是AI賦能個體的體現。

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規模繼續增長

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在2025年持續擴張。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已成為我國勞動者就業增收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推動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健康發展”列入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體現出國家在高質量充分就業框架下，對就業形態轉型和創新更為積極的布局。靈活就業不再被視為傳統就業的補充，而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方面，主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內容創作者、自由職業者規模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支持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的綜合性平臺，以及在特定行業有影響力的垂類平臺都取得了較大發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制度構建和市場化解決方案也在不斷完善。但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的問題同樣突出：收入高度波動、社保、工傷、醫療保障不足、職業發展路徑模糊。特別是社會保險繳納依然是個難題。

總體來看，圍繞靈活就業群體的制度探索正在加速推進，但制度供給的擴展并未完全覆蓋就業關系高度碎片化、用工責任主體模糊化所帶來的現實復雜性。在保障水平、繳費能力與責任分擔之間，仍存在明顯沖突。

2025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該司法解釋一經出臺，被解讀為“全民強制社保”時代即將到來，引發巨大爭議。據《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24》的調研，2024年在社保繳納基數上完全合規的企業僅占28.4%，約七成企業存在不繳或少繳的問題。“全民強制社保”的爭議，本質上反映的是在就業形態日益多樣化、企業利潤不斷收縮背景下，堅持傳統以單位為核心的社會保險制度與市場現實運行情況的不適配。司法解釋（二）第19條對就業市場造成的負面沖擊，會在今后幾年陸續顯現。

2025年6月20日國務院正式發布《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第810號令），明確互聯網平臺企業報送平臺內經營者和從業人員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等涉稅信息的義務。國稅總局配套發布的《關于互聯網平臺企業報送涉稅信息有關事項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25年第15號）和《關于互聯網平臺企業為平臺內從業人員辦理扣繳申報、代辦申報若干事項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25年第16號）從實操角度細化“誰來報、報什么、怎么報、不報怎么辦”。從就業治理視角看，這一制度安排通過將平臺用工收入納入規范化、可核驗的稅收軌道，有助于減少靈活就業中的灰色空間和交易不確定性，為新就業形態建立“可統計、可追溯、可治理”的制度基礎，也為后續社保銜接、權益保障和就業政策精準投放提供了關鍵前提。

農民工返鄉潮提前：需求收縮與風險外溢

農民工的返鄉潮提前在2025年就業領域也受到高度關注。傳統上，農民工返鄉高峰在春節前一周左右，但2025年許多人從12月甚至11月就開始返鄉。有媒體稱返鄉潮提前了三個月。

農民工提前返鄉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其中，建筑和制造業需求疲軟是首要原因。房地產和基建項目開工節奏放緩，用工周期縮短。許多工地因資金鏈斷裂而停工，工資拖欠普遍。制造業訂單波動加大，臨時用工比例上升，部分工廠的假期甚至從10月份一直持續到次年春節后；服務行業（如餐飲、物流）也因消費疲軟而裁員。此外，城市生活成本高企，而工資增長停滯，農民工覺得“掙不到錢還不如回家”。

農民工就業聯動著農村家庭全家的可支配收入，往往是一人就業，全家脫貧。有些家庭夫妻兩人支撐著四位老人，他們每人只有一百多元到幾百元不等的農村基本養老金，和正在上學的孩子，非自愿返鄉可能帶來家庭生活面臨較大壓力。返鄉群體如果不能在鄉村獲得妥善就業機會，容易激化社會矛盾，給農村穩定帶來壓力。

農民工返鄉潮提前也是長期趨勢的鮮明映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跨省流動農民工數量已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從2014年的7867萬人降至2024年的6840萬人。如今的農民工群體不再選擇無限期“死扛”在城市中討生活。過去，跨省務工往往能帶來顯著的收入溢價，吸引大量勞動力遠走他鄉；現在，跨省務工既有較高風險和成本，收入優勢也在收窄。同時，農民工返鄉在地就業替代也在增強：縣域產業園、零工市場以及平臺用工下沉；外賣、即時配送、家政服務和縣域服務業等領域也有吸納勞動力的作用，但優質就業崗位仍然十分有限。

總體而言，農民工的就業風險由“是否有活干”更加具體為“干了是否拿得到錢、活能干多久、是否值得跨省流動”。避免由就業風險向返貧風險、向家庭風險外溢應當成為當前政策關注的焦點。

“躺平”和“內卷”并存，當前就業結構下的兩種理性選擇

反內卷同樣是2025年大眾討論的熱詞。“內卷”的本質是過度競爭。當前，高質量、可預期的崗位增長速度，明顯慢于勞動力供給增長速度。一方面，“好崗位”成為稀缺資源；另一方面，社會的容錯機制越來越收窄，失敗成本被顯著放大。一次失業，就可能意味著半年甚至一年的空窗；一次降薪，就意味著家庭、住房、婚育壓力倍增。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不得不卷。

與內卷看似態度相反，但實則理性一致的態度是“躺平”。躺平通常發生在當邊際努力回報顯著下降甚至為負的情況下。很多崗位上，工時增加，但收入增長有限；績效考核更嚴，但晉升通道收窄；“多做”不等于“多得”，那么勞動者最理性的反應是——降低投入。面對技術替代、行業波動、裁員風險，一些人不把全部精力綁定在單位回報上，拒絕過度投入一場勝率極低的競爭，同樣也是一種理性選擇。

因此，內卷和躺平并不矛盾。反內卷和鼓勵不躺平，本質上不是反對“過度努力”或“不努力”，而是反對“低效率、無出路的投入方式”。反內卷，反對的是企業間的惡性價格戰、勞動者被迫超時、超強度競爭、不產生社會增量的形式消耗。不躺平，是不希望看到大規模退出勞動參與、人力資本長期閑置、年輕人在職場不積極主動。

錯配、極化與避險：交織著多重矛盾的就業市場

概括2025年的就業圖景，可以這樣理解：在經濟與技術轉型沖擊下，原有就業均衡被打破；技術進步加劇崗位重組，制度反應相對滯后；勞動者以避險方式自我調整，而集體避險又反過來放大結構矛盾。所有熱點，都是這一動態失衡過程的不同側面。

當就業問題，從“數量問題”轉向“結構與制度問題”，也意味著政策目標從單一轉向多元。就業問題聯動著收入分配、消費、產業升級、居民預期、家庭決策、婚育選擇以及人口結構演變等一系列核心經濟與社會命題。就業穩定性直接影響居民收入與消費傾向，并通過預期渠道影響家庭對住房、教育與長期支出的決策；就業質量與職業不確定性顯著制約青年婚育意愿，進而影響生育水平與人口結構變化；就業結構則決定產業轉型的人力基礎，而就業預期又深刻塑造企業投資決策、勞動力供給行為與宏觀經濟的內生增長動能。

展望2026及未來，就業市場的矛盾性、復雜性空前加劇。

但這同樣意味著一種難得的歷史窗口期。對政策制定者而言，這是重塑就業治理框架、推動制度從“應對沖擊”走向“塑造預期”的關鍵時刻；對學界而言，這是深化對技術變革、勞動力市場與社會制度互動機制研究的重要契機；對地方政府和市場主體而言，這是重新校準發展路徑、在穩就業與促轉型之間尋找新平衡的現實考題；對勞動者個體而言，這是通過技能積累、路徑調整與社會協同，重新建立職業韌性的過程。

只要全社會能夠形成對就業問題的共識——不回避結構性矛盾、提前預判技術沖擊、理解個體理性選擇，以制度創新降低不確定性、以公共治理托底基本安全感、以多元路徑釋放人的潛能、以公平的收入分配激勵勞動主體的積極性，那么當前錯綜復雜的就業矛盾，有可能成為推動就業體系與發展模式邁向更高質量階段的重要起點。

如果說2025年讓我們看清了就業問題的復雜性，那么2026年，將考驗我們是否有能力，把這些復雜問題轉化為制度進步的契機。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

參考資料：

1.參見于學霆.中國勞動報酬份額演變特征及解析[J].經濟與管理,2025,39(04):60-70.

2.參見江宇舟.經濟在增長、體感卻有“溫差”，癥結在分配？https://www.guancha.cn/jiangyuzhou/2025_02_01_763774.shtml

3.張成剛，出海：中國青年的就業新市場，《中國社會保障》，2025年第3期

4.張軍,馬欣榕,劉志闊.中國財政供養人員規模估算與結構分析[J].經濟學(季刊),2025,25(04):846-859.

5.張成剛，如何兜住產業升級中被擠出的勞動者，《中國社會保障》，2024年第11期

6.張成剛.“金字塔-網狀”結構：生成式人工智能驅動勞動力市場結構變革[J].探索與爭鳴,2025,(03):59-62+177-178.

7.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報告正式發布｜數字平臺中的青年新職業趨勢研究——以閑魚為例（2025）

（作者 張成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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