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通縮三年后的中國經濟——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過去一年，中國經濟呈現出一種罕見而耐人尋味的分化：一方面，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領域頻頻突破，科技“火焰”愈燒愈旺；另一方面，消費和投資持續低迷，價格水平連續三年下行，宏觀指標顯得寒意逼人。如何理解這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格局？中國經濟真正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在通縮背景下，2026年的宏觀政策又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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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溫，經濟承壓

2025年最令人振奮的事情，或許就是年初DeepSeek的橫空出世，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重大突破。在受到美國芯片制裁的背景下，DeepSeek以較低成本實現世界前沿水平的技術突破，其成功也推動了人工智能應用在中國的迅速普及。同時，我國在新能源、電動車等領域的優勢，以及在稀土金屬領域的絕對控制力，也讓西方國家刮目相看。正因如此，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2025年11月的一期封面文章中提問：“中國接下來會在哪個領域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的成就并不只體現在少數產業上。在發明專利和科研成果方面，中國也已走到世界前列。根據《世界知識產權指標2025》的數據，中國在2024年貢獻了全球近50%的專利申請量，申請數幾乎相當于其他國家的總和。在《自然》雜志最新公布的“自然指數”排名中，中國也已位居世界第一。該排名基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各國在145種全球頂尖自然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中國作者論文數比第二名美國高出35%，是第三名德國的4倍。

在中國科技突飛猛進的同時，宏觀經濟卻面臨著明顯的下行壓力。2025年，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增長都相當低迷。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5年1-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長1.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僅0.9%（扣除房地產投資），若包含房地產投資則下降2.6%。另一方面，盡管面臨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挑戰，中國出口依然表現出較強韌性：2025年1-11月，貨物出口同比增長6.2%，而進口僅增長0.2%。這恰恰說明外需相對強勁，而內需明顯疲軟。結果是，中國商品貿易順差超過1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21%。

可以看到，2025年的中國經濟呈現出鮮明的分化特征：一方面科技領域高歌猛進，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卻不容樂觀，可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不同領域、不同市場主體之間，一邊是活力與機遇，另一邊則是壓力與挑戰。

從產業維度看，高端制造、新能源、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等“火焰”產業持續爆發，而不少傳統“海水”產業，尤其是房地產相關行業和線下傳統服務業，則面臨需求下滑、產能閑置、利潤萎縮的困境。從企業維度看，一些龍頭“火焰”企業——尤其是科創型、專精特新企業——憑借技術優勢、規模優勢、政策支持和全球化布局，實現了銷售和利潤的雙增長，甚至在行業洗牌中擴大了市場份額；而大量中小微“海水”企業，特別是在餐飲、零售和傳統工業領域，則承受著需求疲軟、盈利下降乃至虧損倒閉的壓力。

那么，如何理解這種“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經濟形勢？讓我從2025年的一次海外游學講起。

2025年4月，我和中歐EMBA學員赴埃及游學。埃及首都開羅的城市面貌與中國的大城市相比差距明顯，有學員據此認為埃及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于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但事實上，中國當時的發展水平遠低于當下的埃及——我國人均GDP直到2003年才追上埃及。過去40多年，埃及的經濟增速在發展中國家中并不算慢，只是與中國相比慢得多。

與此同時，我們也了解到，近幾年埃及的通貨膨脹問題十分嚴重，2023年和2024年的通脹率分別高達25%和34%。中國企業在當地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匯率風險——高通脹導致埃鎊大幅貶值。像埃及這樣通脹率超過雙位數的國家并不少見：在2022—2024年這三年間，平均通脹率達到雙位數的國家和地區多達40個，幾乎全部是發展中國家；而出現通貨緊縮的國家則幾乎沒有，中國是一個例外。

2025年1-11月，我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下降2.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與上一年同期持平，即漲幅為0，顯著低于去年“兩會”提出的2%左右的目標。這意味著中國已連續三年出現總體物價水平下行，即通貨緊縮。這在1960年以來擁有可比數據的主要經濟體中，除日本外極為罕見。

與此同時，我國工業生產和固定資產投資已連續數年低速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2024年三年間，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長率僅為2%，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僅為3.6%；2025年1-11月，工業營收同比增長1.8%，固定資產投資則同比下降2.6%。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并非生產供給過剩，而是需求不足。所謂的“企業內卷”，更可能是需求不足、經濟下行的結果，而非其原因。

由此自然會引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顯著快于埃及以及其他發達或不發達國家？第二，為什么最近三年中國面臨經濟下行和通縮壓力，而全球大多數國家卻承受通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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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足拖累經濟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并理解中國經濟“海水與火焰”的分化格局，就必須區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經濟波動。

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通常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能力和產出水平的持續提高，這是一個中長期概念，常用較長時期（如10年、20年或4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來衡量。經濟波動則是指短期GDP增長率的起伏變化，每年或每個季度GDP的增長率都會在某個平均水平（或潛在增長率）上下波動。

長期經濟增長主要受供給因素決定。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我們平時常說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駕馬車”，實際上是影響短期GDP增長率的三大需求因素。在任何一年或一個季度內，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基本是既定的，實際產出水平就由需求決定，包括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類，而這些需求會隨各種因素波動，從而影響當期GDP增長率。

中國正是在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這三方面具備了相較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顯著優勢，才實現了40多年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并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具體而言，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從而實現了最快速的資本積累；同時，中國基礎教育質量全球領先，具備強大的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能力，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推動了技術的快速進步。

這些優勢不僅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高速增長，也能解釋近年來中國許多高科技產業如“火焰”般的集中爆發。中國科技的崛起是40多年持續積累的結果，而非一夜之間完成。人們常低估改革開放前期的進步，而高估近10年的進步。事實上，在1985-2015年這30年間，我國無論是經濟增長速度還是技術進步速度，都快于2015-2025年這10年。只是由于改革開放初期基礎過于薄弱，即使到2015年，中國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明顯差距，所以我們不容易感受到中國技術的進步；而如今差距縮小了，進步便更容易被感知。換言之，現在是發展水平更高了，而非進步速度更快了。

與長期增長不同，今年的GDP增長主要由需求決定。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在于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消費和投資不足，導致通貨緊縮和經濟下行。我在此前的已經論述過，房地產的大幅下滑是過去三年我國總需求萎縮、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這與部分行業和企業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并不矛盾。在整體經濟蕭條、供過于求的情況下，某些“火焰”行業或企業仍能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更多“海水”行業和企業則面臨低增長甚至負增長。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埃及）的問題在于生產供給能力與需求比相對不足，因此通脹水平普遍較高。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供給能力不是問題，而是需求出了問題。而相較于供給問題，解決需求問題本來要容易得多，有更多可用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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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萬億消費券穩增長

按照學界廣為接受的宏觀經濟理論，在總需求不足時，政府可以采取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通過刺激消費和投資來推動經濟復蘇。近年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方向并無問題，但既然消費和投資增長仍在下行、價格水平持續走低，就說明政策力度仍然明顯不足。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往往傾向于通過調整規章制度、優化環境場景等“少花錢或不花錢”的方式來挖掘消費潛力，試圖永久性提高消費占比，而不是通過財政手段大規模地發放消費券來直接刺激當期消費，結果對當前需求的提振效果有限。

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并非消費占比過低、投資占比過高，而是消費和投資的總量不足。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長期以來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但這恰恰是中國長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而非過去三年通縮下行的根源。中國的問題不是消費率過低，而是當前的消費量不足，需要刺激當前的消費。

打個比方，有些糖尿病患者平時嚴格控糖，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攝入，因此血糖指標長期很好，顯著低于正常上限，低于大多數糖尿病患者，這是好事。但也有些時候，如吃飯過了正點，這些患者會出現血糖過低的狀況，這時候就需要立即補充糖分，而不是控糖。同理，中國消費率相對較低長期看是個優勢，但當前消費不足，所以需要政策來提振當前的消費，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發足夠規模的消費券。

由于當前我國總需求小于總供給，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因此，政策目標應是擴大消費和投資需求的總量，而不是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中國消費與投資合計占GDP的比重超過95%，若短期內要想顯著提高消費占比，必然要壓低當前投資占比，那就意味著在增加消費量的同時，要降低投資量，結果需求總量并不會得到多少提升。所以短期內提高消費占比不可行，也無法解決總需求不足。

事實上，消費率和投資率都是長期變量，不宜作為政策影響的目標。自2015年以來（新冠疫情封控期間除外），中國的消費率總體呈上升趨勢，投資率則逐步下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深，投資率自然還會繼續下降，消費率也還會繼續上升。

盡管中國長期增長的基本面（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依然十分扎實，但這只意味著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可以更快，并不保證實際增長速度也會較快。如果年復一年地受到總需求不足的制約，實際增速低于潛在增速，最終也就拖累了長期增長。日本“失去的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就是前車之鑒。在需求不足的環境下，技術進步不會自動轉化為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放緩也會制約技術進步。

2026年的宏觀政策目標應當是盡快走出通縮。合理的目標是實現名義GDP增長7%（對應實際增長約5%，價格水平上漲約2%）。經濟政策的核心不僅是“揚火焰”，更是“暖海水”。新興產業要繼續做大做強，但同樣需要來自傳統行業和居民部門需求的支撐。

在經濟上行時期，控制財政赤字和通脹是良好的宏觀政策；但在經濟下行、通縮階段，過度保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可能加劇經濟下行風險。新的一年里，我們應當通過更大規模的特別國債，依靠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推動房地產止跌回穩。同時，通過發放數萬億消費券，顯著提振居民消費，緩解“海水”領域壓力，推動經濟更加均衡復蘇。

教授簡介

朱天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桑坦德經濟學教席教授、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他于2005年加入中歐，之前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十年。過去十多年來，朱教授專注于從全球比較的角度研究中國經濟，著有《中國增長之謎》、《中國式增長》和《趕超的邏輯：文化、制度與中國的崛起》，并常在各類傳媒及微信公眾號上發表經濟評論文章。他與復旦大學張軍教授關于中國消費低估問題的合作研究獲2017年比較經濟研究學會頒發的最佳論文獎——柏格森獎。

編輯| 田佳瑋

責編| 岳頂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