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那個女人指著光滑的手臂，突然尖叫“它出來了！”｜我會拯救你26

大家好，我是陳拙。

這兩年網上 MBTI 的 16 型人格很火，身邊不少人都習慣用 i 人、e 人給自己打標簽。通俗一點說，i 人是內向的、不太健談的，e 人則是外向的、“只要你不攔著，我能一直說下去”的。

但社工侯小圣跟我說，她之前碰到過一個擰巴的人：看起來極端 i ，但又e得要命。

這人第一次見面，她遮著臉不讓小圣看見，但她一開口，就把小圣按在椅子上，整整“轟炸”了四個小時。

后來小圣才知道，這個人最擅長的，就是用聊天折磨身邊的同事。好多個同事都被她折磨得要辭職。

可吊詭的是，當小圣去打聽這個人的“底細”時，同事們對她的評價都是“人挺好的。”

更奇怪的是，和這個女的接觸久了，小圣竟然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從進入我們社工機構大門開始，那個叫滿滿的女人就手持一罐殺蟲劑到處鬼鬼祟祟地亂噴，顯然跟正常人不太一樣。

她的穿著打扮也很古怪，全身上下包裹得密不透風，帽子和口罩遮擋了大部分臉，只露出一雙警惕而惶恐的眼睛，手上戴著一副我只在實驗室見過的那種藍色塑膠手套，袖口和下面的褲腳都用魔術貼封得緊緊的，她看上去就像契訶夫小說里那個裝在套子里的人。

我把她帶進咨詢室，她跟在我身后，手里的殺蟲劑仍不停地呲呲響，我的后脖頸不時感到一陣冰涼。

坐下來之后，她便開始喋喋不休，完全不讓我說話。

“我身上有蟲子，一直在動來動去……”

她自顧自說著，語速不快但聲調高亢。

按她的描述，那些蟲子就住在她的身體里，皮膚下面。

她小心翼翼地把手伸進衣服里，掏出幾個白色的亞克力小盒子，大約有火柴盒大小，她把這些盒子逐一拉開，露出幾個透明的小塑料袋。

“這里面就是蟲子，我從胳膊上抓到的，”她神秘兮兮地把其中一袋遞給我看，我湊近端詳，塑料袋皺巴巴的，里面裝著一段纖細的白色不明物體，看起來很普通。

我拿起其他的幾個袋子，里面的東西也都差不多。這時滿滿突然變得非常緊張，警告我必須戴上手套，因為“蟲子會趁機鉆到你眼睛里”，見我沒當回事，她立馬往我手上噴了幾下殺蟲劑，嗆得我一陣猛咳。

這個上午，滿滿一口氣連說了四個小時，我感覺自己被一支無限子彈的機關槍掃射了一整個上午，說到后面她的喉嚨也罷工了，開始不停咳嗽起來，但她拒絕喝我遞給她的水，估計是擔心里面有毒。

打電話把滿滿介紹給我的，是墨爾本當地醫院的一位醫生。

那通電話里，他聽上去氣哄哄的，不停地催促我們派人把滿滿領走，看樣子應該被滿滿折磨得夠嗆。

為了說明情況，他還給我發來了滿滿的病歷，大小足有1G，如果換算成紙質的，估計都能堆滿我面前的桌面了。

病歷上顯示，滿滿五十歲出頭，在墨爾本森靈醫院工作，她不是臨床醫生，而是在檔案室里管檔案，和剛打電話過來的醫生是同事。

每份病歷上的診斷結果都是正常，但看著看著，我發現有點不對勁了，因為很多病歷上的日期都是同一天，也就是說，她在一天之內跑去了很多家診所。我腦海里立刻浮現出一個無比焦慮的女人，像博爾特一樣在不同的診所間氣喘吁吁地奔跑，這一幕既詭異又荒誕。

越往后面的病歷，醫生的診斷寫得越敷衍，有的只剩下寥寥幾個字，甚至只寫著“無大礙”。我幾乎可以想見醫生們私下已經達成了某種默契——只要她再出現，就統一開點藥膏，盡快把人打發走。

就這樣，我接下了滿滿，一個堅信自己渾身生蟲的女人。

我也確實很好奇，她到底是怎么把這么多醫生逼到這種地步的。

帶著這個疑問，我專程去了趟森靈醫院，找到了第一個給滿滿看病的桑醫生。

有段時間，滿滿每天都會到診室纏著桑醫生，纏著他反復查看自己胳膊里“鉆出來的蟲子”。

在她的視角下，那些長著尖牙利齒的白色飛蟲正在她的胳膊里拱來拱去，努力尋找著出口，偶爾會有一只破土而出，刺穿她手臂的肌膚，從肉里硬擠出來，踩著她的胳膊振翅起飛。不光她的衣服上零星爬著飛蟲，診室半空中也盤旋著許多。

可在桑醫生的世界里，這一切都不存在。他看不見任何蟲子，只能看見一個帶著哭腔、驚恐萬分的女人，一遍遍哀求他幫自己解決問題。那段時間，桑醫生說自己甚至開始害怕上班。

滿滿第一次來看病時，桑醫生幫她仔細檢查了手臂，她的皮膚光滑平整，連個小紅點都沒有，看上去完全沒有任何異常。

可滿滿言之鑿鑿地說蟲子就在胳膊里，她把衣袖卷得高高，不錯眼珠地盯著小臂的皮膚，就像一只聚精會神盯著田鼠洞的狐貍，過了一會她猛然大叫一聲：“你看，這不在動嗎？蟲子正在找出口，馬上就出來了。”

桑醫生說什么也沒用，從那天起，滿滿開始執拗地每天都來看病，起初還會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排隊，再后來，行為就越發出格，她會在其他患者看診時突然闖進診室，舉著胳膊沖到人群中間，或者直接把腿撂到桌面上，對著所有人大叫，讓大家準備好看她的蟲子。

桑醫生不堪其擾，只能委婉地建議她去看精神科，這句話激怒了滿滿，她滿臉通紅地盯著桑醫生，眼神里的仇恨仿佛要把人活活鋸開。

后來，她不再來找桑醫生了。

不是不看病了，而是轉而去“禍害”別的醫生。她很快又盯上了同院的 B 醫生。B 醫生是個做事嚴謹的全科醫生，給她做了系統的全身檢查，結論依舊是：沒病。這一次，滿滿顯得更加不高興，甚至威脅要向人力部門投訴他，搞得 B 醫生既委屈又無奈。

當院內的醫生都無法讓她滿意后，滿滿開始了更大范圍的求醫生涯。

在隨后的日子里，她往來穿梭于各大醫院之間，可顯然效果并不明顯，那些恐怖的蟲子并沒有離她而去，而是在她的世界里愈發活躍了。

從B醫生那里出來，我又順道去了趟檔案室，找到了和滿滿輪班的小蘇。整個檔案室只有她們兩個人。

我問小蘇對滿滿的印象，她想了想，語氣很淡：“沒啥特別的印象，感覺她人挺好的。”

醫院里的人幾乎都這么說，“她人挺好的。”可在我聽來，這句話更像是一種客氣的敷衍——這個人普通得像一粒砂礫，沒什么存在感，以至于誰也說不出她更具體的樣子。

我翻看了滿滿留在職工信息里的照片，第一次看清了她的樣子。那是一張平平無奇的臉，高顴骨，嘴角有些苦澀地向下，表情顯得緊張而僵硬，像是很不習慣照相。說不上好看，也談不上難看，沒有任何讓人一眼記住的特征。

我有點想不通，這么一個幾乎沒朋友，在同事眼中透明如空氣的人，按理說應該是內向孤僻的，可想到她在我們咨詢室里口若懸河、整整說了四個小時的樣子，又覺得她外向得近乎失控，完全不像是有社交障礙的人。

她身上這些互相矛盾的特質，讓我對她的興趣越來越濃。

在滿滿的職工信息里，我看到她從大學畢業起，就一直在做檔案類的工作，幾乎對著那些枯燥的檔案度過了大半輩子。

這讓我想起了以前那些開電梯的人，他們坐在狹小封閉的電梯里，從早到晚，以工作之名一坐幾十年，一生很快就過去了，好像莫名其妙被判了個無期徒刑。

我也想起剛來機構時的自己。那陣子為了學寫個案綜述，有兩個多月我幾乎困在文件室里，把舊檔案一頁頁搬出來翻看，以至于很多同事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現在回想起來，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真令人不堪回首，我記得當時文件室里有一臺掃描儀，有一天一個同事來弄材料，問我掃描儀怎么用，可把我高興壞了，硬拉著人家聊了好半天。

那天在醫院，我順口問了幾句滿滿的情況，小蘇告訴我，滿滿已婚，但沒有小孩，她就知道這些，更細的情況她也不清楚。

我試圖在臉書上尋找她的社會關系，給那些在評論里跟她有過互動的賬號一一發去私信，可回復我的人都說跟她不熟，要么只在網上聊過幾句，要么就是很久沒有實際的聯絡了，對她的現狀并不了解。

思來想去，我決定去找滿滿的父母聊聊。電話里老太太猶豫了半天，語氣里透著明顯的防備。

家訪那天，我和同事小J剛一進門，就聞到一股濃郁的消毒水味，順著鼻腔直沖天靈蓋。門口放著一個大大的噴霧瓶，里面裝著酒精，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滿滿隨身攜帶殺蟲劑的習慣是從哪里來的。

兩個老人跟滿滿一樣，都是天生的嘴角向下，看上去帶著苦相。她媽媽頭發剪得很短，滿臉警覺，仿佛一個時刻將手指放在扳機上的哨兵。她爸爸很瘦，眼瞼下垂，一副睡不醒的老態。

我們剛進門，老太太就反復提醒我們，脫下來的鞋子一定要放在指定位置。等我們照做完，才發現根本沒人給我們拿拖鞋，我倆只好穿著襪子，直接踩在冰涼的地板上。

更絕的是，客廳的沙發早就蒙上了一層塑料薄膜，我幾乎可以確定，等我們一走，這層隔絕細菌和病毒的塑料膜就會被立刻揭下來，丟進垃圾桶。

我壓下心里的不適，和他們聊了起來。但很快就發現，他們對滿滿的近況幾乎一無所知，也談不上真正關心。

談話進行到一半，我提出想借用一下廁所。話音剛落，滿滿的母親立刻條件反射般地拒絕了，接連說了好幾個“不行”。她父親偷眼看著妻子的臉色，小心翼翼地解釋，說家里的廁所不允許任何外人使用。

我說自己正好趕上生理期，希望他們能通融一下。他們依舊堅定地搖頭，老頭甚至站起身來，往我這邊挪了半步，擋在我面前，像是擔心我會突然沖過去搶廁所。

我在心里嘆了口氣，那點不快卻慢慢消散了，只剩下對他們的同情。

這次過來，我原本是想了解滿滿的人際交往情況，看看她有沒有心理疾病的病史。但此刻，一切似乎已經不言自明。在這間令人窒息的客廳里，我只待了短短二十分鐘，卻仿佛看見了滿滿過去二十年的人生。

按規定，滿滿每十天會來咨詢一次。但她的狀態很難進行正常交流，我們索性在前六次咨詢里，讓她盡情地說，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權當先把情緒排出來。

空閑時候，我繼續翻閱她的病歷，在一連串敷衍的診斷里發現了新東西：一份極其完整的病情描述，這位名叫馬修的醫生，用整整一頁紙，詳細寫下了滿滿的情況，末尾還列出了幾個可能的方向，包括轉介精神科，或嘗試認知療法。

我對這個名字留了心。

后來在馬修醫生工作的診所，我們見了面。他三十多歲，是個黑人，眉毛濃得有些顯眼。

馬修說，那次其實算是“被迫上崗”。滿滿原本約的是他的搭檔，但那位搭檔實在被纏得受不了，就把他推出來頂上。起初他也打算敷衍過去，可滿滿一坐下，說的第一句話就讓他愣住了。

她半是哀求地對他說：“求你了，你就聽我說說話吧。”

馬修的心一下子就軟了。

他放棄了提前準備好的托詞，認真地問她：“你怎么了？”

通過滿滿的講述，馬修捕捉到了不少細節。他發現，滿滿會順著醫生給她開的藥，一點點完善自己的說法。比如這次開了某種藥膏，下次復診，她就會說抹完后確實好了一點，蟲子沒那么活躍了；等藥膏用完，她又會換一種說法，說蟲子產生了抗藥性，這個藥已經不起作用。

總之，每一次都“差一點好”，也就意味著永遠需要再來看病。

馬修把他的判斷告訴了我：“她挺可憐的。我覺得，她可能只是太想和人說說話了。”

我點點頭，我覺得馬修醫生真的洞悉了滿滿行為的本質。

一個在幾乎窒息的家庭中長大，成年后每天面對著檔案室的幾堵白墻，社會關系幾乎為零，沒有人在乎她、記得她的人，過著這樣的人生，就算在一棵綠蘿、一只麻雀看來，可能都會覺得了無生趣吧。

如果我是她，可能早就發瘋了。

滿滿的經歷，也讓我想起了自己剛到澳大利亞的那段日子。

那時我很難融入環境。每天生活在人群中，卻始終有種置身荒島的感覺。下課后，我沒地方可去，只能一個人跑到海邊或公園，干坐著消磨時間。

那段時間，我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情緒在往下滑。好在我認識了一個名叫小曼的巴西女孩，她沒事就帶我出去玩，我們一起去發泄屋里痛快淋漓地砸啤酒瓶，一起玩游戲，她會在朋友面前使勁夸我的優點，也會在過節時帶我去中餐館吃煎餃。

現在回頭想想，在我即將滑入和滿滿類似的處境時，是小曼及時拉住了我，讓我免于落入孤獨的深淵。

再后來，我成為一名社工，也經常會遇見很多被困在生活里的人，他們和滿滿一樣，很想掙脫出來，成為不一樣的自己，我和同事們的工作，就是努力幫助他們恢復正常。

在這些被困的人中，有一類被我們稱為“孤島”，他們多是退休后遭遇變故的老年人，比如一個案主，丈夫去世后，兒子又意外身故，留下她一個人獨自面對空蕩蕩的房間，我每次去看她，她都會哭，求我陪她多待一會。

當社會關系的根須慢慢枯死后，孤獨感就會逐漸侵蝕每個案主。起初她們會盡力克制自己，不愿給別人添麻煩，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獨的絞索逐漸收緊，真的會讓人發瘋的。他們渴望陪伴，可我們無法為她們申請陪伴犬或其他寵物，照顧動物需要體力，而她們已經衰老得連自己都照顧不了了。

我們只有增加家訪的次數，今天陪兩小時，明天再去兩小時，一周排滿不同的時間。這個方法很奏效，至少降低了六成的自殺率，在我們的干預下，很多人的狀態都得到了改善。

我相信滿滿也一定能夠好轉。

那天從馬修醫生的診室出來，我忽然想到小蘇說滿滿已經結婚，那她的丈夫是個什么樣的人呢？調查了好幾天，我竟然忽略了她最親密的人。

回到機構，我委托同事查到了這方面的信息，發現滿滿的婚姻狀態一欄中寫的是：“喪偶”。

看到這個詞，我的心臟劇烈地晃蕩了一下，隨后一陣悲哀罩住了我。原來她的故事比我想象得還要糟糕。

我往下滑動鼠標，看到了她丈夫去世的時間，距離現在還不到一年。滿滿頻繁出現幻覺、四處求醫，正是從那之后不久開始的。

那一刻，我幾乎可以確定自己找到了答案。

那些在她幻覺中不斷尋找出口的蟲子，又何嘗不是她自己。

滿滿覺得我和同事都是好人。

因為在此之前，她身邊的人幾乎沒有耐心聽她把“蟲子”的事講完。只要她說得多一點，對方就會開始找借口離開，或者干脆直截了當地告訴她：不信，讓她去看精神科。

“我很正常，沒有精神病，”她顯得很氣憤，一再跟我們強調這件事。

后來，她把更多的內容轉移到了網上，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理解她的人。

她在 X 上反復發布與“寄生蟲”有關的帖子，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很快，她就遇到了和自己有類似體驗的人，他們回復她的帖子，訴說著相同的感受，這讓她體驗到一種得到印證的踏實感。其實她并不知道，臨床上，這是一種被稱為“寄生蟲妄想癥”（Delusional Parasitosis）的精神疾病。

一開始，網絡上的交流讓她如釋重負。但很快，新的挫敗接踵而至。

網絡交流有一個無法回避的特點，就是對話隨時可能中斷。對方有可能沒有看到你的留言，或者看到了不想回復。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只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可對滿滿而言，卻是無法承受的。

一旦得不到回復，她就會特別生氣，會去質問對方，結果往往會被拉黑，這就更令她崩潰了。

我開始擔心，她的行為會失控。

和同事商量后，我們決定為她安排更高等級的干預——24 小時監護，或者直接住院。

我對滿滿說：“我想和你一起等著看蟲子出來，不過得找一個咱們都能待的安全地方，比如說醫院，我會一直在那陪你，你中途想離開也沒關系，我會隨時送你回家。”

她有些猶豫，皺著眉頭和我討價還價：“就去一天行不行？”

我立刻拍板：“就一天，我保證。”

我看到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在醫院病房里，我們第一次對滿滿進行了7x24小時監護，我終于完整地觀察到了她的全日行為。

她通常會先洗澡，隨后就用一個小鑷子和一個帶彎鉤的工具精心檢查自己身體各處，每一次檢查結束，她都會再回到浴室，重復“檢查、確認、清洗”這套流程兩到三次，直到天光亮起，“檢查”才算暫時結束。

她關掉花灑，有可能會站在浴室里發一會兒呆，然后走出來，此時她的衣服已然穿好，她坐到床邊，用皮筋仔細地扎緊袖口和褲腳，然后上床睡覺，夜夜都是如此！

在我看來，這簡直是一種自我施加的睡眠剝奪酷刑，近一年來她每晚的睡眠都被切割成零散的片段，很少超過四個小時，長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覺，讓她對身體上的每一點覺受都變得異常敏感。在這種狀態下，她感受到的幻覺會進一步放大，那些蟲子在皮膚下鉆來鉆去的真實感覺愈發令她痛苦不堪。

一開始滿滿跟我約定的住院時間只有一天，但是第二天我問她要回家嗎？她猶豫了一下，說可以明天再走。

就這樣，她在這里住了一個又一個的“明天”。

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這里有醫生查房，有我來看她，還能和病友聊天。她終于得到了想要的關注和回應，那是她一直渴望的“被聽見”。

我們也順勢調整了治療策略。此前她總愛用工具去挖身體里的“蟲子”，搞得傷痕累累。我們沒反駁她，只是順著她的邏輯說：“別挖了，血腥味會招來更多新的蟲子。”

她明顯被嚇到了，隨即認真地點頭：“對，它們就是這么狡猾。”

藥物幫她穩住了情緒，但真正的“藥方”在醫院之外。

我們聯系了社區負責人，給滿滿安排了一些不需要太費力、但必須“露面”的小任務。強制她走出那個封閉的房間，去見人，去建立真實的連接。

一段時間后，滿滿出院了。

再見到我時，她悄悄跟我分享了自己的“獨門秘籍”：“只要我一覺得蟲子要動，我就馬上出門。去公交站、去超市，或者就在街上走一走。”

那些所謂的“蟲子”，其實是被具象化的孤獨。它們在她失去丈夫、失去生活重心、失去社會關系之后出現，瘋狂地在她身體里尋找出口。因為如果不這樣，她就徹底沒有位置了。

好在現在的滿滿，不再是那個透明的檔案員，也不再是一個必須用殺蟲劑把自己“腌入味”的怪人。她開始被社區里的人認識，被需要，被等待。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過像她這樣“被困住”的階段。

困住滿滿的，是那些并不存在的“蟲子”；困住我們的，可能是怎么也做不完的工作，可能是一段沒法說出口的失戀，或者僅僅是某種找不到出口的虛無感。

在那樣的時刻，我們和滿滿一樣，舊的自我已經無法繼續承載生活，修補早已無濟于事。

唯一的出路，是換一種方式重新活一次。所謂新生，不是背叛過去，而是當你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站立的新位置，那些曾經在身體里瘋狂生長的東西，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蟲子最終消失了，并不是因為藥效。而是因為她終于不用再靠它們，來證明自己還活著。

在看這個故事的過程中，我完全被小圣的講述帶了進去，越來越關心滿滿的命運，最后看到她的病情好轉，重新融入人群，我心里產生了一股莫名的感動。

小圣曾跟我說過，如果她當年沒有遇見小曼，說不定會變成另一種滿滿，她很清楚那種無人能夠傾訴的感覺，真的會一點點侵蝕人的心智，那些真正把人拖進深處的，并不總是疾病或不幸，而是在很長的時間里，沒有人回應你。

她說正是那種被人溫暖過的經歷，促使她去從事了社工這份工作，去幫助那些沉淪在人生困局，失去了自救能力的人們。

這也正是侯小圣這組系列故事，最想聊的一件事——人被困住了，該怎么活？

她筆下記錄的，就是一個個被生活卡住的人，是如何在廢墟中把自己重新拼好，又一步步擺脫困境、獲得新生的。

當然，幫助他人也并非全無代價。小圣說，社工也是普通人，也會有自己的“職業病”。

不斷處理案子、給別人解決問題的過程，往往也是給自己制造壓力的過程。她經常會不由自主地擔心案主的情況會往最壞的方向發展，雖然明知是杞人憂天，可還是難以控制焦慮，甚至會為此做噩夢。

這是小圣她們自愿選擇承受的創傷，也是讓我深信這個世界美好的原因。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嘟嘟 月半

插畫：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