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民被一盞油燈“點亮”的防偽妙計，是真的嗎？

文│曹春榮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

這是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1932年某日，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正在冥思苦想國幣怎樣防備敵人偽造。忽然，青油燈上一點火星掉在他的羊毛衫袖口上，頓時一股帶點羊膻的燒焦味沖入他的鼻腔。他精神為之一振，高興地自言自語：有辦法了，有辦法了，在制造鈔票紙的紙漿里秘密加點羊毛，不就可以防止偽造了嗎？這個故事經口口相傳、形諸文字，很快就成了秘聞鮮料，不僅為各類出版物、影視作品所青睞，而且被當作真實史料融入學術論文。若問故事出處，有人甚至抬出錢希均——既是毛澤民愛人，又是國家銀行工作人員的權威人士，說就是她親口對來訪者講述的。

毛澤民于1943年遇害，錢希均也于1989年病故。死無對證，誰能反駁這個故事是假的？其實，認真起來，我們還是可以辨其真假。且不說一本18萬字的《錢希均革命回憶錄》（《錢希均回憶錄》，京華出版社2006年版，編者為錢之養女周幼勤。）中，沒有只字挨到上述故事的邊，單看當年是怎樣解決印制國幣所需紙張的，就能明白個八九不離十。

1975年6月，曾在中央印刷廠工作的瑞金籍老人劉先昆（一作焜）接受采訪時回憶道：“印刷廠那時有30多人，曾印過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種票子。印刷紙是用120磅的道林紙，一大張紙印20張票子。”（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編寫組編：《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土地革命時期》（下），1978年內部版，第1228頁。）

蘇區時期，經上海地下黨組織介紹到瑞金中央印刷廠工作的印刷技術工人馬永年，1983年回憶道：印《紅色中華》《斗爭》，紙張用的是土制毛邊紙。油墨也用土法制造，拿煙囪灰和鍋底灰與桐油一起調和制成。而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鈔票和軍用地圖，紙張是道林紙。這些紙張和油墨都是從白區運進來的”。（馬永年：《回憶中央印刷廠和中央印鈔廠》，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組編：《印刷職工運動資料》第3輯，1986年6月內部版，第47-48頁。）

劉先昆、馬永年兩位當事人的記憶，有李沛群為之坐實。1931年春就任從上海到中央蘇區秘密交通線上閩西交通站站長的李沛群，在1980年秋對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干部憶及一次“小插曲”道：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成立后，國家銀行要大批印發紙幣，黨的蘇區中央局通知我們到香港去買10令“鈔票紙”（每令500張），當時汕頭沒有“鈔票紙”賣，我們到香港去買。由于缺乏社會常識和歷史知識，不懂得分批、分別去買，結果被香港賣“鈔票紙”的商人問得幾乎無法回答。商人問我們：“你們買這么多的鈔票紙干什么？匯豐銀行每次只買一令、半令，用不著這么多的呀。”后來我們轉（改）口說：“上海一·二八事件發生，國民黨政府準備遷都洛陽，今后在內地交通運輸不便，所以想一次多買些。”最后我們還是只買了一令。這件事對我們是一次很好的經驗教訓。（李沛群：《關于中共中央交通局從上海到閩西蘇區的交通路線情況》，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紅色交通線》，2009年1月重印內部版，第87頁。）

所以，幾十年后李沛群對此事還記憶猶新。

印制國幣所需的紙張既然都是從白區輸入的120磅道林紙（機制紙），那就不存在在蘇區制造印鈔紙的問題，又怎能于紙漿中摻入羊毛？至于近年來某制墨企業為著將其墨品與蘇區文化掛鉤，就說他們的先輩在做墨汁時添加什么神秘東西，幫助國家銀行解決了印鈔所需油墨問題，也不過是新編“故事”而已。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紙幣

（銀行博物館藏）

當年國家銀行有沒有制造過印鈔紙，殊難肯定。目前僅見曹菊如的回憶：“1932年初，開始籌備紙幣的印刷、設計和繪制圖案，收購雪花皮制造鈔票紙，向白區購進油墨及其他必須的材料”。（曹菊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工作的部分情況》，《回憶中央蘇區》，第338頁。）這段話只是表明國家銀行試行過收購雪花皮以制造鈔票紙。雪花皮是一種植物的皮，有較長的纖維，且帶點膠汁，為造紙的好材料，卻不易多得、尤其是源源不斷。（筆者記得瑞金有種俗稱“骨漿葉”樹的樹皮，具有“雪花皮”特征。據說制一種極薄而柔韌的綿紙，要在打紙漿時用到它。）再者試驗得出的產品適合印制國幣否，曹菊如的回憶并沒有給出答案。很可能是不合用，不然也不用千辛萬苦從白區購入道林紙，而且必須是120磅規格的。

退一步說，即令毛澤民“發明”的摻羊毛防偽說實有其事，那也沒有實際意義——為著驗真偽把國幣點火燒后，這樣的殘票還能用嗎？更何況沒根沒據試燒國幣，這是破壞法定貨幣的行為，為國法所不容。

這件事告訴我們，發掘、整理、研究、宣傳蘇區金融資料，一定要老老實實去做，腳踏實地，有一說一。不要希圖用編故事、打啞謎的虛假功夫，去謀一己一時之利。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