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被抓走總統，日本卻選擇了沉默

文︱劉瀾昌

凌晨的空襲從來不需要宣言。美軍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直接將馬杜羅總統及其夫人強行帶走，這不是外交糾紛的升級，而是一次赤裸裸的軍事行動。國際社會迅速給出了反應，譴責聲此起彼伏。可在東京，官方話筒卻像被調成了靜音模式。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聲了，又像是沒有發聲。社交媒體上的聲明繞著詞句轉圈，記者會上的回答避開關鍵對象，整段表態里，既沒有“美國”，也沒有“譴責”，只剩下幾句看似穩重、實則空洞的外交套話。她還特意補了一句，正在與美國保持緊密溝通，并計劃近期訪美。話說得很輕，卻讓人聽得很清楚。

這種“聽得見卻抓不住”的表態，迅速點燃了日本國內的政治不滿。反對黨議員毫不客氣地指出，首相的發言沒有拒絕對他國動用武力；有人更直接，整段聲明連美國的名字都沒有出現，仿佛這場軍事行動是自然災害，自己發生的。社民黨前議員的話戳得更狠——如果動手的不是美國，態度恐怕完全不同。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日本政府對“以武力改變現狀”這句話并不陌生，過去幾年里，它幾乎成了外交話術里的固定句式，出現在記者會、聯合聲明、國際會議上，語氣堅定，表情嚴肅。但當這句話真正需要落到現實場景里，對象卻變成了華盛頓，這套話術就突然失效了。

委內瑞拉發生的事情，已經被日本媒體清楚點破——這是用武力改變現狀。沒有爭議空間，沒有灰色地帶。朝日電視臺評論員玉川徹在節目里說得很直白，不管目的是什么，有的事不能做，這就是侵略行為，是帝國主義行徑。他反問得也直接，日本不是天天說不允許以武力改變現狀嗎，那現在呢？

這個“現在呢”，讓東京的空氣一下子變得尷尬。

更讓人坐立不安的，是這件事和日本此前的立場產生了清晰對照。在俄烏問題上，日本政界、學界、媒體集體進入高音區，價值、秩序、國際法反復被強調，姿態毫不猶豫。可當同樣的問題擺在美國面前，日本的聲音卻突然降低音量，開始談“溝通”“協調”“關注事態發展”。

日本前大阪府知事橋下徹把話說得很重，如果無法譴責特朗普政府，那就沒有資格譴責普京。不是因為立場相同，而是因為標準不該分對象。今天選擇沉默，明天再高聲批判，只會讓所有價值宣示失去重量，變成政治立場的裝飾品。

高市早苗的困境，其實并不只屬于她個人。她面對的是日本外交長期存在的一種結構性難題——安全依賴與價值宣稱之間的撕裂。日本需要美國的安全承諾，也需要在國際場合展示“守護秩序”的姿態。當這兩者方向一致時，表態輕松；一旦發生沖突，就只能選擇回避。

于是，語言開始變得模糊。于是，“不評價具體國家”“不作直接評論”成了遮羞布。于是，外交聲明像是被打磨過的石頭，光滑卻失去棱角。

問題在于，國際社會并不會因為你避開名字，就看不見現實。委內瑞拉總統被抓走的事實不會因為東京的沉默而消失。日本國內輿論也并非沒有判斷力。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過去聽過太多關于規則與秩序的高調表達，當現實出現反差時，失望才會如此集中。

這種失望，并不是反美情緒的爆發，而是對雙重標準的厭倦。日本民眾并不要求政府與美國決裂，也不幻想外交上的“獨立姿態”，他們要的只是最基本的一致性——如果武力不該改變現狀，那就不該分誰來用。

高市早苗的沉默，或許能換來一次順利的訪美行程，或許能避免短期的外交摩擦，但它也在悄悄透支日本外交長期積累的道義資本。當原則變成選擇題，國際法變成情緒工具，再宏大的敘事，也會在現實面前變得單薄。

東京的記者會已經結束，社交媒體的聲明也翻到了下一條。但那道問題仍然懸在那里，沒有被回答，也沒有消失。世界正在記錄每一次選擇，包括那些看似無聲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