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2025：從汽車院士結構變化，看中國汽車的階段演進

2025年底，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公布新一輪院士增選結果。汽車這一長期在院士名單中并不顯眼的領域，再次出現了新的名字——比亞迪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廉玉波，寧德時代首席科學家吳凱當選工程院院士。

單看這一結果，它很容易被理解為個人成就或企業技術實力的體現。但如果把視角稍微拉開，就會發現，這并不是汽車行業第一次“走進院士名單”，也并非一次偶然出現的個案。

截至目前，在兩院院士群體中，與汽車及其高度相關的工程領域院士數量，已經從早年的寥寥數人，逐步擴展到兩位數。無論是整車工程，還是動力系統、關鍵零部件和基礎工程方向，汽車相關研究正在更穩定地出現在院士體系中。

縱觀汽車兩院院士的結構變化，我們不難發現，這種變化實際上和中國汽車所處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

兩院只有“一個”汽車院士的時代

站在歷史的高度，審視中國汽車工程與院士體系的關系，就會發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汽車工程在兩院體系中的“坐標”，幾乎只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郭孔輝。

然而，那并非因為汽車不重要。相反的是，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汽車工業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把車造出來、把產業跑起來”上，而不是在工程科學層面生成新問題、新方法和新范式。因此，作為中國汽車行業首位工程院院士，郭孔輝的特殊性正是源于當時歷史時代的約束。

新中國汽車工業起步之初，其任務十分明確，主要集中在汽車產業化、規模化、生存下去。從“一汽解放”到改革開放后的合資浪潮，整個行業的核心命題就是補齊工業短板、擴大汽車規模。發動機、變速箱、整車平臺、生產線，中國汽車工程長期圍繞著制造體系展開，工程價值更多體現在可靠性、可復制性和工程落地能力上。

在這一階段中，汽車工程面對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把國外成熟技術引入國內，如何消化、吸收并在本土條件下實現量產，如何在成本、工藝和供應鏈約束中完成工程閉環。工程師的使命是“把事情做成”，而不是“提出新的工程理論框架”。

也正因為如此，在當時的科技評價體系中，汽車工程長期被視為典型的“應用工程”。一直以來，院士體系所關注的都是能夠持續生成新問題、拓展工程邊界的技術方向，扮演“執行單元”角色的傳統汽車工程就很難步入院士體系的核心研究范圍內。

郭孔輝之所以成為那個時代幾乎唯一被確認的“坐標”，就在于他在車輛動力學等基礎工程問題上，率先將汽車從“制造對象”提升為“工程研究對象”。但整體來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汽車工程更像一門“完成任務的技術”，那正是院士名單中汽車身影稀少的根本原因。

中國汽車登上舞臺，汽車院士陣容開始擴充

“郭孔輝時代”在進入21世紀（參數丨圖片）后逐步破除，汽車工程院士的數量開始有所增加，其在兩院體系中的“存在感”開始發生明顯變化。但變化的關鍵并不在于“汽車行業的人多了”，而在于汽車工程面對的問題，徹底變了。

以上為部分汽車工程相關兩院院士

傳統汽車時代，工程難題多集中在單點突破與工程實現層面，該類問題固然復雜，但大多有清晰的技術路徑與成熟范式。而進入電動化、智能化與網聯化交織的新階段，汽車工程開始不斷生成系統性、原創性問題，如電池安全與壽命機理、整車電氣架構、軟件與硬件協同等。與傳統汽車時代不同的是，這些問題必須實現基礎突破，建立新的工程理論與方法論。

與此同時，理論研究與工程實踐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轉向。過去，理論更多是“支撐工具”，工程實踐是終點；而現在，工程實踐本身也在反向塑造理論。

換言之，在很多的真實場景中，一系列數據、高度耦合的系統失效、極端工況下的非線性問題開始持續向基礎研究“提問”。正是在這種反饋機制中，汽車工程逐步具備了工程科學的典型特征，問題來自現實，但解法必須具有普適性和可遷移性。

更重要的是，汽車的工程屬性被徹底重寫。它不再只是由零部件拼裝而成的工業產品，而是一個涵蓋能源系統、計算系統、控制系統等多個系統的高度復雜的工程系統，其中某一技術的改變優化，就會引發系統層面的連鎖反應，這就要求工程判斷具備跨學科視角和系統建模能力。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院士數量的變化，才顯露出真實含義，它直接表明了國家工程科技體系對問題復雜度變化的直接回應。

換句話說，就是到了某一階段，當汽車工程開始持續產出具有基礎性、前瞻性和系統性的工程問題，它自然進入了院士評價所關注的坐標體系。這不是“人進來了”，而是“問題走到了這里”。

汽車院士向電動化、智能化領域集中

進一步觀察近二十年來汽車領域院士的研究方向，一個清晰的趨勢已經展現出來，電動化正在成為中國汽車工程進入國家工程科技核心視野的主通道。

從孫逢春、歐陽明高等長期深耕電驅動、動力電池與新能源汽車系統工程的學者，到2025年最新當選的比亞迪廉玉波、寧德時代吳凱，這一代汽車相關院士的共同特征，并不在于“出身整車或零部件企業”，而在于他們所解決的問題，已經超越了傳統汽車工程的邊界。他們面對的是能源轉換效率、安全與壽命機理等一系列橫跨多學科的工程難題。

這種變化在無形之中證明，當下院士的集中出現，并不是因為“新能源汽車產業規模”的壯大，而是對“電動化工程問題復雜度”的一種高度確認。

現階段，電動化開始使汽車真正成為能源系統的一部分，同時電動化又天然要求高度的信息化與智能化，成為整車工程的中樞。這讓汽車不再是封閉的機械系統，而是嵌入國家能源結構和信息基礎設施中的開放系統。也正是基于此，汽車工程完成了身份躍遷，其開始成為能源系統、信息系統與制造系統的交匯點。而這種屬性，決定了其工程問題必然進入國家工程科技體系的核心關注范圍。

從郭孔輝時代的“單一坐標”，到今天多方向并行、跨體系分布的院士結構，中國汽車工業走過的不只是時間的積累，而是一次從以制造和應用為中心，轉向以系統建模、工程科學為核心的工程轉變。

所以當電動化成為這一轉變的主要載體，院士的集中出現，也就不再是偶然，而是一種必然的時代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