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沖動、總想辭職，可能是ADHD！

最近，羅永浩自曝自己有ADHD，讓越來越多人第一次意識到：也許困擾自己多年的，不是自律問題，而是被忽視的成人ADHD。

今天這期，我正好邀請到了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李冠軍主任，從專業視角拆解成人ADHD：它不是多動癥，也不只是注意力不集中，而是可能深刻影響學習、工作、親密關系的一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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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軍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

主任醫師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成人ADHD專病門診成立于2023年6月，依托我院多學科的綜合實力，在成人ADHD診治，尤其是共病抑郁、焦慮或雙相障礙診治方面我們更專業。如您的朋友有相關需求，請關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微信公眾號提前預約。

菠蘿： 我在網上看到一種說法，現在ADH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診斷率，尤其在發達國家一直在上升。中國也是這個趨勢嗎？

李冠軍主任：確實。前些年，國內關注成年ADHD的醫生并不多，這幾年的概念普及主要受國外影響。目前國際權威期刊報道，成人的ADHD患病率大約是2.58%。

大家可能對2.58%沒啥概念，我們對比一下：中國抑郁癥的患病率是3.4%，而大家覺得很嚴重的精神分裂癥，患病率其實只有0.6%。這樣一比你就發現，受ADHD影響的人其實蠻多的，但真正去醫院就診的比例卻很低。

菠蘿： 也就是說，發病率不低，但大部分人沒意識到，或者沒來看。

李冠軍主任：對。它是那種對生活功能影響很大，但就診率和治療率又極低的存在。

菠蘿： 現在社交媒體上有很多關于ADHD癥狀的對照表，很多人看完覺得自己“中招”了。這到底是大家以前沒意識到，還是容易造成自我誤診、亂扣帽子？

李冠軍主任：這是一個好問題。我個人傾向于認為，自媒體的宣傳是正向的。它讓潛在的患者知道有這么回事，進而愿意來醫院篩查。只要最終的診斷交給醫生，這種關注就是好事，它顯著提高了篩查率。

菠蘿： 提到ADHD，大家第一反應就是“小兒多動癥”，覺得肯定得“亂動”才算。但我身邊有些確診的成人，他們平時并不多動，甚至挺安靜的。ADHD和“多動”之間是不是沒有必然聯系？

李冠軍主任：沒錯。ADHD這四個字母，前兩個AD（Attention Deficit）是注意缺陷，后兩個HD（Hyperactivity Disorder）是多動障礙。

很多小朋友是典型的“多動”，坐不住、招惹同學，這種容易被家長老師發現。但還有很大比例的孩子，他是單純的注意缺陷，多動表現不明顯。 比如上課不吵不鬧，但腦子里在“跑馬燈”，老師講的一句沒聽進去。

這類“安靜”的孩子極易被漏診。他們往往靠著聰明，在中小學階段勉強應付，但到了大學或研究生階段，需要高度自律和長篇閱讀時，問題就徹底爆發了。

菠蘿： 所以很多人是成年后，被社會毒打到了某個階段，才發現自己“壞掉了”。那您在臨床上見過年齡最大的成人患者是多大？

李冠軍主任：我最近碰到的一位是53歲，都快退休了。他被粗心、沒條理困擾了一輩子。經過診斷和針對性治療后，他改善非常明顯，處理工作的條理性和專注力都提升了，他自己感覺特別好。

比如很多人覺得沒法克服的“重度拖延癥”，其實就是注意缺陷。我另外有個患者用藥后說：“以前家里亂成一團我也沒動力打掃，用了藥，我竟然啟動了，把家里弄得干干凈凈。”這種“啟動困難”的改善，往往能反過來佐證診斷的準確性。

菠蘿： 我剛才聽您的意思，注意缺陷和多動不一定非要同時表現得很明顯，對吧？

李冠軍主任：對，ADHD在臨床上主要分三個亞型：

1. 典型性：注意缺陷 + 多動（常見于小男孩）。

2. 沖動型：注意缺陷+ 沖動（成人多見）。表現為做決定極快、想走就走的旅行、沖動消費（買回來快遞都不拆）、情緒易爆、甚至容易產生賭癮、游戲成癮。

3. 混合型：三種癥狀都有。

菠蘿： 既然成人ADHD的癥狀這么隱蔽，又容易和“性格、習慣”搞混，醫生怎么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真的ADHD？

李冠軍主任：這是最有挑戰的地方。我們有一個“硬杠杠”：癥狀必須在12歲之前就有跡可循。

如果你是到了20多歲才突然出現注意力不集中，那可能不是ADHD，而是睡眠障礙、抑郁或焦慮導致的。抑郁和焦慮也會讓人腦子糊里糊涂，坐立不安。

所以診斷成人ADHD時，我們不僅要問患者，最好還要問父母，甚至看他們小時候的成績單和老師評語。如果老師寫著“這孩子很聰明，但就是太粗心、太皮、坐不住”，這就非常有參考價值。我們要排除掉情緒問題的干擾，才能給出一個確切的診斷。

菠蘿： 聽您的意思，所以成人ADHD也并不是正常人到了成年階段突然“冒出來”的，而是從孩子階段就一直存在的，對吧？

李冠軍主任：沒錯。很多人小時候沒被發現，一方面是因為當時醫療水平有限，另一方面是有些孩子雖然有注意缺陷，但表現得不那么“鬧騰”，就被漏掉了。

菠蘿： 那這個病能自愈嗎？如果小時候確實有，長大后有沒有可能自己就好了？

李冠軍主任：目前還沒有非常系統的縱向研究定論，但我們觀察到：隨著年齡增長，大腦神經發育逐漸完善，加上后天的行為訓練（比如家長老師的引導），確實有一部分人的癥狀會改善，成年后能正常應對生活，不需要用藥。

但更多的人像是一座“冰山”，水面上是成年后的焦灼，水面下是小時候就有的根源。當成年后的認知任務變重——比如要讀研、要當領導、要處理極其細致的財務審計時，原本能勉強應付的專注力就徹底“崩盤”了。臨床觀察來看，真正能完全“自愈”的比例，可能不超過 20%。

菠蘿： 大部分人可能只是慢慢學會了和它“共存”。

李冠軍主任：是的。ADHD 患者往往會本能地選擇更適合自己的職業。

比如，他們非常適合做 創意性、挑戰性 的工作，腦子里想法很多，只要有人幫他落地就行。但他們最怕那種“一板一眼、細致入微、準時準點”的工作，比如財務、審計。

菠蘿： 聽說ADHD患者還特別容易“裸辭”？

李冠軍主任：沒錯，反復換工作是成年 ADHD 的典型表現。一是受不了職場規矩的束縛；二是沖動，稍微不開心就“裸辭”了。

此外，還有家庭關系的緊張。比如妻子抱怨老公：“我跟你說話，你嘴里‘哦哦’答應著，結果一件事都沒做。”這種常被歸結為“不靠譜”或“不上心”的行為，其實很可能是因為他的注意力根本沒法聚焦，信息“左耳進右耳出”，壓根沒存進大腦里。

菠蘿： 說到這兒，我想替大家問一個最關心的問題：現在短視頻、手機干擾這么多，很多人刷著刷著一兩個小時就沒了。這種“分心”到底是因為環境太誘人，還是我們真的病了？

李冠軍主任：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社會問題。現在研究確實發現，長時間刷手機會傷害專注力。對于原本專注力就不好的人來說，這簡直是雪上加霜。

但我們要區分“社會問題疾病化”和真正的“精神障礙”。普通人有自控力，手機是工具；但 ADHD 患者因為缺乏自控能力，更容易對手機和游戲上癮。

菠蘿： 您能舉個具體的例子嗎？

李冠軍主任：比如你想在網上搜一個概念，普通人搜完看幾行就退出來了；但典型的 ADHD 患者會因為其中的一個詞點開另一個網頁，再點開另一個……最后開了幾十個網頁，一兩個小時過去了，他早就忘了最初要搜什么。這就是“注意力飄移”。

前兩年上網課，很多學生成績斷崖式下跌，就是因為脫離了老師的監督，ADHD 的特質在電腦面前暴露無遺——開著網課，手卻忍不住去點游戲和視頻。

菠蘿： 所以，手機和短視頻只是“放大鏡”，它加速或加重了原本就存在的生理性缺陷。

李冠軍主任：對。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問題都推給手機，這不公平，ADHD 確實有著生理學上的基礎。

對于青少年患者，如果問題不嚴重，我們通過非藥物干預——比如培養學習興趣、改善生活習慣、進行注意力訓練，往往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菠蘿： 明白。承認它的存在，然后學習如何科學地應對它，這才是關鍵。

我們回到疾病本身。現在醫學界對ADHD的發病機制研究清楚了嗎？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冠軍主任：在最新的診斷標準中，它被歸類為“神經發育障礙”。簡單理解，就是大腦神經系統的發育出現了一些偏差。

打個比方，正常人的注意力聚焦應該像舞臺上的聚光燈，能打在主角身上，同時也能兼顧周圍。但ADHD 患者的注意力像一把散光的手電筒，光是散的，他該聚焦時聚焦不了，反倒會被周圍無關緊要的信息強烈干擾。本質上，是他們大腦信息處理過程中，抑制和興奮的功能失調了。

菠蘿： 這和多巴胺這些神經遞質有關嗎？

李冠軍主任：關系很大。通過治療我們發現，使用激活多巴胺的藥物，患者的注意缺陷會明顯改善。

這屬于腦功能層面的調節偏差。如果你去做磁共振（MRI），是查不出什么器質性病變的，大腦里沒長東西，也沒少一塊。它主要是大腦司令部——前額葉的控制力不足。司令部管不住，底下就會表現出多動和注意力渙散。

菠蘿： 那在臨床門診，你們是怎么診斷的？有客觀的指標（比如驗血、腦電圖）嗎？

李冠軍主任：說實話，這是精神科醫生的一種“無奈”。目前 ADHD 缺乏像高血壓量血壓那樣客觀的生物學標志物，沒法通過驗血確診。

我們的診療非常依賴以下幾點：

1. 詳盡的病史：必須理清從 12 歲之前到現在的所有發育史。

2. 功能影響：如果癥狀對生活、工作影響很大，才需要貼診斷標簽和治療。

3. 鑒別診斷：排除抑郁、焦慮等其他情緒問題的干擾。

4. 認知評估：會做一些執行功能測驗（比如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或者近紅外腦功能檢查，看前額葉在做任務時能否被有效激活。
   

菠蘿： 聽起來非常考驗醫生的經驗。

李冠軍主任：是的，非常有挑戰。尤其是成人的鑒別診斷非常復雜。我們醫院在 2023 年 6 月開了專門的成人ADHD 門診，需求大得驚人。到 2025 年上半年，患者數量比開診前翻了 13 倍，首診確診人數同比也翻了一倍多。目前能看這個病的醫生還是個位數，掛號非常難。

菠蘿： 我有個好奇點：如果一個孩子成績很好，甚至考上了清華、北大，他也有可能是ADHD嗎？

李冠軍主任：完全有可能。我們確實碰到過名校畢業的患者。他們往往非常聰明，靠著過人的智商和“考前突擊”勉強畢業，但他們自己知道，為了達到這個成績，他們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意志力。

我見過一位名校畢業做金融的患者，他說：“我很多同學都去納斯達克敲鐘了，但我現在只能拼命保住這個崗位。如果我沒這個問題，我的成就遠不止于此。”

菠蘿： 明白。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我成績還行”就忽視了這種可能性。

李冠軍主任：尤其是小學、初中階段成績過得去的孩子，到了高中任務加重，或者到了大學突然“放飛”無人監管，癥狀就會爆發式顯現。如果一個孩子在環境變化時產生無法解釋的“大幅下墜”，家長一定要引起重視，去醫院看看，而不是簡單歸結為“他不認真”。

菠蘿： 這種干預是有效果的對吧？

李冠軍主任：對。典型的患者在經過藥物治療和行為矯正后，幫助是非常大的。

菠蘿： 還有一個說法：ADHD患者是不是對批評特別敏感？容易跟老師、上司起沖突？

李冠軍主任：倒不一定是由于“敏感”，更多是因為情緒失控和沖動。

普通人受到冒犯或聽到不同意見，能控制住情緒，默默接受。但 ADHD 患者往往控制不住。在青少年階段，這可能表現為嚴重的逆反，甚至被診斷為“對立違抗障礙”。他們不是故意不守規則，而是那股沖動上來了，大腦“司令部”按不住。

菠蘿： 提到ADHD，網上有兩個詞特別火，一個叫“智商代償”，一個叫“意志力代償”。這在精神科專業里是怎么看的？

李冠軍主任：這兩個詞在專業術語里提得少，但描述的現象在臨床上非常普遍。

先說“智商代償”。有些患者會告訴我，他小時候上課從不聽講，腦子里一直在“放電影”。但他很聰明，面臨考試時為了面子，突擊看兩天書就能考得很好。這種高智商掩蓋了注意力的缺陷。但這套邏輯到了讀研、讀博階段就失效了。

導師布置一個月的任務，他哪怕提前一天通宵也啟動不了，最后面臨延畢。當壓力大到智商也掩蓋不住時，問題才徹底暴露。

菠蘿： 那“意志力代償”呢？

李冠軍主任：這通常發生在那些內驅力極強的人身上。比如有的患者出身貧寒，深知必須好好讀書改變命運，這種責任感迫使他付出常人幾倍的努力去對抗分心。

他們會嘗試各種自救方法：到嘈雜的咖啡館讀書、強迫自己運動……他們用極大的毅力達到了社會的期待。但他會跟醫生說：“我累得不得了，為了達到別人的平均水平，我已經精疲力竭了。”

菠蘿： 這種努力往往讓醫生都很難在第一時間察覺到他們的病癥。

李冠軍主任：沒錯。很多成人之所以來看病，往往是因為孩子確診了。他看著孩子的診斷報告，一對比發現：“這不就是我小時候嗎？”

ADHD 是有遺傳傾向的。孩子現在面臨的學業壓力更大，如果孩子沒有父輩當年那種強悍的意志力去“代償”，問題就會更早顯現。

菠蘿： 大家常覺得ADHD就是“無法專注”，但其實他們對自己感興趣的事可以非常專注？

李冠軍主任：這是 ADHD 最矛盾的地方。他們對感興趣的事情能連續 8 小時坐著不動，不吃不喝，旁邊打雷都聽不見。

他們的注意力和場景高度相關：

1. 難以轉換：陷入感興趣的事就出不來，沒法隨時切換到正事上。

2. 追求即刻滿足：喜歡極度刺激的游戲，看視頻必須三倍速、四倍速，直接看結尾。那種需要 20 分鐘鋪墊情調的電影，他們根本看不下去。
   

菠蘿： 我還聽到一種說法，有的患者表現得很“溫和”，甚至做事“反復檢查”，這和我們印象中沖動、粗心的ADHD似乎完全相反？

李冠軍主任：這就是“繼發性”的表現。 比如有的患者內心非常憤怒、想發微信回懟別人，但因為“啟動困難”，他連打開手機編輯文字這個動作都完成不了，結果表現出來反而顯得很溫和。

還有的患者表面看很有秩序，出門反復檢查書包。原因是他以前丟過太多次東西、被罰過站，他為了面子，強迫自己產生了這種類似“強迫癥”的習慣。為了像個正常人一樣生活，他們付出的成倍努力，外人很難想象。

菠蘿： 聽您描述，那種“拖延”已經到了極致的程度。

李冠軍主任：沒錯。ADHD 的拖延是“極致的啟動困難”。

舉個極端例子：有的女孩可以賴在床上刷手機，憋尿憋到膀胱發炎都不肯去衛生間；或者餓得胃疼，只要沒人把飯送到嘴邊，她就不吃。這不是懶，是她的大腦在發送“啟動指令”時卡住了。

菠蘿： 所以，判斷一個人是不是ADHD，不能只看他“粗不粗心”，還要看他為了對抗這些特質，是不是已經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焦慮和壓力。

李冠軍主任：沒錯。大部分人都有拖延和分心，但只有當這種特質嚴重影響功能、讓你付出成倍代價去對抗、甚至導致嚴重的焦慮時，它才需要專業的醫學介入。

菠蘿： 聊了這么多癥狀，大家最關心的肯定還是治療。目前醫學上針對成人ADHD，主要的藥物干預是什么樣的？

李冠軍主任：在談 ADHD 藥物之前，我必須先強調一點：很多成年患者都伴隨有焦慮或抑郁。作為醫生，我們要先評估并干預這些情緒問題，因為它們往往更緊急，也更容易治療。

如果是單純、典型的 ADHD，目前國內主要的藥物有三類：

1. 精神振奮藥如哌甲酯類：它的療效很好，起效也快。但因為它屬于中樞興奮劑，如果使用不當會有成癮風險。所以國內把它列為 “ 一類精麻藥物 ” 嚴控，處方流程非常嚴格。

2. 托莫西汀：它不是興奮劑，主要是調節腦內神經遞質平衡。如果患者伴有雙相情感障礙或明顯的情緒波動，我們更傾向于選這一種。

3. 胍法辛：這原本是一種降壓藥，現在也用于 ADHD 。它能幫助大腦該 “ 管事兒 ” 的地方動起來，該 “ 安靜 ” 的地方停下來。
   

菠蘿： 聽起來這幾類藥各有側重，那它們的副作用明顯嗎？

李冠軍主任：確實各有各的“脾氣”。比如哌甲酯可能會影響睡眠、抑制食欲（所以對發育期的孩子要慎重）；托莫西汀可能會引起男性的性功能障礙，這讓很多成年男性患者比較困擾；而胍法辛因為原本是降壓藥，可能會讓敏感人群出現低血壓。所以，醫生在開藥時必須非常慎重。

菠蘿： 很多人會覺得，如果我已經工作了，不需要考高分了，是不是就沒必要吃藥了？

李冠軍主任：這是一個誤區。北歐國家有一些長期的系統研究發現：ADHD 的治療，遠期收益不僅僅是改善學習和工作，更是“保命”。

ADHD 患者因為容易走神、追求刺激、情緒不穩定，發生車禍、意外傷害、自傷自殺的比例顯著高于常人。規范治療后，這些意外風險會明顯降低。此外，它還能降低患者為了尋求刺激而去嘗試毒品或違禁藥物的風險。

菠蘿： 那這類藥需要終身服用嗎？

李冠軍主任：不一定，因人而異。很多時候，我們建議在面臨關鍵人生節點（比如升學、高強度項目）時堅持治療。

其實，我們更希望患者在藥物的幫助下，找回自控力，進而建立起一套健康的、非藥物的應對機制：

• 有氧運動：系統的堅持對大腦很有好處。

• 環境監督：比如有個作息規律的室友、在干擾項極少的環境下工作。

• 治療假期：為了避免耐藥性，有的患者周末可以停藥，讓大腦歇一歇。

我們希望患者在“能控制自己”的這段時間里，把生活捋順，養成規律的習慣。

菠蘿： 聽起來，藥物更像是一個“助推器”，幫我們把跑偏的生活拉回正軌。

網上有一種說法，覺得 ADHD 不一定一無是處，甚至有人說這是遠古時代的“獵人基因”——在狩獵時，那種高度警覺、不安于室的特質反而是優勢。您怎么看這種“多樣性”？

李冠軍主任：作為一個醫生，我可能沒法看回到遠古那么遠，但我承認這種特質在現代社會確實是一把“雙刃劍”。

不過，我必須直白一點（雖然可能有點冒犯）：現在確實有一部分年輕人，主觀上希望自己被診斷為ADHD，以此來逃避學習壓力或責任，把它當成一個“理由”。

菠蘿： 把它當成“擋箭牌”了。

李冠軍主任：是的。在臨床上，我們要分辨一個人到底是輕微的ADHD，還是普遍意義上的懶散、缺乏內驅力，這非常難。

很多青少年來到診室，匯報病史非常有條理，也沒有多動表現，其實并不符合嚴格的診斷標準。對于這類孩子，我通常建議先做好自律管理。我們發現，很多小小年紀出國留學的孩子，到了陰冷、缺乏陽光的地方，加上脫離了父母監管，整天窩在房間里玩游戲，這時候最容易出現類似 ADHD 的癥狀。

菠蘿： 看來環境和陽光帶來多巴胺分泌對狀態的影響也很大。

李冠軍主任：沒錯。現在的誘惑和分心的東西太多了。我們小時候沒手機、沒電視，目標反而清晰。現在的年輕人要達到那種專注狀態，挑戰確實大得多。

菠蘿： 提到職業，很多名人都說自己有ADHD。是不是只要找對領域，ADHD也能爆發很強的力量？

李冠軍主任：非常對。當年輕的來訪者問我職業建議時，如果他確實是典型的 ADHD，我會直說：你不適合做法律（需要扣細節）、財務或審計（不能出半點錯）。

這種“司令部控制力弱”的大腦，更適合做設計、創意、頭腦風暴。那種需要創造力的藝術，往往需要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思維。

菠蘿： 順著興趣走，而不是逆著天性硬剛。

李冠軍主任：對。我們要強調一點：ADHD 患者在面對極其感興趣的事情時，是可以“超強專注”的。但這種專注也有代價，就是“時間盲感”。

我有位患者說，他打開電腦做自己喜歡的事，一抬頭天黑了，完全沒意識到 6、7 個小時過去了。他對自己在這個時間段里做了什么、外界發生了什么（比如太太叫他吃飯）完全沒印象。這常被家人誤解為“冷漠、不上心”，其實是因為他的注意力標記功能失效了。

菠蘿：今天聽李主任聊了這么多，真的顛覆了我很多認知。ADHD不僅僅是“多動”，它背后有著復雜的代償、極端的專注和職業的適配。在節目的最后，李主任能不能送給所有關心這個病，或者正被它困擾的人一句話？

李冠軍主任：勤能有恒，事無不成。做事如果只能保持三分鐘的熱度，有時候與其糾結到底是病還是非病，我覺得更應該主動求變，彌補自己的短板。如果你本來就有很強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做到勤能有恒，就是又勤奮又能堅持，那就真事無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