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從事高中教學工作二十余載,我曾以為憑借積累的經驗足以從容應對三尺講臺。直到擔任見習教師規范化培訓帶教導師,遇見羅老師,這份“教”與“學”的雙向奔赴,才讓我真正體悟到:帶教不是經驗的單向輸出,而是以徒為鏡,實現自我專業提升的二次綻放。
初識羅老師,是她抱著厚厚的聽課筆記敲開我辦公室門的那天。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記錄著我的課堂環節、提問設計。“劉老師,我模仿您的方法上課,學生卻總說‘數據太枯燥’,討論不起來。”這個教學環節我已沿用八年,從未想過背后的理論支撐。
那天晚上,我翻出塵封已久的教育學著作,卻發現許多理論知識在腦海里已經模糊,曾經依賴的“教學直覺”,在專業追問面前顯得如此蒼白。我意識到,要給青年教師一杯有深度的水,自己必須成為一條奔流不息的河。從此,我重新開啟系統閱讀之路,并將書中理論與教學實踐精準對接。當我把自己的思考分享給她時,我也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從“經驗型教師”向“理論型教師”的第一步跨越。
如果說理論追問讓我補短板,那羅老師的實踐反思則推著我尋求突破。在指導她備戰校級公開課“政治與生活”時,我向她詳細傳授了“議題提出—情境創設—小組討論—總結歸納—遷移應用”的教學方法。可羅老師試教時,卻總少了些感染力。課后她坦誠地說:“劉老師,您講課時結合自己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的經歷,眼神里都有光,我學不來這種感覺。”這句話像一記重錘,讓我猛然驚醒:我只教給她“術”,卻忘了傳“道”;只要求她規范教學,卻忽視了教師本身才是最好的示范。
為了給羅老師樹立鮮活的榜樣,我決定打破“舒適區”,以參賽倒逼自我提升。報名參加東莞市“品質課堂”比賽時,我選擇了極具挑戰性的課題“文化強國與文化自信”。從議題確定到文本組合,從活動設計到評價方式,我全程邀請羅老師參與研討。備賽過程中,我特意讓她觀察我的教學設計思路。有一次磨課到深夜,羅老師突然說:“劉老師,我現在明白您說的‘身正為范’了,您對思政課的信仰與對本土文化的熱愛,本身就是最好的教學。”最終,憑借這堂課我獲得東莞市“品質課堂”比賽二等獎,而羅老師在后續的公開課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富有感染力的教學風格。這種“師徒合作、教學相長”的備課模式,讓我在與青年教師的碰撞中煥發出新的活力。
在指導她進行教學實踐時,我還發現這個細心的姑娘有個極好的習慣:每次課后都會詳細記錄教學得失,大到議題設計的疏漏,小到某個引導語的措辭問題,甚至會附上不同層次學生的課堂反饋。看著這本翔實的日志,反觀自己,從教二十余年,積累了上百個思政教學案例,卻從未系統梳理總結那些在課堂上閃光的引導技巧、化解學生認知困惑的方法,它們都像散落在沙灘上的貝殼,沒能串聯成完整的風景。
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教學經歷,將那些“憑感覺”解決的問題,轉化為有邏輯、可復制的教學策略。我和羅老師結成“總結搭檔”,她負責記錄實踐細節,我負責提煉核心觀點,我們一起梳理教學中的困惑與收獲。
帶教像是一場彼此滋養的過程,那些深夜共讀教育名著的時光,那些磨課到凌晨的討論,那些一起梳理總結的日子,不僅讓她從一名懵懂的見習教師成長為獨當一面的青年骨干,更讓我突破職業瓶頸,實現了從“經驗型教師”向“研究型教師”的蛻變。
(作者單位:廣東省東莞市長安中學)
《中國教育報》2026年01月05日 第06版
作者:劉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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