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傾心相待,換來的卻是一記響亮的耳光,新加坡大概從未想過,自己悉心維護了二十年的特殊關系,一份白紙黑字的長期約定,到頭來竟是如此脆弱。
當對方毫無預兆地改變了游戲規則,將自己從“朋友”的名單中悄然劃去時,那份震驚與失望,恐怕難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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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讓這段看似牢固的伙伴關系一夜變味?當維持了二十年的默契被單方面打破,除了悔不當初,又能剩下些什么?
多年前,新加坡和美國之間,有一份自由貿易協定,已經安安穩穩地運行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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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看來,這不僅僅是一份商業合同,更像是一種保障,一種讓自己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的安全感。
為了這份“保障”,新加坡拿出了十足的誠意,對所有從美國來的商品都打開大門,不收一分錢關稅,這種做法在國際貿易里可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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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是,新加坡從美國買的東西,遠遠超過賣給美國的東西,長年下來,自己反倒成了貿易逆差的一方。
即便是在雙邊貿易額創下新高的年份,美國依然從新加坡這里賺走了不少順差,很多人可能覺得,這樣的“朋友”關系應該很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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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可能也曾這么認為,畢竟,自己不僅遵守協定,還讓對方實實在在地賺了錢,于情于理,都應該被看作是核心的合作伙伴。
現實卻在2025年給了所有人一記重擊,那年春天,美國突然宣布了一項新政策,要對全球幾乎所有貿易伙伴的進口產品加征10%的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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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大家都在看,新加坡會不會被豁免?
畢竟有二十年的自貿協定擺在那里,而且新加坡對美貿易還是逆差,根本不符合美國聲稱的征稅理由。
結果出人意料,新加坡的名字赫然在列,沒有豁免,同樣需要面對10%的關稅,這一下,新加坡方面的情緒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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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黃循財在公開場合直接表達了“非常失望”,甚至直言,這種做法“不是能對朋友做出的事”。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的這個舉動,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那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時代已經過去,世界正進入一個更加隨心所欲、充滿保護主義色彩的危險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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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美國此舉等同于徹底放棄了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多邊貿易體系,這件事帶來的直接沖擊當然是經濟上的。
新加坡是一個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國家,貿易額對經濟產值的貢獻率極高。
關稅一來,新加坡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成本就高了,競爭力自然下降,特別是電子和精密制造這類支柱產業,訂單減少的風險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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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需求如果因此疲軟,新加坡的經濟必然受到拖累,經濟學家們也迅速調低了對新加坡未來的經濟增長預期。
不過,比直接的經濟損失更深遠的,是這件事對信心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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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執行了二十年的自貿協定,說被無視就被無視,這讓人們開始懷疑,所謂的國際規則和契約,在絕對的實力面前到底還算不算數。
這種不確定性,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投資意愿打擊很大,面對這種局面,新加坡的選擇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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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你對我加稅,我也可以對你加稅,進行報復,但新加坡沒有這么做。
貿工部長顏金勇解釋說,新加坡不會采取報復性措施,因為那樣只會把成本轉嫁給自己的企業和消費者,讓大家的日子更難過。
他們的應對方式更偏向于“內部挖潛”和“多找朋友”,一方面,他們通過外交渠道,在雙邊和多邊場合持續向美國表達關切,爭取豁免。
另一方面,政府大力鼓勵企業尋找新的出口市場,實現多元化,同時加強和周邊區域的供應鏈聯系,提升整個區域的抗風險能力。
此外,他們還加碼推動本地制造業升級,搞創新,搞高科技,希望減少對外部單一市場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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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系統性地應對挑戰,新加坡政府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經濟韌性特別工作組,這個事件也折射出全球格局的深刻變化。
美國的新戰略明確提出,要調整其全球角色,不再試圖去遏制所有大國的崛起,而是更加關注自身所在半球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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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美國國防部長在公開場合依然強調“印太地區”是優先戰略區域,但有專家評論認為,其政策的本質變得更具交易性,安撫盟友變得越來越困難。
這種變化,讓長期依賴穩定外部環境和清晰國際規則的新加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就曾在新年談話中指出,各國都在以安全為由重組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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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得開放市場的理念受到挑戰,新加坡必須全面更新自己的經濟策略來適應新環境。
對于新加坡來說,過去的平衡策略——經濟上與區域緊密聯系,安全上依賴與美國的合作——正變得越來越難維持。
當大國之間的競爭加劇,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型開放經濟體,很容易被夾在中間,面臨選邊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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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加坡在一些科技領域的表態,也被外界解讀為是在地緣政治壓力下,試圖將其未來與美國及其盟友更緊密地綁定的信號。
這無疑是一場充滿風險的戰略調整,可能會影響其長期以來建立的“中立”信譽,說到底,新加坡的遭遇是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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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告訴我們,在一個由實力主導的世界里,單純依靠善意和契約精神來維持關系,可能是不夠的。
當大國的國內政治和戰略重心發生轉移時,過去的承諾和協議都可能被重新解釋甚至擱置。
這對所有深度參與全球化、尤其是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型經濟體來說,是一個必須正視的殘酷現實。
他們的應對之道——不搞對抗、務實調整、加強自身韌性——也為其他面臨類似困境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值得研究的案例。
所以,回過頭來看,我們不禁要問,當國際關系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改變時,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到底應該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
對于那些努力在全球舞臺上尋找自身位置的國家而言,這或許是一個需要長期思考和探索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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