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關東軍硬塞個日本媳婦給溥杰，想給皇室換個種，結果這女人讓所有大佐都傻眼了

“我要跟你離婚。”

說完這話，房間里兩個人都哭了，一個是中國最后一個皇帝溥儀，一個是中國最后一個皇妃福貴人。

11年的分離，11年的等待，落得這樣的凄慘結局，令人唏噓。為什么兩人在重逢后訣別？這是一段怎樣不為人知的心酸事？

01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東京九段軍人會館，那天的櫻花開得那叫一個爛漫，可你要是往那會館里頭一瞅，氣氛壓抑得能讓人窒息。

這里正在辦一場全日本都盯著的婚禮，新郎是大清宣統皇帝的親弟弟溥杰，新娘是日本侯爵嵯峨公勝的孫女嵯峨浩。按理說，這又是皇親又是國戚的，怎么著也得是個歡天喜地的場面吧？

可你再仔細看看底下的賓客，除了幾個必須到場的親戚撐門面，剩下全是清一色的日本軍裝，一個個腰板挺得筆直，手按著指揮刀，那眼神不像是在看新人，倒像是在看兩個等待驗收的“產品”。

這哪是什么喜結連理，這就是關東軍精心布下的一個局，一個狠毒到要把愛新覺羅家的血脈徹底洗牌的“絕戶計”。

就在東京這邊奏樂行禮的時候，幾千公里外的長春偽皇宮里，溥儀正在自己的書房里像頭困獸一樣來回轉圈。他那張蒼白的臉上全是冷汗，眼珠子通紅，死死盯著墻上的掛鐘，每一秒的滴答聲都像是在敲他的喪鐘。

他不怕弟弟結婚，他怕的是弟弟生兒子。

日本人逼著溥杰娶這個日本貴族小姐，算盤珠子都要崩到溥儀臉上了——他們嫌溥儀不聽話，又生不出孩子，所以急著培養一個帶有日本血統的“繼承人”。只要嵯峨浩的肚子爭氣，生出個帶日本血統的男孩，那個所謂的《帝位繼承法》立刻就會生效。

到時候，他這個沒有利用價值的“皇帝”，估計吃飯噎死、喝水嗆死都是輕的，弄不好哪天就直接“病逝”了，然后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侄子就會順理成章地坐上皇位，把這東北的大好河山徹底變成日本人的囊中物。

這根本不是婚禮，這是給溥儀脖子上套絞索的第一步。

可這幫機關算盡的參謀們，千算萬算，唯獨漏算了一樣東西——人心這玩意兒，它是不可控的。

02

這事兒說來也是老天爺愛開玩笑。關東軍那幫人拿著放大鏡選妃，挑中嵯峨浩，就是看重她出身高貴、受過良好的皇室教育，覺得這種溫順的貴族小姐最好擺布，肯定是安插在溥杰枕邊最聽話的定時炸彈。

結果呢？這兩個被強行捏在一起的年輕人，見第一面的時候，劇情就跑偏了。

溥杰那年三十歲，剛離過婚，心里那是拔涼拔涼的，本來以為自己就是個待宰的羔羊，要娶一個盛氣凌人的日本女特務。沒成想，那天站在他面前的嵯峨浩，溫溫柔柔，羞羞答答，一點沒有日本軍國主義那種狂妄勁兒。

嵯峨浩那邊呢，家里本來都要嚇死了，以為要嫁到那個“野蠻”的地方去受罪，結果一看溥杰，戴個圓眼鏡，斯斯文文，還會一口流利的日語，當時那臉“騰”地一下就紅了。

這倆人，那是真把這充滿陰謀的政治聯姻，硬生生過成了蜜里調油的小日子。

婚結了，蜜月度了，等到一九三七年，溥杰帶著懷了孕的媳婦回長春，溥儀那邊可是防賊一樣防著這一家子。

一家人坐一塊兒吃飯，只要是嵯峨浩親手做的菜，溥儀那是死活不動筷子。非得等著弟弟溥杰先吃一口，嚼爛了咽下去了，確認沒毒死，他才敢戰戰兢兢地夾一點。在他眼里，這弟媳婦就是個時刻準備要他命的日本間諜。

那時候，溥儀身邊有個叫吉岡安直的日本中將，這貨在偽皇宮里那就是“太上皇”，整天盯著嵯峨浩的肚子，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就盼著那個“皇位繼承人”趕緊蹦出來。

日子一天天過去，一九三九年，嵯峨浩要生了。

產房外頭，吉岡安直比誰都積極，早早就讓人準備了一份厚禮，還特意準備了兩根綢帶，神神秘秘地告訴手下人：要是生男的，就系藍帶子，立刻發電報報喜；要是生女的，就系紅帶子。

整個偽皇宮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所有人都知道，這孩子性別一出，那就是人頭落地或者皇位更迭的大事。

終于，產房里“哇”的一聲啼哭傳了出來。護士慌慌張張跑出來報信。

吉岡安直興沖沖地跑過去一看，那臉色瞬間就跟吃了蒼蠅一樣，由紅變白，由白變青。那份精心準備的禮物，連送都沒送，直接狠狠摔在地上，罵罵咧咧地轉身就走了。

是個丫頭，取名叫慧生。

這一聲啼哭，直接把溥儀從鬼門關拉回來了。聽說是個侄女，溥儀樂得后槽牙都快出來了，那叫一個揚眉吐氣。打那以后，他吃飯也敢讓嵯峨浩上桌了，還特意買了鋼琴給這小侄女玩，看這弟媳婦也順眼多了。

你看，這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荒誕。一個日本軍官盼星星盼月亮想生個兒子來控制中國，一個中國皇帝提心吊膽盼著生閨女保命，最后老天爺誰的面子也沒給，給了個最原本的答案：這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孩子。

03

但這好日子就像那肥皂泡，看著五彩斑斕，一戳就破。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那是真沒轍了，廣播里甚至還帶著哭腔，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投降不要緊，偽滿洲國那幫人瞬間就成了喪家之犬，樹倒猢猻散。

當時的情況有多亂？簡直就是沒頭蒼蠅亂撞。溥儀帶著一家老小，那是連滾帶爬地往通化跑，準備從大栗子溝那個地方坐飛機逃往日本。

到了沈陽機場，那是怎么樣一副慘狀啊。引擎轟鳴，螺旋槳卷起的風沙吹得人眼睛都睜不開，遠處似乎都能聽見蘇聯紅軍坦克的履帶聲。

跑道上停著一架蘇制小飛機，機艙口窄得像個嗓子眼。這飛機太小了，根本裝不下所有人。

這時候，最考驗人性，也是最殘忍的一幕來了。

飛機的座位有限，溥儀自己先鉆進去了，把傳國玉璽揣在懷里。溥杰也跟進去了，幾個貼身隨從也拼命擠進去了。

然后呢？艙門“砰”地一聲關了。

跑道邊上，孤零零地站著皇后婉容，站著嵯峨浩，還站著那個只有幾歲的二女兒嫮生。

那一刻，螺旋槳的聲音震耳欲聾，可嵯峨浩覺得整個世界都安靜了。她是為了這個男人，背棄了顯赫的家族，背棄了自己的祖國，跟著他來到這片陌生的土地，結果在生死關頭，她像一件過季的行李一樣，被無情地扔在了跑道上。

飛機起飛了，帶著她的丈夫，越飛越遠，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云層里。

留給她的，是即將到來的蘇聯紅軍，是遍地的流兵游勇，是無盡的黑暗和未知。

這一別，誰也沒想到，竟然就是整整十六年。

之后的日子，對于這夫妻倆來說，就是兩個平行世界的地獄。

溥杰跟著哥哥被蘇聯人抓了，在伯力監獄啃黑面包，后來又被送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從皇弟變成了囚犯編號，整天都在寫檢討、改思想，在那高墻電網里頭熬日子。

嵯峨浩更慘，她帶著孩子，拖著那個已經瘋瘋癲癲的皇后婉容，在東北的冰天雪地里流浪。那時候的東北，亂成了一鍋粥。她們被八路軍保護過，也被關押過。

你想想，一個從小錦衣玉食的侯爵小姐，哪吃過這種苦？為了給孩子換口吃的，她把結婚時的首飾一個個從懷里掏出來賣掉，甚至一度為了不被搶走，把金戒指吞進肚子里。

后來好不容易輾轉回了日本，日子也不好過。娘家雖然是貴族，但在戰后的日本也是落魄鳳凰不如雞，還得忍受周圍人指指點點，說她是“滿洲國的殘渣”，是日本的恥辱。

但這女人骨子里是真倔，倔得讓人心疼。

她在日本守著活寡，拉扯著兩個女兒，心里就一個念頭：我是愛新覺羅家的人，我是中國人，我得等我丈夫回來。誰勸她改嫁，她就跟誰急。

04

可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專找苦命人。這十六年的等待，沒等到團圓，先等來了一場剜心刺骨的悲劇。

那個當年讓吉岡安直氣得摔東西的大女兒慧生，長到了十九歲，出落得亭亭玉立，那模樣簡直就是嵯峨浩年輕時候的翻版。她在大學里，愛上了一個叫大久保武道的日本男同學。

這本來是少男少女情竇初開的好事，可嵯峨浩知道了以后，簡直像瘋了一樣。

她死活不同意，理由倔得讓人沒法反駁，又讓人覺得無比沉重：“你是中國人的女兒，必須嫁給中國人，怎么能嫁給日本人？你爸爸還在中國改造，你嫁給日本人，對得起你爸爸嗎？”

你看，這個女人，已經被歷史和政治徹底綁架了。她太想證明自己對那個中國丈夫的忠誠，太想洗刷自己身上“日本侵略者親屬”的烙印，結果把這份沉重的十字架，壓在了女兒稚嫩的肩膀上。

慧生沒辦法，偷偷給遠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父親寫信求救。

溥杰那時候正在接受改造，思想覺悟“高”得很，生怕自己哪句話說錯了影響特赦。他在回信里全是官話套話，大概意思就是“聽你媽的，要以大局為重”。

這封信，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日本天城山，大雪封山，冷得連鳥都不敢飛。

搜救隊在山里找了兩天兩夜，最后在樹林深處找到了他們。十九歲的慧生，手指上纏著那根原本代表著喜慶的紅線，手里握著那個日本男生的手，兩個人并在了一起，腦袋上是黑洞洞的槍口。

這是殉情。

這個消息傳到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時候，溥杰正在縫衣服。拿到信的那一刻，他的手抖得像篩糠一樣，那針頭一下子扎進肉里，血珠子冒出來他都感覺不到疼。

那是他最疼愛的大女兒啊，當年就是這個孩子的出生保住了他的命，如今他連最后一面都沒見著。甚至可以說，是他和妻子的那份被時代扭曲的偏執，間接推了女兒一把。

在那個冰冷的牢房里，溥杰哭得像個孩子，撕心裂肺地寫下了那首泣血的詩：“嗚呼慧兒！吾伏枕哀吟，汝不可聞……”

這哪是詩啊，這分明是一個父親在滴血。

05

慧生的死，用一種最慘烈、最決絕的方式，換來了父母命運的轉機。

這孩子生前給周恩來總理寫過一封長信，求總理讓父母通個信。周總理那是何等的人物，那是心懷天下的大仁大義，看了信之后動了容，特批他們恢復通信。

一九六一年五月，北京火車站。

那天的風有點大，汽笛聲長鳴，列車緩緩進站，那摩擦鐵軌的聲音聽得人心里發顫。站臺上，剛剛獲得特赦沒多久的溥杰，穿著一身筆挺的中山裝，頭發已經花白了，在那探頭探腦，緊張得手都沒地兒放，一會兒搓搓手，一會兒整整衣領。

車門“咣當”一聲開了，一個身影走了下來。

是嵯峨浩。

十六年啊，整整十六年。當年在沈陽機場分別的時候，她還是個風華正茂的少婦，如今站在面前的，已經是個滿臉風霜的老人。

她手里緊緊抱著一個白色的盒子，那不是別的，是慧生的骨灰。

兩個人沒有像電影里演的那樣擁抱，沒有痛哭流涕。嵯峨浩走上前，看著這個自己等了半輩子的男人，第一句話竟然是低著頭，聲音顫抖地說：“對不起，我沒把孩子照顧好。”

溥杰那個眼淚啊，刷地一下就下來了，止都止不住。他顫顫巍巍地接過那個骨灰盒，就像接過了這十六年的血淚債，就像接過了女兒冰冷的尸體。

那天，他們回到了北京的新家。嵯峨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件穿了十幾年的日本和服脫了下來，疊得整整齊齊壓箱底，然后換上了一件中國的旗袍。

這之后，不管外面的局勢怎么變，不管別人怎么議論她是日本人，這個女人再也沒離開過中國一步。

她像個地地道道的北京老太太一樣，陪著溥杰逛公園、買菜、做飯。兩個人相濡以沫，把那錯過的十六年，一天一天地補回來。

一九八七年，嵯峨浩病重。臨走的時候，她拉著溥杰的手，眼睛里已經沒有了光彩，嘴里念叨的不是日本的櫻花，不是家族的榮耀，而是：“我死后，要把我的一半骨灰留在北京，我要永遠陪著你。”

溥杰那個時候，已經老得背都直不起來了，他握著妻子的手，一聲聲喚著：“浩，浩……”

可惜，這一次，那個等了他十六年、守了他一輩子的女人，再也聽不見了。

七年后，溥杰也走了。按他的遺囑，他的骨灰也分成了兩半，一半在北京，一半在日本，和妻子、女兒葬在了一起。

這故事吧，得從一張照片說起。葉霞翟16歲那年，就因為看了一眼胡宗南的照片，這輩子就搭進去了。

1962年3月14日凌晨，胡宗南在睡夢里尖叫了幾聲，舉起手，然后就昏迷了，幾個鐘頭后人就沒了。

葉霞翟就那么一直守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胡宗南死后，她就繼續教書、寫作，到了1981年，她在臺北去世，六十八歲。從16歲到68歲，她這大半輩子，都跟那個穿軍裝的男人綁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