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高度政治化軍隊邏輯中,存在一個核心悖論——絕對忠誠往往是結構性的脆弱點。
在政治化高度集中的軍隊或政權體系里,絕對忠誠指軍隊或安全系統對領導人或政權個人的依附,超越制度、法律甚至國家利益。這意味著權力核心與軍隊利益高度綁定,任何威脅領導人存續的風險都會直接觸動軍隊利益。
這看起來應當是穩定的保障,但在邏輯鏈條里,絕對忠誠也等于絕對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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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軍隊忠誠等于與個人利益綁定,既然存在利益,就會存在代價。當忠誠對象面臨生死存亡的極端威脅時,追隨者的個人利益與生存立即與領導人的命運綁定。理性選擇會驅動原本忠誠的軍官,為了自保而重新調整立場。也就是說,絕對忠誠在極端情況下可能瞬間轉化為絕對不忠誠。
這就是現代高度政治化軍隊的悖論:越是表面忠誠、越是高度集權,一旦結構被破壞,背叛的速度也越快。稍遠些的有蘇聯赫魯曉夫,近些的有薩達姆、卡扎菲、巴沙爾等等諸多人物,都可作為例證。
與高度個人化、政治化的軍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家化、制度化的軍隊。
在成熟國家體系中,軍隊的忠誠不是綁在某個個人身上,而是綁定在國家制度和憲法框架上。領導人個人的生死、權力更迭,對軍隊來說是次要的風險變量,因為軍隊的存在與行動有明確制度化流程,包括指揮鏈、接替機制、法律責任和長期利益保障。
在這種體系下,即便最高領導人遭遇突發事件,比如死亡、被捕或臨時失蹤、有下臺風險,軍隊也不會瞬間瓦解或背叛國家。它會依照制度執行命令、維護國家秩序,并等待合法繼任者上位。這種忠誠不是情緒化或利害驅動的綁定,而是一種制度性、可預測的行為模式。
舉例來說,戴高樂曾在1961年面臨局部叛亂,軍隊仍按制度執行命令。
美國歷史上總統多次遇刺,但從未形成混亂。美國軍隊效忠憲法和國家制度,而不是個人總統,權力過渡會按憲法順利進行。
再說近兩年的韓國,總統尹錫悅與反對黨議會僵持,尹錫悅宣布全國進入戒嚴狀態,并試圖利用軍隊控制國會等關鍵點。可是韓國軍隊并不效忠于尹錫悅個人,他們沒有持續執行尹錫悅的越權指令,也沒有圍攻議會或與民眾發生沖突。
這些國家體現的是制度化軍隊的忠誠與國家制度綁定,而非領導人個人命運,因此政權在危機中仍能保持穩定。
同理,澤連斯基可以頻繁前往前線視察,普京從來沒有。因為澤連斯基死了烏克蘭可以再選一個總統,抵抗決心不會變;普京若是死了,那就不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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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馬杜羅,委內瑞拉政府軍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軍隊。在委內瑞拉政府官方宣傳中,軍隊被反復塑造成玻利瓦爾民族解放傳統的繼承者、查韋斯“玻利瓦爾革命”的武裝保障、以及抵抗美帝國主義的最后防線。
馬杜羅的將領多半靠靠政治忠誠晉升,與政權高度捆綁。這樣一支軍隊,理論上是應該拼死保護馬杜羅的。然而事實上并沒有,歷史再次重演,如果領導人大勢已去,那繼續對抗就絕不是最優解,出賣他反而是更符合利益的選擇。 于是表面看似不可動搖的軍隊,在關鍵節點往往最先放棄領導人,留下的是迅速瓦解的政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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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說什么美帝軍事力量強大,委軍弱小之類的話。總統在官邸被人抓走,考驗的不是戰斗力,只是忠誠。在委內瑞拉這個場景,在即將樹倒猢猻散之際,看不到英勇忠誠的委軍革命戰士,保護馬杜羅的反而是古巴雇傭軍,你能說這不是種諷刺嗎?
絕對忠誠等于絕對不忠誠,相信馬杜羅深刻體會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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