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為何總在風暴中心？

委內瑞拉國旗在戶外飄揚。圖源：視覺中國

委內瑞拉在歷史上長期是西班牙帝國的偏遠邊疆地帶。1498年至1811年，這片位于南美洲北緣的土地處于西班牙殖民統治之下。如果說盛產貴金屬的秘魯和墨西哥是西班牙國王王冠上的“寶石”，那么委內瑞拉則是“一片被棄置無用的土地”。在殖民者看來，當地沒什么有價值的礦產資源，也缺少可以供應歐洲市場的農牧商品。在西班牙統治當地的300多年間，這里主要作為一個防御前沿發揮作用（如同阿根廷和智利）。

19世紀初，委內瑞拉成為最早宣告獨立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之一。1811年，當地群眾宣布這塊土地獨立。此后，一場艱苦卓絕的獨立戰爭在這片土地上展開。它先是成為大哥倫比亞共和國（la Gran Colombia）的組成部分，后在1830年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獨立戰爭時期崛起的軍事領導人走向政治前臺，掌握執政權力。他們既依靠自己掌握的軍事力量威懾、打擊地方分離勢力，又通過發展對外貿易籠絡地方實權派。這些做法有效推動了國家形成，使領土疆域得到鞏固。

獨立以來，這個年輕共和國經歷一輪又一輪治亂循環的考驗。先是一位“強人”依靠武力執掌大權，然后在內外壓力之下黯然退場；接下來，一群“強人”趁亂而起，爭權奪利。一種記述認為，該國在1830年至1903年出現39場全國革命，爆發127次起義。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委內瑞拉的整體形勢趨于穩定，但國家建構依然面臨巨大的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力依然有限，其權威難以向外圍地區、向下層社會有效滲透。自由放任思想的流行，微薄的財政收入，都意味著政府難以拿出資金用于改善公共服務。

石油的大規模開采使委內瑞拉在20世紀初迎來前所未有的轉機。該國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也具有優越的區位和開采條件，對外國石油公司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從而能夠在短時間內崛起為世界石油生產和出口中心。對委內瑞拉而言，石油帶來的出口收入超過以往任何一種大宗出口商品。在石油收入的推動之下，該國經濟實現持續而快速的增長。至1970年，它已躋身當時世界上最富有20個國家行列，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僅在拉美位居榜首，還超過了西班牙、希臘和以色列。就富裕程度而言，此時的委內瑞拉距離發達國家行列并不遙遠。

石油的大規模開采不僅在經濟領域帶來重大改變，還影響到委內瑞拉社會的方方面面。石油收入強化了中央集權，地方政府再也無力挑戰中央的權威；石油繁榮使該國形成大規模內部人口遷徙，助推城市化進程，重塑了階級構成；伴隨城市化的推進和階級結構的變動，新的社會集團和政治行為體開始崛起，并改變了國家的政治面貌；石油強化了大眾對國家的認同，各派政治力量積極參與討論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石油收入。簡而言之，1900年以來，沒有哪個拉美國家像委內瑞拉一樣經歷如此整體性的轉變。

石油成為委內瑞拉構建現代政治體制的經濟基礎。20世紀中期，該國成功實現從威權體制到民主體制的轉型。在1958年之前，該國是民主化水平最低的拉美國家之一；在1958年之后，該國因其民主體制的高制度化水平和穩定運轉而被視為拉美的“民主櫥窗”。該國不但建立民主體制，還形成一套支撐民主體制穩定運轉的治理體系。這一體系以石油收入為“潤滑劑”，以精英和解與精英共識為政治基礎，由國家在經濟社會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國家通過主要政黨控制的職團網絡分配石油收入，能夠使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滿足，從而達成跨階級合作。換言之，石油收入使委內瑞拉獲得寶貴的經濟資源，從而有能力化解政治風險、緩和社會矛盾。20世紀60年代，軍事政變浪潮席卷拉美，該國卻能夠保持民主體制的穩定運轉；一些拉美國家備受游擊戰的困擾，該國卻能夠享受和平與繁榮。在許多研究者看來，這些表現足以使委內瑞拉成為拉美當代政治之中的“特例”。

石油既促使委內瑞拉走向繁榮和穩定，也帶給這個國家巨大的不確定性。該國以一種不均衡方式融入全球地緣政治和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之所以融入，是因為石油這種“黑金”對全球資本主義發展至關重要；之所以不均衡，是因為作為一個脫胎于殖民統治的“外圍”石油出口國，委內瑞拉政治—經濟發展進程與那些不受該國控制的政治—經濟力量緊密相連。對石油的依賴一旦形成，委內瑞拉就不斷遭受國際市場波動帶來的沖擊，經濟的大起大落成為常態。石油使該國從一個“考迪羅的無政府狀態轉向一種外圍依附的狀態”。該國從高度依賴可可，到高度依賴咖啡，再到高度依賴石油，始終沒有擺脫單一經濟的基本格局。

石油繁榮帶來“兩個委內瑞拉”：一個是有著現代化石油經濟的委內瑞拉，是美國的盟友；另一個是遲遲無法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委內瑞拉。在這個國家，一部分人受益于石油財富，可以前往歐洲逍遙度假，可以在周末到邁阿密瘋狂購物；更多的人處于石油業的陰影之中，其生活境遇在石油繁榮到來多年之后依然沒有根本改善。

在很長時間里，“委內瑞拉例外論”的光環籠罩著這個國家。一批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認為，該國擁有民主體制、強政黨和自由選舉，能夠控制軍隊，并以制度化方式化解矛盾。它的民主體制是穩定的、獨特的，也是優于其他拉美國家的，堪稱發展中國家的榜樣。1958年以來的委內瑞拉民主體制不僅超過許多拉美國家，甚至可以在一些方面與歐洲國家相媲美。隨著石油國有化在1976年實現，該國國民的樂觀主義情緒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當時，該國經濟保持高增長，而失業率很低，巨額的產業投資預示著經濟的多元化。在許多委內瑞拉人看來，自己的祖國可以依靠石油收入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認為委內瑞拉不同于其他拉美國家，因為它已經克服了長期折磨該地區國家的經濟政治危機。

“委內瑞拉例外論”幻象最終被殘酷的現實擊破。20世紀80年代，石油價格暴跌使該國出口收入銳減，經濟狀況急劇惡化。政府被迫在1983年2月18日實施的匯率浮動，導致本幣“玻利瓦爾”出現嚴重貶值。這一狀況意味著以石油收入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油價的下行、經濟的衰退、不斷加劇的通脹，都意味著政府無力維持以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維持精英共識和跨階級合作的物質基礎遭到破壞。另外，國家能力不足的痼疾暴露出來，政府一直規避進行必要的經濟調整或結構性改革，整個國家遲遲難以適應伴隨石油收入減少而來的新現實。時至20世紀80年代末，第二屆佩雷斯政府在成立之初就發起實施一場重大經濟結構改革。這場改革意在削減財政負擔、提升經濟效率、緩解石油收入下降帶來的經濟壓力，卻因為行事不周、犧牲下層民眾利益而激化了社會矛盾。20世紀90年代，該國政治穩定的“外衣”被徹底撕裂。兩場未遂軍事政變在同一年接連爆發，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總統因涉嫌貪腐而被彈劾解職，兩大政黨逐漸喪失對政局的控制力。

20世紀80年代以來，委內瑞拉經歷著一場深刻而長期的轉型。在經濟領域，委內瑞拉迫切需要降低對石油的依賴和拓寬經濟基礎，邁向一種非食利的、生產型的經濟。在社會領域，該國需要實現更高程度的融入，使下層民眾能夠充分享有石油財富以及由此帶來的發展成果。在政治領域，該國面對的時代重任是打破精英政治，沖破舊政治集團對權力的壟斷，使大眾實現充分的政治參與。

查韋斯崛起之時恰恰是委內瑞拉的政治經濟體制喪失活力之際。1998年，他作為政治“局外人”歷史性地贏得總統選舉，成為拉美左派崛起進程中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事件。他在執政之后發起“玻利瓦爾革命”，尋求以激進方式重構國家政治體制，積極探索具有自主性的發展道路。在“冷戰”結束以來的拉美民選總統之中，他是以社會主義定義自身政治事業的第一人，提出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謀求把本國轉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查韋斯的執政代表著對委內瑞拉現狀的巨大改變，他廣泛動員在蓬托菲霍時期受排斥群體，取得一連串耀眼的選舉勝利。在他執政后，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的分配發生巨大的改變，下層民眾開始在各領域事務中發揮更加積極和重要的作用，成為新社會理念、文化觀念和政治改革的支持者和踐行者。這些做法引發民意的嚴重分化和劇烈的政治對抗。在他執政期間，朝野雙方圍繞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DVSA）控制權進行激烈爭奪，反對派頻頻策動罷工和停工歇業，查韋斯政府在2002年幾乎被一場軍事政變推翻。擁查派和反查派相互對立、激烈論爭，以致該國的國內形勢被媒體形容為一場“冷內戰”。

21世紀初，委內瑞拉又一次站在歷史發展的拐點。既有秩序的平衡已經被打破，舊模式逐步為新體制讓位。查韋斯的執政和他發起的“玻利瓦爾革命”是該國謀求擺脫危機、走出困境的又一次努力。它既取得顯著的成就，也遭遇諸多挫折。國家的問題是結構性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必然是復雜的，某一政治力量的執政或某一次政黨輪替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問題。對這個國家而言，對新發展道路的探索將是持續不懈的，也必將帶來寶貴的收獲。

本文節選自《透視委內瑞拉：石油國家、查韋斯和玻利瓦爾革命》，王鵬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本書尋求在融匯歷史背景、區域環境和現實條件的基礎上，整體呈現委內瑞拉獨立200多年的發展歷程，探究該國發展大起大落的成因。本書結合三類因素——結構性因素（國家能力和資源稟賦）、制度性因素（代議制民主體制）和社會文化心理因素（食利心理）——展開分析，梳理委內瑞拉的歷史演變脈絡，揭示它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心理方面的主要特征，重點分析查韋斯政府探索替代發展道路的政治實踐，展望該國在推動經濟轉型、促進國家建構、探索替代發展道路和破除傳統社會心理束縛方面的前景，并分析其所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