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誰拍下南京大屠殺第一手影像資料？

文章來源為循跡曉講

在真實的歷史中，是由一位名叫馬吉的美國牧師，把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影視資料傳出去，讓國際社會知道了這場慘劇。而在戰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馬吉牧師拍攝的膠片也和另外兩本日記一起，成為了南京大屠殺最重要的證據。那么，在真實的歷史中，一個美國牧師為什么要拍攝大屠殺的景象？這些膠片記錄了什么？又怎么成為了南京大屠殺的證據？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講正文前，先講講馬吉牧師的背景。這位馬吉牧師是美國圣公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早在1912年就來到了南京，到1937年他已經在南京生活了二十五年，能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在這段時間，馬吉在下關挹江門的道勝堂教堂傳教，不僅給窮人們布道，還教他們識字，并給這些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醫療服務。馬吉牧師的這些善舉，贏得了很多南京人的尊重和喜愛。

◇圖為約翰·馬吉（John Gillespie Magee，1884年10月10日—1953年9月11日），美國圣公會傳教士

01 設立安全區保護中國人

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人挑起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入侵中國。這一年的秋冬季節，日軍占領上海并逼近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當時整個南京城內人心浮動，大批有條件的外國人都走了，但馬吉選擇留下來。他的動機很簡單，那就是在戰爭中，利用自己外國人的身份，為南京城里無依無靠的窮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到了12月初，南京陷落在即，馬吉和南京城內的其他外國人商量后，一致決定效仿法國饒家駒神父在上海的做法，在南京成立一個安全區。馬吉他們建立的這個安全區以美國大使館為核心，占地面積接近四平方公里，在里面設置二十五個難民救助所。

◇圖為南京安全區委員會成員，后排右一是喬治·菲奇，中間為拉貝

◇圖為南京國際安全區

到了12月13日，南京陷落，這個安全區也開始運作。當時，中國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外國人都承認這個安全區，而且承諾安全區非軍事化，希望這個安全區能阻止日軍闖入，最大程度保護逃命的難民?？上?，整個南京城早就變成了人間地獄，獸性大發的日軍哪會把安全區放在眼里，頻頻進入安全區燒殺搶掠。馬吉牧師本來希望自己能夠在安全區盡可能救助更多的難民，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不是“救不救助”的問題了。因為日軍這么大規模的暴行，不但讓傳統的救助工作收效甚微，而且極大地擊穿了人類的道德底線。為了阻止日軍繼續施暴，馬吉牧師也不是沒努力抗爭過，他經常舉著十字架站在安全區入口，對著日軍大聲呵斥讓他們不得闖入，但是日本人根本不聽他的，該發生的悲劇還是發生了。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馬吉并沒有被沮喪擊垮，他決定用另一種方式去為慘死的難民做點什么。

◇圖為約翰·馬吉牧師使用的攝影機

02用影像記錄日軍暴行

這種方式就是用影像把日軍的暴行記錄下來。正好，馬吉牧師有一個16毫米的膠片攝影機，這玩意在當時是個稀罕物，他平時就拿這部攝影機記錄一下教堂的各種活動，早就把攝影機這種高端貨玩明白了。于是，當日本人在安全區內外不分差別地屠殺難民時，馬吉拿起了自己的攝影機，盡可能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拍了下來。在他的鏡頭里，有渾身鮮血的小女孩、有頭蓋骨被砍開卻僥幸活下來的小男孩、有眼神呆滯的母親、有燒毀的房屋、被拖走的尸體，還有那些躲在教堂墻角，瑟瑟發抖的難民。

◇圖為約翰·馬吉牧師隔窗偷偷拍攝的畫面

這些場面連日軍自己的隨軍記者都不能隨便拍，怎么能讓一個外國人拍到呢？這是因為，馬吉拍的很多東西，用現在的話說是“后果現場”，像什么傷員、尸體、被燒毀的房屋、被砍傷的平民、遭強奸后的幸存者等。這些影像就是在日軍施暴結束，離開之后，馬吉牧師在安全區內拍攝的。在當時日本表面上還在維持一個文明國家的形象，盡量避免和歐美國家撕破臉。因此，日本人面對一個美國傳教士還算客氣。盡管這樣，馬吉還是萬分小心，因為在當時的南京城里，有不少日軍已經失去了起碼的理智和人性，真要和這幫禽獸硬碰硬的話，倒霉的還得是自己。因此馬吉每次拿出攝影機，都會非常謹慎，一是保證自己的安全，二是保證拍到的東西能夠清晰證明，這就是日軍暴行的后果。

到了1938年一月，持續六周的大屠殺終于結束。日軍一方面對外聲稱南京的秩序已經“恢復”，另一方面強迫把躲在安全區里的中國人驅趕回家，這實際上就是解散安全區。馬吉牧師知道接下來他已經沒有了特殊身份保護，日軍隨時可能搜查他，所以他必須盡快將手里的膠片送出去，于是，他把原始膠片剪成了數段，并給每一段都做了一份拷貝。當一些傳教士和西方外交官撤離南京時，馬吉把分成數段的膠片交給幾個信得過的友人。其中包括美國紅十字會的成員，美國使館工作人員等等。他們有的人把膠片拷貝藏在行李中；有的人把膠片藏在大衣的內襯里，穿在身上帶到了上海外國租界；還有的人把膠片藏在外交郵袋當中，因為外交郵袋受到《維也納外交公約》保護，不受日軍檢查。可以說，這是當時最安全的運輸方式，而這些藏在外交郵袋中的膠片，也安全抵達上海租界和香港，最終輾轉送到了美國。

◇圖為1938年5月16日，美國《生活》雜志刊登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這些照片正是翻拍自馬吉默片

03用電報報道南京城悲劇

在馬吉的膠片到達美國之前，他和其他的西方人就已經用電報的形式把南京城的悲劇報道給了外界，在1938年一月已經讓西方媒體嘩然。當時日本外務省內部警告大本營：繼續放任南京局勢，將嚴重損害國際形象，特別是與美國關系。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南京之暴行，因外人廣泛目擊，已無可能壓制；須有人對此負責?！彼裕虾Ｅ汕曹娝玖铋L官松井石根也被撤職編入預備役，這也是日本對外戰爭歷史中，罕見的因為“民事擾亂”而更換高級將領的案例。到了1938年春天，馬吉牧師也回到美國，他立刻著手剪輯這些膠片。最終剪出來十分鐘左右的成片。這是歷史上唯一一份在南京大屠殺時拍攝的影像資料。

隨后，馬吉牧師把成片在教會，紅十字會，大學和媒體機構中放映。而且馬吉親自出席放映會，給美國人現場講述南京城內發生的慘劇。對于馬吉牧師來說，播放這些影片有兩個目的，一是為南京幸存的難民爭取到更多的人道援助，二是出于傳教士的正義感，他就要揭露南京城里日軍的暴行。等到這部影片放映之后，立馬在美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在一些美國城市，觀眾還沒等到影片結束就淚灑當場。

當時，包括《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等多家美國媒體對“南京暴行”進行了廣泛傳播報道。大量美國教會和民間機構了解到南京的慘狀后，紛紛慷慨解囊，對中國捐款捐物。與此同時，影片中展示的日軍暴行也讓美國社會開始對日本有所警覺。甚至有人開始質疑美國政府的中立政策，他們說，既然我們親眼看到了日本人犯下這些暴行，美國政府應該出手制止，為啥還對日本保持“中立”？還有一部分國會議員看了馬吉的影片之后，強烈呼吁不能光在嘴上譴責日軍的暴行，起碼要有所行動才行。這些民意的出現，也成了美國對日本政策轉變的先聲。而日本方面得知馬吉放映影片，一開始還試圖辯解。日本駐美國大使館還私下抗議美方“傳播歪曲中國戰爭真相的影片”，而日本軍部從此之后也加強了對戰地記者的管控，更多的照片被打上“不許可”的印戳。雖然從后面的歷史的進程上看，馬吉的影片沒有改變日軍在中國肆虐囂張的氣焰，但西方世界對日本觀感的急劇轉向正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樣的轉向在幾年之后，也終于把日本推向了全面與英美開戰的不歸路。

◇圖為出席東京審判的約翰·馬吉牧師

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之后，盟軍準備在日本首都東京審判戰犯，馬吉的影片就成了南京大屠殺最重要的證據。馬吉本人也出席了東京審判，他的影片更是作為第146號呈堂證據，被中方檢察官向哲濬正式提交，并當庭播放。這里多說一句，在日本投降之后，日軍曾經有計劃地銷毀各種罪證。而在當時審判現場，松井石根的辯護律師也聲稱，沒有證據證明南京城內發生了大屠殺，更沒有證據表明松井石根需要對此負責。針對這些問題，中方檢察官向哲濬先是調取了松井石根親自簽發的命令，其中就有“發揚日本威武，而使中國畏服”的說辭。向哲濬還特別提醒法庭注意“畏服”的含義，這清楚地表明松井石根不但對南京的暴行知情，而且是縱容的態度。

至于南京城里到底發生了什么，最有力的證據當然是馬吉的影片了。這部短短十分鐘的影片在法庭播放時，成了整個審判中最沉重、最沉默的時刻之一。當時一名記者回憶說，“影片結束時，整個法庭像被凍結了。沒有人開口，只有死一般的沉默。”等到影片放映結束幾分鐘了，法官才緩過神來敲錘繼續審判。面對這樣鐵一樣的證據，松井石根和其他幾名被告，要么低頭不語，要么閉眼不看。而日方辯護團律師表示這是“非官方的私人影像”，有可能被“惡意”剪輯加工，不能作為呈堂證據。不過，法官在仔細審閱了其他的材料之后，駁回了日方辯護律師的意見，給出理由是“影片由可信第三方”，也就是美國牧師拍攝，“經由諸如紅十字會、美國國務院這樣的中立機構傳遞，并已在多方核實?！狈ü賯冏詈舐暶鳎骸氨居捌哂心繐粽吲臄z、未經敵對政府操控的特性，可采信為證據。”這是戰爭審判史上首次使用影片作為動態直接證據；馬吉影片的播放讓“南京大屠殺”這一詞匯正式進入國際法庭話語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研究者描述，馬吉默片再度出現在中國人視野中的時間是1984年。當時籌備建館的工作小組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發現了美加合拍的《中國近代史》，小組成員拷貝了其中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影像資料，并將其編輯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錄片中?！凹o念館”工作人員直到1991年觀看了11分鐘版馬吉默片后，才確認當時《中國近代史》的部分影像正是出自該片。圖為1984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片頭

04 來自其他國際友人的證據

當然了，如果中方只能拿出馬吉的影像資料，那也只能是孤證。幸好當時的南京還有不少外國人留下了他們的證詞和日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國人拉貝的證詞和美國人魏特琳的日記。拉貝是德國西門子公司在南京分部的負責人，同時也是一名納粹黨員。當時，日本和納粹德國關系非常近，可以說是合作無上限的準盟友。作為一個納粹黨員，如果貫徹黨性的話，拉貝理應對日本軍隊的暴行充耳不聞。但是，他出于人道主義原則，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不僅牽頭建立南京安全區，積極保護中國難民。還在南京大屠殺之時抗議日軍暴行，并把自己看到的一一記錄在案。在那段日子里，拉貝幾乎每天都以德國納粹黨員的身份向駐南京日軍發出抗議，比如“我親眼見到3名中國女性被拖進巷子，半小時后出來時衣不蔽體?！痹俦热纭叭哲姀钠矫裰须S意拉人槍斃”等等。

◇圖為拉貝先生

等到1938年2月，拉貝調回德國后，也把這些抗議信和手稿帶了回去。他還想著在德國國內講自己在南京看到的慘劇，結果遭到蓋世太保的敲打，命他不得公開談論南京事件。而到了1946年，東京審判的時候，此時的拉貝生活困頓，身體狀況極差。雖然國民政府力邀他來東京，但他的身體狀況已經能到東京出庭作證了。即使如此，他當時保存下來的抗議公函，也成了至關重要的呈堂證據，比如有一封他寫給日本軍方的抗議信，里面就說：“日軍不顧安全區的標識和國旗，持續在區內抓人槍殺、強奸婦女。我作為德國國民、納粹黨員，無法理解。這與日本皇軍‘仁政’精神有何相符之處。”拉貝的大量抗議信內容，和馬吉牧師的膠片完全能夠相互佐證，而且如果一個納粹黨員都對日軍的暴行無法忍受，那么這些日軍有多么禽獸不如也就可想而知了。

◇圖為1937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圖中左一是魏特琳女士，右一是德威南夫人

除了拉貝之外，美國人魏特琳的日記也非常重要。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教務長，她每天都在目睹日軍的暴行，幾乎天天都有婦女被日軍強行帶走暴力侵害。為了阻止日軍暴行，魏特琳多次一個人站在大門口阻攔持槍日軍入侵，但根本無濟于事。在此期間，她多次嘗試聯系日軍憲兵、警察、德國使館、南京安全區委員會；留下了大量抗議記錄和對日軍無視承諾的筆記。不幸的是，魏特琳在經歷了南京大屠殺之后，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最終在1941年自殺。而她的日記在東京審判中作為重要的旁證，被用來支持“日軍指揮官未加遏制士兵暴行”的指控。就這樣，馬吉的影片，拉貝的抗議信和魏特琳的日記形成了三角互證結構，提高了證據鏈的強度?？梢哉f，正是這些國際友人的影像記錄和文字證據，才構成了給南京大屠殺的元兇首惡們定罪的關鍵。有了這些過硬的證據，對松井石根這些畜生的審判也就順理成章了。讓這些畜生想逃避責任也沒法逃掉。

◇圖為《朝日新聞》報道的“百人斬”比賽

除了這三份證據之外，南京大屠殺的證據層出不窮。這其中有幸存者的證言，有戰后挖掘的尸骨堆，甚至還有日軍當年為了耀武揚威刊登的新聞報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所謂“百人斬”比賽。在這一樁樁的鐵證面前，日本方面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責任人基本得到了應有的下場。像松井石根作為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主要參與南京大屠殺的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被判處死刑槍決。而當年因為所謂百人斬洋洋得意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也被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槍決。毫無疑問的是，在審訊這些南京大屠殺的元兇過程中，馬吉牧師冒死拍下的膠片就是最重要的物證?？梢哉f，如果沒有馬吉牧師冒著巨大危險拍攝，傳出來的這些膠片。就算是抗戰勝利了，對這些個南京大屠殺元兇的審判也不會那么順利。

如今，除了極少數的日本極右翼，國際上對于南京大屠殺早就有了公論。在那段至暗歲月中，幾十萬同胞因為日軍跌破人類底線的獸行永遠失去了性命。當時日軍也深知自己犯下這樣的暴行見不得光，對自己的暴行是想方設法百般遮掩。這樣的情況下，只有記錄下真相，才是對死者最大的慰藉，也是日后還原歷史，審判元兇時最有力的證據。歷史的意義是什么？關于這個問題，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有說微言大義的，有說以史為鑒的。但最起碼，歷史應該是真實的，應該以最大的努力為那些沉默但真實存在過的人留下記錄。

◇圖為電影《南京照相館》故事原型人物羅瑾先生

◇圖為電影《南京照相館》故事原型人物吳旋先生

◇圖為電影《南京照相館》故事原型人物羅瑾先生制作的重要相冊

在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一個名叫羅瑾的照相館學徒，在沖洗日軍軍官送來的交卷時候，發現了日軍屠殺暴行證據。為了保存這些罪證，他多洗了幾十張，又選了其中16張做成一個小相冊保存。后來，這本相冊一直被羅瑾等人偷偷保存起來。一直等到1946年，南京國民政府貼出布告，號召市民們檢舉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行。這時候，這本塵封已久的相冊才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