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罪”簡單得近乎荒謬：《我的哲學“罪案》

第一次讀到明朝方孝孺的故事時，我心里是發冷的。

燕王朱棣奪位，逼他起草即位詔書。
方孝孺擲地有聲一句：“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于是，誅十族。
所謂十族，是傳統九族之外，又添上了他的門生。
在皇權一手遮天的年代，這已經是酷刑的天花板，是刻在史書里的血色恐怖。
那時我總以為，人類在株連這件事上，大概已經走到了極致。
直到后來，我讀到了楊獻珍。
楊獻珍這個名字，如今知道的人不算多。
但他寫過一本書，書名讀來字字扎心——《我的哲學“罪案”》。

一個潛心治學的哲學人，竟要給自己的半生經歷冠上“罪案”二字，這五個字背后的重量，已經勝過千言萬語。
他的“罪”，說起來簡單得近乎荒謬：
在課堂上，他說，事物的規律，既是“一分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
這話放在任何一本哲學史教材里，不過是再尋常不過的辯證思考，半點算不上驚世駭俗。
可在特定的政治語境里，這一句話，就成了洗不清的“原罪”。
接下來發生的事，比誅十族的故事，更讓人心底發涼。
一場圍繞這句話的“討論”，在全國鋪開。
凡是在文章里、講話中，對“合二而一”表過贊同的人，姓名、單位、住址，被一一登記在冊。

這些名單被轉回每個人的原單位，等待他們的，是一場場“各自處理”的風暴。
你是不是楊獻珍的學生？不重要。
你認不認識他這個人？不重要。
你只是在文章里，為這個觀點點過一次頭？這就夠了。
中央黨校里，有人不堪重壓，被逼跳湖自盡；
有人走投無路，投井結束了生命；
軍隊之中，甚至有人因為寫文章認同這個觀點，被判處死刑。
看到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了方孝孺。
方孝孺被誅十族，聽起來慘烈無比，但至少，“十族”是一個有邊界的數字。
而楊獻珍的這場“哲學罪案”，牽連的人，根本沒有數。
它不按血緣算，
不按師承算，
只按一條看不見的線來劃分——
你的思想，站在哪一邊。
這是一種更隱蔽，也更殘酷的株連。
它不需要刀斧加身，
不需要昭告天下，
只需要一張名單，一次轉送，一輪又一輪無休無止的批判。
不見血的刀，往往更鋒利。
后來，楊獻珍把這一切，都寫進了《我的哲學“罪案”》里。
他說，自己的講稿被逐字逐句編號、立卷，封皮上寫著定下的總罪名；

他說，《人民日報》曾在頭版，刊登過一篇《抖楊獻珍的底》的文章；

他說，既然別人要抖他的“底”，那他索性自己寫出來，把這一切，留給歷史評判。
讀到這里時，我心里很清楚：
他寫這本書，從來不是為了為自己辯護。
他是想提醒后來的人：

當思想被貼上“罪”的標簽，當異見被當成洪水猛獸，誅十族，從來都不是終點，只是一個開始。

方孝孺的時代，殺人還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楊獻珍的時代，連“理由”本身，都能無限生長、無限牽連。
回頭再看“誅十族”這三個字，它早已不只是一個歷史名詞。
它更像一把尺子，一個刻度。
刻度的另一端，刻著一句更讓人不寒而栗的話：
只要你想得和他一樣，你就是他的“族人”。
這，才是我合上書頁后，真正感到徹骨寒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