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3日凌晨零點剛過,黃河上空出現一道低飛的光點——一架伊爾-14運輸機正旋翼轟鳴。艙門敞開,綁著降落傘的木箱被推入夜幕,箱側燈泡閃爍,像一顆急墜的流星。河灘上堆起的四堆柴火發出沖天火光,千余名悄聲屏息的筑路民工盯著天空,他們正等待一件決定生死的禮物。
時間倒回十四小時。春節余味未散,山西平陸縣張店公社的第三連收工晚餐,鍋里是高粱米加白菜。工地連日趕工,人人都餓,湯飯入口不到片刻,十幾人捂肚蹲地,接著更多人出現劇烈嘔吐。排長李忠年翻動自己的飯碗,在米粒間摸到幾粒暗紅色晶體,嚼了一下,舌根立麻——“紅信”,即砒霜。他驚叫:“中毒了,快去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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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點出頭,距出事地二十里外的縣委禮堂里,干部們正在開擴大會。公安局長燕英杰匆匆闖入,向第一書記郝世山低聲匯報。郝世山五十出頭,沒多話,抄起大衣,轉身就吼:“會先停,救人要緊!”他調來縣里唯一的大卡車,把縣醫院最能干的醫生和設備一口氣送往工地。
深夜十一點,張店臨時醫務點燈火通明。洗胃溶毒、注射強心、綠豆甘草湯,全用上卻收效甚微。會診結論直指要害——唯有二巰基丙醇能化解砒霜,但全縣庫存告急,只能湊出十幾支,遠遠不夠。醫生解克勤掐表計算:“最遲四日天亮,藥再不到,人就沒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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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再等。郝世山拍電報直通北京,字里行間只有一句話:“六十一名工友危在旦夕,急需一千支二巰基丙醇。”與此同時,他讓兩名司藥飛奔黃河邊,夜渡茅津渡去三門峽求援。老船工王希堅被急促的敲門聲喚醒,嘀咕中點起風燈,“夜里過河要命啊。”聽說是救人,他一句“坐穩嘍”便撐船破浪而去,打破了渡口千年不夜渡的禁忌。
三門峽空蕩的藥庫沒能提供哪怕一支特效藥,只給出一串電話號碼:“北京八面槽特藥店。”無奈之下,所有熱線同時撥向首都,北京夜班接線員老胡接過電話,恰在下班前的鈴聲嚇了他一跳。聽完匯報,他只說一句:“別急,我們來想辦法!”
電話很快轉進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當機立斷,命令:立刻全國調藥,必要時動用軍機空運。問題隨之而來——那一千支二巰基丙醇此刻不在藥店,而是存放在三十里外的倉庫,原本準備分發到各省。青年工人王英浦主動請纓,蹬著舊三輪出發。寒風凜冽,他一路高喊“救命藥,借個道”,街頭年味正盛,卻無人抱怨,只見行人紛紛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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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半小時后,王英浦滿頭是汗把藥箱搬回。店員們連夜清點,給每十支安瓿綁上小燈泡,又加裝棉被做緩沖。晚上九點整,一輛勝利牌轎車將其疾速送抵南苑機場。機長周連珊和機組已待命,命令只有一句:“務必安全到達,保證完好空投。”
伊爾-14迎著西北飛雪穿越太行上空。為了準確投落,飛機被迫下降到五百米,山影在翼尖掠過。周連珊透過駕駛窗低聲提醒:“再低就擦山尖了。”領航員對著秒表倒數,保傘員猛地將藥箱推出艙門。夜空里一道白傘緩緩張開,燈光跳動如螢。
地面吶喊聲此起彼伏。“降落傘,看見了!”幾百只手電筒追著亮點移動,藥箱落地無損。司機沈亮寬抱起木箱,鉆進轎車,油門踩到底。顛簸山路五十里,他只用五十分鐘趕到公社醫院。凌晨一點整,第一針毒素解劑推入靜脈,危重的趙滿倉睜開眼,“還活著啊?”他艱難吐出這五個字,病房里爆出壓抑了一夜的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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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千支二巰基丙醇陸續注射,六十一名民工全部轉危為安。可疑的粉末已送檢,同一鍋高粱飯中的殘渣證實含砷劇毒。公安聯合調查隊連夜行動,很快鎖定張德才與回申娃。前者原是日偽、國民黨“雙料”舊兵,后借筑路混跡連隊,被撤職后懷恨投毒;后者則私售砒霜。三月,兩人被依法處決。
平陸劫后重生。到1961年5月,風南公路全線貫通,第一批水電物資自此源源運往三門峽工地。此事經《中國青年報》2月28日刊出《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一文迅速傳遍全國,上百家媒體跟進報道,數以千計的詩文歌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壯舉。多年后,幸存的筑路工人提到那夜,仍記得飛機轟鳴聲與柴草火光交織的畫面,他們笑說,那是此生見過最美的“空中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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